谈 谈 古 人 登 庐 山 -------罗龙炎

发布时间：2009 - 02 - 26 编辑：钟剑 来源：寻庐人文网

 

 

 

 

        在水交通时代，九江“襟带中流”，为“舟车冲要”。考察古人登庐山，多为“便风顺流”由水路而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个原因和优势，使九江庐山文化的发育较之那些地域“僻左”之地，要早得多，悠久得多，因而，其积沉与内蕴也丰厚得多。

古人登庐山活动与庐山文化构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给庐山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发育发展做出了种种贡献。大禹登庐山治水的传说，掀开了庐山文化的第一页。大史学家司马迁登庐山,将“庐山”的名字载入华夏正史的史册。在庐山文化大厦奠基时期，慧远做出了的种种开创性的建树。李白苏轼等一大批诗人的山水诗把庐山山水诗推上了中国山水诗的高峰。白居易的山居山游对庐山文化的建树亦不同凡响。陈舜俞、桑乔、毛德琦、吴宗慈等登山修志共同书写了庐山志书的辉煌。他们在庐山所留下的大量的卓识与佳制，不仅丰富了庐山文化的宝库，同时，它们所具有的文化典型性,也奠定了庐山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古人登庐山对今天我们的驴行有许多宝贵的启示。有志于为庐山文化作点事情的朋友，应该力求做一个有“文化自觉”的登山者、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登山者、一个勤勉智慧的的登山者。

 假如以圣人大禹登庐山算起,至今已经几千年了。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在庐山山道上攀登探索的人，前去后来，绵绵延延，从最早的涓涓细流汇成今日的泱泱大波，已经形成了一条十分壮观的历史之河。缘波溯源，我们对古人登庐山的情形做些探讨，也许对我们今天的驴行会有一些启示。

 一、便风顺流来匡庐——兼谈水交通时代九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交通，是人类活动的关键凭籍，旅游活动更是如此。在未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古代，水路是人类交通的主要途径。

九江由于水道众多、水域深广，更由于九江处在襟长江带鄱湖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九江在古代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鄱阳湖是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主要水道。

据有关历史记载，早在上古时代，干越人就是通过水路进入中原的。“其入中国（中原）”的路线，就是乘船从现在的信江、赣江顺流而下，进入鄱阳湖，然后在九江一带出湖口进入长江，再溯江西上，入汉水北上，而达中原。实际上，不仅上古时期是这样，就是在出现铁路、公路之前长达几千年的古代中国，这条通道一直都是沟通中国南北的主要大通道。只是隋代开通运河沟通江淮水系后，这条大动脉自九江而北，分为了东西两条线。由岭南方向北上，多是过大庾岭，入赣江，过鄱阳湖，抵九江后，再根据需要分东西二路北上。东路从九江出发，沿江东下，经扬州进入运河，沿途再经江苏准安、安徽宿州、河南开封等地而进入黄河，过洛阳而至长安一带。西路则由九江溯长江西行，经湖北武昌，转入汉江北上，然后上岸经陕西商州地区而抵长安一带。反之，由北而南亦然。南北沟通，不管是走东线还是走西线，九江、鄱阳湖都是必经之地。显然，由于赣江和鄱阳湖水系汇集于九江，并与长江连通，使九江在中国水交通时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枢纽地位。正因为如此，史籍多称九江“襟带中流”，为“舟车冲要”。

古代南来北往的商旅财货在九江集散，走的基本是这条水路；迁客骚人过九江，许多人走的是这条水路。同样，古人来九江登庐山，走的多半也是这条水路——

●公元前21世纪的上古时代，“九江孔殷”，大禹治水来南方，曾到过九江、彭蠡、庐山，并登上庐山之巅，于汉阳峰刻石记事。据唐人《玉堂闲话》载，“庐山有上霄峰，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窍以系绳。”既要“泊船”，当是水行。

●如果说大禹泊船庐山只是个传说，那么，说秦皇汉武从水路来九江庐山，则有记载可征。《水经注》载，“庐山之南有上霄……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叹斯岳远，随记为上霄焉。”《史记·孝武本纪》载，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南巡，“至江陵而东，……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所记水路路线已比较具体。

●对庐山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慧远从水路来九江庐山的路线，则更为具体。晋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晋僧慧远因战乱率弟子从湖北襄阳振锡南游，原打算过武昌，抵九江，入鄱湖，流赣江，过大庾岭，去广东罗浮山。但他自武昌抵九江后，因顺道至西林寺看望师兄慧永，得见庐山“清静闲旷，足以息心，”才决定在庐山修禅弘法，撰文立说。

●魏晋时期的诗人湛方生，是早期庐山山水诗的重要作者之一。逯钦立编《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他的诗不到10首，其中就有三首是写九江庐山山水的，即《庐山神仙诗》（并序）、《帆入南湖》、《还都》。他的诗，不仅表明了他是由水路至九江的，而且第一次具体描写了舟行鄱阳湖远望庐山的情景：“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帆入南湖》）“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还都》）,较为生动地描写了他在行舟中所见庐山之雄峻与鄱阳湖之秀美，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著名的文士，据有的学者说他是“第一个爬上庐山高峰的诗人”。他也是从水路来的。《入彭蠡湖口》一诗所呈现的水行情景，比湛方生所写更为鲜活生动。这首诗是宋元嘉8年（431年）春天，谢灵运由南京乘船过九江，经鄱湖去临川上任时得便再次游庐山所作，写的是舟行彭蠡所见所感。傍晚时分，船行月下，由长江从湖口进入鄱阳湖，四周静谧，不时有哀厉的猿声传来，令人竦竦然；暮色下，放眼望去，是一片锦绣绿野，而庐山高耸的岩崖上，泊浮着朵朵白云。诗人细腻地描写湖光山色所唤起的美感，展示出一幅气韵生动的以鄱湖庐山山水为背景的春晚水行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谢灵运略晚的一些诗人如鲍照、范云、江淹等人的诗作中，还有不少的诗观照描写庐山的角度，都是舟行鄱湖、从湖上远眺庐山的角度。比如范云的《泛宫亭湖》诗：“回鲈承派水，举帆逐分风。漾漾疑无极，飘飘似度空。墙乌排鸟路，船影没河宫。孤石沧波里，匡山苦雾中。……”正是这些从鄱湖的角度观照庐山的诗，使我们从中了解到他们多是从水路来庐山的。

●这种从长江鄱湖望庐山的角度在唐人张九龄和孟浩然的诗中尤为明显。张九龄的《彭蠡湖上》、《湖口望庐山瀑布》、《入庐山仰望瀑布水》和孟浩然的《彭蠡湖中望庐山》等诗，都是写从鄱阳湖上观赏庐山的情景，显现出庐山“万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的幽秀之美。单从诗题上就可以明了诗人舟行鄱湖来庐山的路径。

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香炉峰》，则以“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告诉我们，他走了几千里的水路，才来到庐山脚下。

●这种情形，在与庐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唐代大诗人李白那里也不例外。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正年轻，二十五岁。他抱着“四方之志”，“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出夔门，浮洞庭，游襄汉，过鄱湖，第一次来庐山，即写下神采飞动的《望庐山瀑布》和《庐山五老峰》诗。诗中“遥看瀑布挂前川”和“青天削出金芙蓉”的视点,显然都在鄱阳湖方向。

●和李白齐名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从长安来九江的，走的就是当时的水上大通道。他在《草堂三谣》中记载，“前年左迁，东南万里交游，别我于国门。亲友送我于浐水，登高山兮车倒轮摧，渡汉水兮马跙蹄开。”这里，他明确告诉我们，他是由“渡汉水”这条路径来九江的。

这种由水路而至庐山的情景，在唐以后的历代诗文中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此后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游记渐多，其中有不少游记直接记录了游者水行的具体路线。如宋代的名相李纲在《送陈渊几叟游庐山序》中就有记述说，“予自豫章之京口，道庐山脚下，便风顺流，日数百里，……昼卧舟中，仰望五老。香炉诸峰，巉然倚天，云烟出没，顷刻万态，欣然乐之……”。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也在旅行日记中写明，他们一行行至九江后，“易小舟，沿江南入龙开河，二十里，泊李裁缝堰，登陆……”清代的潘耒在其游记中说，“……游黄山已，即从饶州泛鄱阳达九江”，游庐山；恽敬亦在游记中说，“敬以事绝宫亭，泊左蠡，……艤星子，因往游焉。”这些记录，都一一表明他们都是“便风顺流”来庐山的。

这个“便风顺流”，在现代交通的时代，对九江庐山文化发展的影响也许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因素，但在水交通时代的古代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九江，北濒长江而南屏庐山。作为九江的地标，庐山，在古代就有很高的知名度。有古人说，“自有天地，即有五岳。五岳外，甲东南者有庐山。”也有人说，“宇宙间名山胜地，自五岳而外，首推匡庐”，还有人说，“匡庐者，天下之名山也，自六代唐宋以来，所称山水之灵异几与五岳埒（lie）。”这种种评价，都把庐山与五岳相提并论。吴宗慈在《庐山志·自序》中则更明确地说，“国内名山多矣，其历史悠远，繁赜而延绵，至数千年不绝者，盖莫庐山若。”那么，在中国，是不是能与五岳相提并论的山，就只有庐山呢？当然不是。其实，中华名山多的是，远的不说，就说与庐山相去不过三百多公里的黄山，其奇险雄伟自不在庐山之下，为什么在古代、尤其是在唐代之前，其知名度远不如庐山呢？或者说，除了本身雄奇俊秀而外，庐山还凭籍什么在古代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呢？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就是因为九江庐山襟江带湖，“便风顺流”，处在中国古代大交通线的枢纽部位，比别的地方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迁客风雅之士及其文化的熏染。

其实，近代大学问家章炳麟已十分精当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在为吴宗慈编撰的《庐山志》所作的“题辞”中说：

        中国名山数十，自五岳及终南、青城、苍点、峨眉，近有黄山、括苍。其地域或僻左，或当孔道而航船不得至，独庐山枕大江，蕃客俗士，即易窥其变迁乃如是，故地势然也。

正是这个原因和优势，使九江庐山文化的发育较之那些地域“僻左”之地，要早得多，悠久得多，因而，其积沉与内蕴也丰厚得多。打个比方说，庐山就象一个姿质美丽的女子，当与她同样美丽的那些姑娘还封闭在山村野岭沉睡不醒的时候，九江庐山却在南来北往迁客骚人才情风雅的薰染下，已经渐渐“文化”起来，早已出落成一名诗书满腹、文采飞扬且声名远播的大家闺秀了。

所以，我以为，水是九江庐山文化之母。在古代，九江庐山不仅由水而通，由水而兴，而且也由山水而风雅。

 

二、特行佳制留庐山——古人登庐山活动与成果略说

 

文化是什么？有一种最简单也最明了的解释说，文化就是人化。就是说文化是人的活动在这个世界所留下来痕迹的集合，就是人所创造的文明的总和。

古人登庐山活动与庐山文化的构建是密切相联的。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选择其中的典型者，做点简单的宏观的分析观照，看看他们给庐山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发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大禹登庐山治水的传说，掀开了庐山文化的第一页。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以登庐山＂观禹疏九江＂的简约记载提到这个传说。慧远在《庐山略记》中记得比司马迁稍微详细，他说庐山“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人之所罕经也。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至天庭焉。”依远公之言，大禹当年登庐山治水是登上了庐山最高峰的。后来这个传说衍生出的庐山“禹迹”处处，禹王崖、禹王洞、禹王台、禹刻等等都在汉阳峰、上霄峰一带。《水经注》、《图经》、《浔阳记》、《一统志》等古籍上，也都有大禹登庐山治水的记载，说大禹曾上紫霄峰，眺六合，望水湍，并刻石为记，至今尚有“洪荒漾，予乃撵”六字可辨。尽管大禹登庐山治水只是历史传说，但这个世代相传的传说对于庐山文化的意义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是庐山文化的源头；它标示了庐山文化的悠远性；它把庐山文化的源头与华夏文化的源头（三皇五帝）一下联系到了一起。难怪《豫章诗话》（明·郭子章）说，“予谓石室六字，实开豫章万世文字之祖，与衡山禹刻并大域中。”

●大史学家司马迁登庐山,将“庐山”的名字载入华夏正史的史册。

司马迁刚刚二十岁时，游历了中国南方许多地方，为日后修史进行实地考察。公元前126年，他登上了庐山，他是相信大禹曾过彭蠡上庐山治水的。后来他在《史记·河渠书》中十分难得地记下了“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十个大字，明白地记录了他的九江庐山之行。这一记录虽然简短，但却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性记录。它毫无争议地表明，“庐山”之名，早在二千多年前就进入了华夏的正史，而且进入的是由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伟大历史巨著《史记》。这一历史性的记录，在庐山文化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无疑也是奠基性的。

●在庐山文化大厦奠基时期中，慧远做出了的种种开创性的建树。

撇开众所周之的他在佛教文化方面卓越的建树不谈，单就纪游一面而言，他的作为同样具有开创性。

①慧远“石门聚游”之举开同好激赏山水风气之先。

魏晋时期，随着人们山水审美意识的逐渐自觉，自然山水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人们激赏体悟的对象和“心”的家园。由此，登临揽胜，游赏山水，寄情自然之举，一度在文人雅士中形成风气和时尚。名士王羲之与同好会于稽山阴之兰亭，在山水怀抱中，曲水流觞，游目骋怀，举行著名的“兰亭雅宴”之情景，就是当时人们寄情山水时尚的美谈和写照。与兰亭雅宴同期甚至更早，慧远在庐山也上演了一出与“兰亭雅宴”同样优雅的“石门聚游”。

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仲夏，慧远“因咏山水”，特与“交徒同趣三十余人”，“拂衣晨征”，“历险穷崖”，“猿臂相引”，登庐山石门，

同游共咏。石门中，双阙对峙，重岩映带；清泉分流，绿渊镜净；文石发彩，焕若披面；虬松芳草，蔚然光目；气象尤为神丽。“霄雾尘集则万象隐形，流光迴照则众山倒影，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当此之时，“众情奔悦，瞩览无厌”，“乐不期欢”而“信有味焉”。同游者无不为石门的奇观美景喟然嗟叹，徘徊流目，直至“太阳告夕”。慧远的“石门聚游”和我们今天的驴行何其相似乃尔！“石门聚游”，聚同好同游共咏，距今1600多年了，在庐山旅游史上，甚至在中国旅游史上都是开创风气之举。

②慧远等纪游庐山的诗文，发中国山水诗文之轫。

庐山是中国山水文学、特别是山水诗的一个重要的策源地。慧远等聚游于石门，“众情奔悦”，“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于是慧远与庐山诸道人游石门的诗文便由此而诞生。可惜由于年代久远，留下来的诗文多所散失。现存的有《游庐山》、《庐山诸道人游石门（并序）》和刘遗民、王乔之、张野等人的《和慧远游庐山》诗。《游庐山》向为历代文人所重。《豫章诗话》上说，“此诗为庐山有题咏之始。”此诗写庐山崇岩幽岫，气清声和，诗人悠游其间，信步而行，竟忘其所适，虽然这首诗还不是纯粹的山水诗，其中仍渗透着玄言诗的佛玄气息，但自然山水毕竟构成了该诗审美的主要对象，已鲜明显现出初创期山水诗的面貌。这个时期慧远、湛方生、谢灵运等人的庐山山水诗，都是中国山水诗初创期同期的名篇，它们既是早期庐山山水诗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早期中国山水诗的重要代表。

与此相联系，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一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是我国早期山水游记的发轫之作。《石门诗序》不仅生动记写了慧远“石门聚游”的盛况，以及石门的幽深神秀，还描述了当时山水诗孕育滋生的情形，是早期山水散文的优秀代表作。

③慧远的《庐山略记》（一作《庐山记》）乃庐山历代山志之祖。

从晋代开始，记述庐山的文字很多。慧远的《庐山略记》和周景式的《庐山记》就是最早山记的开宗之作，在庐山山记典籍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庐山略记》虽简约不足千言，却以精炼形象的语言，记述了庐山所处方位、名称由来、山体之行状，描述了庐山峰壑、云瀑、草木、禽兽之种种奇异景象，以及匡续遁隐、太史公登游、董奉复馆、沙弥凌空、神仙之庐等历史传说和故事，对后世众多山记多有影响。尤其是周景式的《庐山记》失传已久，故慧远的《庐山略记》就显得弥足珍贵，向为后世庐山志记的编撰者所推崇。

●李白苏轼等一大批诗人的山水诗把庐山山水诗推上中国山水诗的高峰。

晋代谢灵运等人的庐山山水诗为山水诗在庐山的发展昌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唐宋，庐山山水诗的发展与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同步，进入昌盛、成熟时代。唐宋先后有一大批诗人在庐山留下了丰富而美丽的歌唱。不仅诗人多、诗篇多，而且名篇层出，十分精彩地刷新了中国山水诗的面貌。

李白一生先后至少五次游居过庐山。他十分喜爱庐山，盛赞庐山之美，说“予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并曾隐居庐山屏风叠。他曾遍游庐山上下，并且在山顶宿营。他还在《忆旧游抒怀》中记写了宿营的感受，“仆卧香炉顶，餐露漱瑶泉。”、“开门九江转，枕下五湖连。”李白的庐山诗，尤其光彩夺目。他的《望庐山瀑布》、《庐山谣》，博得百代争诵，千古喝彩。它以天才的艺术，鲜亮地显现出庐山磅礴而俊秀的飞动之美，成为中国山水诗经典之作。

宋代山水诗，在理趣审美一途显示出新的开拓，呈现出不同于唐人山水诗的面貌。最具盛名的是苏轼的《题西林壁》。苏轼“初入庐山”，就为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所动，不得不改变“不欲作诗”的初衷，短短的十几天游程中，挥笔写下了一批赞美庐山的诗文。《题西林壁》就是其中最为精妙的一首。这首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清郁之思顿发而理趣横生，是宋人小诗的经典。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和苏轼的《题西林壁》是特别光彩夺目、特别让九江庐山自豪的圭璧。中国诗歌的审美趣味，质言之，大致一在情趣，一在理趣。而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和苏轼的《题西林壁》，无疑是世所公认的受众最广的抒情趣寓理的精品极致。它们是庐山山水诗中的“双剑峰”，也是中国山水诗中的双璧。同时，它们也是历史巨人奉献给庐山的最美丽最响亮的礼赞。

●白居易的山居山游对庐山文化的建树亦不同凡响。

白居易来九江登庐山与李白他们有所不同，他是来九江当官的。不过是贬为江州司马，然而这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幸事。他宦海沉浮，正在“长恨春归无觅处”时，秀美的庐山的山水使他“不觉转入此中来”，给他的人生开拓出一片新鲜的天地。正如他在《江州司马所记》中所言，“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所以他在江州任上四年，有充足的时空，纵情庐山山水，享受别样的生活；同时，他也以自己不同凡响的建树，在庐山文化宝库中留下了多彩的篇章。

①白居易结草堂于北香炉峰下，草堂落成后，他高兴地迁入草堂，并写下著名的《庐山草堂记》，记草堂质简形朴洁之构、林泉幽秀飘洒之胜、山居体宁心恬之乐，文字简精优美，成为中国园林学的奠基之作，历来被学人是为瑰宝。此记开首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断语，千百年来，被人们交口传诵，成为庐山最精美的名片。

②白居易与河南名士元集虚等十七人聚游庐山大林寺，留下《游大林寺序》和脍炙人口的《大林寺桃花》诗，称誉“此地实匡庐第一境”，并生动记写了庐山景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的情景和慨叹。此次聚游继慧远“石门聚游”之后，在庐山传为同游共咏的佳话，影响久远，流变为今日的“白司马花径”。

③白居易游庐山，经常拄着从京城长安带来的一根朱藤拐杖。他曾说，“紫霄峰头，黄石岩下，松门石磴，不通舆马。”他与朱藤拐杖“批云拨水”，“二年踏遍匡庐间，未尝一步而相舍。”拄着这根拐杖白居易在庐山的山水间，孕育出的诗文达三百多篇，在众多的庐山诗文作家中手出一指。二十年后，他念念不忘庐山，把自己所写的诗文2964首，编成六十卷，名之为《东林寺白氏文集》，赠藏于东林寺，实为庐山文化的瑰宝。

●陈舜俞、桑乔、毛德琦、吴宗慈等登山修志共同书写了庐山志书的辉煌。

从晋慧远、周景式《庐山略记》、《庐山记》以降，二千多年来，记述庐山的文字可谓洋洋大观，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山记山志类的文字典籍。这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中，是不多见的。这自然是庐山文化积淀厚重的一个重要体现。只是因历史久远，记述庐山的典籍有不少已亡失不存。就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看，唐以前的山志山记多比较疏简；而自宋始，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宋陈舜俞的《庐山记》、明桑乔的《庐山纪事》、清吴炜《庐山续志》、毛德琦《庐山志》、民国吴宗慈《庐山志》等

①陈舜俞《庐山记》，用力勤勉，承上启下，功不可没。

陈舜俞原是朝廷尚书屯田员外郎，因不执行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而被贬官至南康（星子），任南康军盐酒税监督官。他来南康后，因“酷嗜游览”，与隐住庐山的刘焕（刘凝之）结伴，骑“黄犊”遍游庐山，连续山行六十日，尽南北高深之胜。昼行山间，他“援毫折简，旁抄四诘，大小不择。”夜则“发书考之”。“遂得穷探极观，无所不究”。此前，刘焕雅爱庐山之胜，游览已久，遇景颇多，或赋或记，已有部分杂录，但未能成编。鉴于“每恨慧远周景式辈作山记疏略”，于是，陈舜俞在日游夜考所得庐山资料的基础上，参考刘焕之杂录、古今之所记、耆旧之所传，编成《庐山记》五卷，并作俯视图，记录寻山先后之次序。陈舜俞编《庐山记》用力勤勉，对庐山的高下广狭、山石水泉、浮屠宫庙、逸人达士、碑刻诗什，兴废盛衰，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远比慧远、周景式《庐山记》的形制宏大、内容翔实得多。两相比较，慧远的《庐山记》尚属为文一篇，而陈舜俞的《庐山记》当是成书一部。陈舜俞《庐山记》的建树在于，它承前而来，变疏略为详实，把记写庐山的书写，提升到真正志书的容量与形制上来。这无疑对后来山志的编撰产生种种影响。

②桑乔《庐山纪事》，积久成册，自创别体，有继起之功。

桑乔志庐山也是贬戍九江后的事。他是明嘉靖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后因得罪严嵩，被严嵩构陷，谪戍九江二十六年，期间，编撰了《庐山纪事》。

桑乔编撰《庐山纪事》，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他在九江，居在庐山北面的林隐庵，闲暇之余，多踏寻山水古绩，辑录庐山古今之事，久而久之，遂积而成册。开始只是“藏诸箧笥，聊以自娱”。后来朋友看到了，劝他付梓，说“姑以备览考，抑亦俟博雅君子之订正焉，山志其有兴乎！”他采纳了朋友的建议，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了《庐山纪事》。

桑乔撰《庐山纪事》，自创别体，属野史一流。桑乔作记时，一是因为历时久远，一是因为九江地僻，可供参阅的典籍甚少，如他自己在序中所说，“古之明贤如周景式《庐山记》、张僧鉴《浔阳记》诸篇，今不及见，……”；“而宋陈舜俞《庐山记》、马玕续《庐山记》、戴师愈《庐山文物列传》，并称名作，亦购之不得。”清代李滢在《庐山续志序》中说，“桑先生纪事者，志之别体也。”其基本方法和形制是“考疆域，辨原委，钩採群籍，仿郭、郦二注（按：即《水经注》）之体而加详焉。”所以桑乔的《庐山纪事》在山志多所不传的情况下问世，有补遗继起之功。因此，清徐世昌在《重修庐山纪事序》中说，“山志有纪事也，自广陵桑乔始。曷始乎乔？曰：前此者弗传矣！”

③吴宗慈《庐山志》继事踵华，后出转精，集山志之大成。

自桑乔《庐山记事》后，至清代，物换星移，吴炜在桑乔《庐山纪事》的基础上，“续为编辑”，成《庐山续志》。再后，又有时任星子知县毛德琦，“爰因桑、吴二志汇而集之，未备者补之辑之,纠纷者正之订之。”，重订《庐山志》。吴、毛二志，及时填补了桑纪之后的空白。

时至民国初，庐山不仅因时日推移，发生了种种变化，更因现代文明的崛起，“今之庐山”，发生“以灌莽起华屋”的巨大变化。为继承庐山修志传统，江西南丰人吴宗慈，在前辈名士陈三立等人的帮助下，重修《庐山志》，自1930年下议定始，至1933年夏，历史三年，编成“正志十二卷，副刊若干种。”

吴宗慈《庐山志》征引繁富，周谘博访，搜罗甚广，形制颇宏大。引用书目达数百种之多；对旧志之舛遗，有所纠补；全书分七纲：地域、山川形胜、山政、物产、人物、艺文、杂识；其间为“求合时代需要”，“因者少，创者多”；如“山川形胜”之记载，仍仿桑乔旧志；而“山政”一纲，则“为古今各山志之创。”所创“副刊”体例，对整理、保存修志原始资料，犹有补益。说吴宗慈《庐山志》乃庐山山志集大成，实属当之无愧！它和此前的山志山记一起，书写出庐山志书的辉煌。

以上我们只是选择了几个典型来关照古人登庐山对庐山文化所作出的种种建树。从这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庐山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景观、中国少有的文化名山，是与古人登庐山的活动和留下的痕迹与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他们的脚印和文化行为构成了庐山文化丰厚而精彩的风景。他们在庐山所留下的大量的卓识与佳制，不仅丰富了庐山文化的宝库，同时，它们所具有的文化典型性,也奠定了庐山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三、我们怎样登庐山？——与有志于为庐山文化作点事情的朋友讨论

时至今日，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增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登山走湖”已经成为九江人一项十分兴盛的户外运动。许多人已经把登山当作了生活，当作了一种健康向上的生命方式。要求大家以统一的方式，统一的方法登庐山，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尊重人的。在这里，我只想也只能就古人登庐山对我们的启示，与有志于为庐山文化作点事情的朋友作点讨论。

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力求做一个有“文化自觉”的登山者。

古人登庐山，对庐山都有一种特别的爱慕的情怀。他们都把庐山当作精神家园，当作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当作朋友和亲人。因此，他们对丰富和传承庐山文化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意识。作为一个有文化自觉的登山者，就要有这种自觉。有了这种自觉，我们登山的乐趣就远不止享受庐山文化，更在于通过登山，以自己的创造，承传弘扬庐山文化，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生命境界。

其次，我们应该做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登山者。

古人登山作记，著书立说，多重视实地考察，和自己亲身考察的结果，以及对典籍的考证。司马迁不远万里来庐山考察的科学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古人作记也有失察和以讹传讹的地方，这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教训。今天，我们的登山考察的条件，远比古人优越，我们驴行的足迹几乎可以到达庐山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信息系统更远比古人发达畅通。因此，我们的登山考察和考辨工作完全可以比古人做得更好。这一优势，对大量庐山古籍的点校整理工作来讲，大有用武之地。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

再次，我们应该做一个勤勉智慧的的登山者。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看到，古人登山，凡有所成就者，没有不勤勉的，其中，像桑乔那样日积月累、漫辑广录之功尤其可贵。同时，想登山有更多的收获，智慧也很重要。其中，登山前的准备尤为重要，特别是背景资料的了解十分重要。从记载上看，苏轼等一大批古人登山前和途中，都注意阅读有关书籍。书往往是前人经验的载体，是登山的向导，是阶梯。所以，我们要提高登山活动的质量和品味，要多看多读有关的书籍。这是一种智慧。庐山户外道童先生做得好，值得我们学习。

从古人登庐山给我们的启示中，就我们应当怎样登庐山，我仅提以上三点。应当怎样登庐山，当然不止这些。而这应当做到的三点，也不是将来时，而是正在进行时。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庐山古今登山的道路上，有许多朋友正在这样做。我在山行的路上还刚刚起步，就我所了解到的，如莲花人、海会，柴桑人，道童、祥云一朵、宏其、云峰碧涛、庐山闲人、老查、良公、天涯雨晴等一批驴友，他们在崎岖的山道上，攀登不止，探索不止，做出了不少成绩。我想，只要他们一如既往坚持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拿出具有我们这个时代色彩的文化果实，贡献给庐山文化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