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辱使命，传承创新，为九江奋起赶超 主讲:冯静

发布时间：2009 - 06 - 16 编辑：钟剑 来源：寻庐人文网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文化的问题。如果非用个题目的话就叫：不辱使命，传承创新，为九江奋起赶超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弄清楚文化的内涵。或者说什么叫文化，以及文化的划分方式？1982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文化大会上，与会者对文化所做的描述是：“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完整复合体。文化不仅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对此也有论述，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其他的社会习惯和能力”。也有的中国学者，干脆把文化表述为“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合”。

文化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类别划分方式。从总体上，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观念文化。其中，观念文化又可以再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它是由国家的领导者、政党领袖和决策者所决定的，体现的是国家的整体意志和战略）；二是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它是由学者和社会精英所主导的，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信仰和思维特征）；三是民族心理与社会观念（它是由社会大众所支撑的，体现的是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基础）。这就是我今天讲述的重点，特别是观念文化中的第二、第三个层次，也就是体现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观念上的文化。

讲三个问题，或者说三个观点：

一、文化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根本因素

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自然因素等，但我认为真正起根本性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因素。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美国人兰德斯在《国穷国富》一书中所说，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财富地图、发达与不发达的划分，主要是文化在起作用，是文化决定了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达与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文化制约着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就拿咱们中国来说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由儒、道、佛所构成的多元文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作过这样的评价：“如果说在当今世界上，还存在一种唯一可能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文化，那便是东方的中国文化”。以儒家的“道德与义务”为核心的、具有大陆型的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在这种传统文化里面，“民以食为天”的文化观念和重农轻商的思维方式，也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特别是到了后期，从1661年到1796年近一个半世纪期间，所谓的康、乾时期（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世界上遥遥领先之地，至乾隆末期，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农作物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手工业高度发达，以至于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可以说，在康乾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这种所谓的“原有体系框架”，就是农耕文明条件下，以儒学为主的文化制约下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所以我们说文化制约着发展方向。在此之后，也就是清朝后期，中国逐渐走向了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主导了近代、现代与当代世界约800年的西方文明。那么，中国在长期鼎盛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衰落呢？我认为同样是因为文化，因为传统文化中的“天朝心态”、“重农轻商”、“重文轻技”、“自给自足”等文化观念，可以带来封建社会农业繁荣，但却让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失之交臂。当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代表的近代工业革命，把科技运用到工业生产并转化为工业生产力时，我们的晚清政府却是专制腐败，自以为是，与外界隔绝，导致随后发生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大举侵略中国。与中国的衰退比较，近代以后又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强盛呢？探究西方文明的成就，我们会发现，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也是西方文明的奠基石。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表面上看，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从更大的历史尺度来总结西方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时，文化与社会变革的作用更重要。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可以归结为文化的因素，它是从宗教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点。因此，文化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都是文化在起着根本性作用。

我们说人类文明在进入近代以后一直由西方主导。那么西方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呢？在已故的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看来，西方文明带给这个世界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西方文明所走出的历史轨迹，是一条由自相矛盾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分裂式文明，就拿美国来说，它对内大谈“自由、平等、博爱”，对外却采取“强权”政治，对内搞所谓的“政治民主”，对外则搞“经济垄断”。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强调“权利和利益”，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强权文明、性恶论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虽然导致了西方人的创造性和竞争意识，但同时它也成为敌视、掠夺、仇杀和战争的根源。这种强权文明必然会使西方文明渐渐失去活力。而西方文明所处的困境，正是中国文明的机会。对于世界的未来，西方许多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已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世界大的趋势是西方在衰落，东方在兴起。特别是去年下半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是始作俑者，但同时经济受到的影响也最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观念文化与时俱进，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所以带来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再比如大连，曾经是污染较重的工业重镇，薄熙来当大连市长之后，考察了许多世界名城的城市建设，他按照先进的文化理念来规划大连，从市区迁走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建了比天安门还大两倍多的星海广场，在市区大搞绿化，种了很多被百姓戏称“熙来草”的绿色植物。大连建筑的基本色调是粉红色，大连的城市形象用语是“中国大连，浪漫之都”，大连每年都举行国际服装文化节，引导国际服装新潮流，所以大连这个城市很洋气。这些都是凝固的文化元素。当时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观念跟不上，不理解，但现在看来，这种发展方向是对的，大连也因此而成为一颗声名日盛、迅速崛起的海滨城市。所以说，大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市，文化观念都在起着制约发展方向的作用。

其次，文化左右着发展进程。有一个故事，把信送给加西亚。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听过，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即将爆发之时，美国总统需要把一封信送给加西亚将军，当时将军隐蔽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山林中，无法收到任何邮件和电报。这时，有人报告总统，说“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能帮您把信送给加西亚。”就这样，罗文带着总统致加西亚将军的信出发了。他凭着自己的信念和执着，历经千辛万苦把信送到了将军手上，并使美国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毫无疑问，这封信的送达与否，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和进程；而决定这封信能否及时送达的，则是送信人罗文的信念、机智与毅力，换一句话说，是他所持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执行力。1871年12月23日，一个由48人组成的日本使节团登上了美国公司的轮船，从横滨出发奔赴美国和欧洲。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息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此次考察，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日本与欧美的差距，从而坚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随后，一场名叫“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迅速在日本展开。短短的十几年之后，日本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强国。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人叹为观止。而在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则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重在行动的观念文化。

再次，文化影响着发展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同样条件下的两家企业，规模相当、投入相当、发展方向相似，但最终的发展结果却并不一样，一家可能会越做越红火，另一家却难以维持。而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因素，就是文化。有一句广告词写得好，“思想有多高，路就能走多远”。因为文化在决定着你这家企业的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发展潜力。同样一个岗位，同样的技术条件，一个有强烈企业归属感的职工，和一个只管拿工资、对企业没有责任感的职工，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效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说发展果实的大小，直接取决于伴随发展全过程的文化因素。观念文化是民族的脊梁和支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观念文化可以使一个国家或民族昌盛，也可使之衰败或灭亡。

当然，我们说文化决定发展，并不是说只有文化才能决定发展，更不是说文化是唯一的发展动力，而是强调文化在发展中的方向性意义和根本性作用。而且必须明确，文化对发展的决定作用不同于物质支撑，不是显性的，而有其自身的特点，我认为有三个特点：一是长期性。文化的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孔子的儒家学说，创立于公元前500多年，它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已经超过2500年，并且至今仍存在于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19世纪中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使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达14个，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二是潜默性。文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它通过作用于人的意识层面，从而达到控制和影响人的行动的目的。三是复杂性。文化的作用非常复杂。既有方式途径上的千差万别，又有效果程度上的千差万别。这点不难理解。尤其是在当前，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后，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需求千差万别，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现象客观存在。所以中央要求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文化。要唱响主旋律。但同时也要包容，兼收并蓄。

所以，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思想是先导，科技是原动力，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证，文化是根本。

二、正确分析区域文化对九江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千百年来，九江一直是作为文化名城而声名显赫。特别是从晋代开始，九江无疑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演绎场。山水文化、田园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书院文化等诸多文化品类纷纷在此发祥或勃兴，让九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众多大方之家的往来汇聚之地。这里不仅诞生了陶渊明、黄庭坚等开门立派的文化大师，更吸引了谢灵运、李白、元稹、白居易、苏轼、朱熹、解缙、康有为等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到近现代以后，九江又因为区位特殊，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九江的文化大花园中从此又掺入了西洋文化的因子。这种汇聚古今中外文化交流融汇，养成了九江蔚为大观的文化气象，也成就了九江区域文化的双重性，或者叫多面性。这种双重性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开放与自闭并存。几乎所有外来的东西，都可以在九江找到市场，九江人并不排斥，这是开放的一面，也是历史上庐山能够形成“一山存五教”局面的原因。慧远的佛教、陆修静的道教、李白的浪漫主义、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等，都可以很容易的融入九江这片山水，也充分证明九江文化中的开放品格。我在庐山工作时已收集到历朝历代1500多位名人墨客留下的四千多首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现在又听说已收集到一万多首诗词歌赋，可见庐山来了多少文化人。但九江人尽管对外来的东西不排斥，却很少融得进去，在文化心理上九江人更多的是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得其乐。比如说九江话的问题，在九江的市面上买东西，会说九江话没人敢欺骗，说普通话，就有人耍小心眼。这就是典型的文化自闭现象。二是吸纳与知足并存。九江人善于学习外面的新鲜东西，善于赶时髦，过去就有过“小上海”之称。九江人穿衣服原来就比南昌人洋气。比如九江在鸦片战争中辟为沿江通商口岸，很快，各种洋教、洋建筑、洋物件就流行起来。但九江人容易知足，浅尝辄止。三是聪明与短视并存。九江人很聪明，有一句俗话，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是一个九江佬。就是说九江人厉害，脑子转得快。但有少数聪明的九江人目光不远大。码头文化中的即时交易、过客心态不同程度地存在。四是创造与安逸并存。九江敢领风气之先，会创造也会创新，曾经创造过很多江西第一、中国第一，包括近代史上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棉纺厂、第一条铁路，以及秋收起义第一枪、第一面军旗升起等等，但九江人也看重安逸，日子过得去就行。存在着“喝点薄薄粥，享点清清福，小富即安”的思想，有的甚至不富也安。

从根本上说，兼备上述四大特点的九江区域文化，是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一种杂交、一种混合体。在其中，有消极负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

三、扬优弃劣，大力培育先进的观念文化，为九江奋起赶超贡献力量

历史上，九江之所以有名，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原因。九江的区域文化，其实一直是走在经济发展前面的。正像明嘉靖《九江府志》所称道的，九江“自陶（渊明）、谢（灵运）以来，儒风绵绵，相续不绝；高人闲士，蝉联不绝”。九江山水灵秀，哺育出了陶渊明、黄庭坚、江万里等文化巨匠，引来了视九江为第二故乡的庾亮、周敦颐和岳飞等历史名人，以及在九江大放异彩的李白、白居易、苏轼和朱熹等文化巨擘。这些引人注目的名字，为九江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书画、铭文碑刻、轶闻趣事和文化胜迹。其中，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白居易的《琵琶行》、周敦颐的《爱莲说》、苏轼的《石钟山记》等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名篇，并都上了中小学课本。

曾经的辉煌只能归功于历史，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怎样立足时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培育和发展有九江区域特色的先进文化。我把它概括为五种文化：

第一，是开明开放的文化。所谓“开明”，本义指“思想开通、不顽固保守”；“开放”的本义则是“展开，解除封锁、禁令、限制”。“开明”、“开放”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开明、开通、包容，才能开放、搞活；而“开放”又能促进进一步“开明”。“开明开放”总的含义是：要思想开通、眼界宽广、胸怀博大，做到大度包容、扩大开放交往、招商引资、广纳人才、不封闭、不保守。我们说盛唐时代的长安，就具备了开明开放的文化品格。据史书记载，这个时候的长安有一个显著特点：“五方杂厝，风俗不淳”。（五方杂厝，是指人口来源不是单一的，不是住着世世代代的土著，人员的构成非常博杂广泛，来自各个方面。）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他的《世界简史》中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 唐代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思想大都比较开明，对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排斥，而是积极学习、钻研、兼收并蓄，外来文化从来也不曾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相反这些外来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中国化了，被用来为中国文化服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成为当时士大夫的治学传统。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个地方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开明开放的文化品格，不是知足自闭，而是张开双臂，包容吸收。那么开明开放的文化具体到工作而言，就是融通办事，大胆办事。绿灯大步走，黄灯赶快走，红灯绕道走。对服务客商而言。就是多为企业赚钱想办法，少用政策卡企业，多说怎么办，少说不能办。

第二，是创新创业的文化。先看看什么叫创新。创新是我们生活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它起源于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一是更新，二是创造新的东西，三是改变。）创新作为一种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19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第一次把创新引入了经济领域，从经济的角度提出创新。20世纪50年代，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又把创新引进管理领域，有了管理创新。创新创业之所以常常连在一起，是因为创新是创业的主题之一，创业离不开创新。浙江人是创新创业文化的出色代表，兼备了重商业、敢冒险、能吃苦、不满足的文化内核。“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温州人特别有创业激情，闲的人心里慌，懒的人不自在，穷的人不开心，每个人都有创业冲动，他们不找市长找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有了浙江人也会有市场。“说千言成语，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成千军万马，赚千金万银”。“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干平常人不肯干的活，吃常人不肯吃的苦，赚别人看不起眼的小钱”， “人人想当老板，个个争当大老板”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浙江人创新创业文化的特质。我们培育和弘扬创新创业的文化，就要勇于向浙江人学习，实现九江传统文化中“官本思维”、“农本思维”向“商本思维”的转变；实现从墨守成规、小富即安向勇于创新、大胆思进的转变。要鼓励群众改变“安逸知足”和“固步自封”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以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重视创新为代表的创新创业价值观。

第三，是重商守信的文化。一方面要重商，敢于言利，这是晋商、徽商、浙商兴起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诚实守信。中国自古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孔子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来，正人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摆脱，正人君子是不屑去做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敢于言利而诚实守信的文化观。市委钟利贵书记几次在大会上讲，有一个税务部门的干部，投资商到他那儿办手续，他说，你办不办跟我没关系，我的工资不会因此多一分或者少一分。这就是典型的只顾个人利益的文化观念。我们要培育和弘扬合理取利的文化观念，就要努力实现从利已独赢向合作共赢的文化观念的转变，大力倡导顾自己更顾他人、顾眼前更顾长远、顾局部更顾全局的利益观；要弘扬信用文化，实现从重即期利益向重长远效应的转变、从守财向守信的转变。“舍得”一词很形象，只有先舍，才能后得。

第四，是精于执行的文化。马克思曾经讲过，“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毛主席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力戒空谈”；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他们讲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执行的问题。所谓执行，就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过程。我前面说过，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日本民族精于执行、说干就干的文化思维。《史记》中还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商鞅变法的时候，法令已经制订完成，尚未公布，担心老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有谁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十金。人们都认为当时的官府习惯光说不落实，没有人去搬动。商鞅又下令说：“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木头搬走了。商鞅当即就赏给他五十金，以表明自己立说立行、决不欺骗。变法因此而推行下去。我们培育和弘扬精于执行的文化，就是要大力倡导这种立说立行、说了就干的思维和观念。要摈弃好议论、好评论、说重于干的文化习惯，先干不评论，先试不议论。同时，还要切实解决干好、干出成效的问题。树立一种以成效定优劣、以政绩论英雄的文化观念。

第五，是团结协作的文化。团结协作有三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紧密配合，要求个人与个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不各自为政，不推诿扯皮，不搞内耗，齐心协力把事情做好；二是同心同德，要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维护好整体利益和形象；三是和睦友善，要求互相帮助、相互支持、求同存异、善待他人。《周易大传》中有一句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孙子兵法》也有同样的论断，叫做“上下同欲者胜”。西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故事，说有一位牧师问上帝，天堂和地狱是什么样子的。上帝把他带到一个房间，房间中央摆放着一锅热腾腾的肉汤，一群人围着锅坐着，个个都愁眉不展。原来，他们虽然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汤匙，但因为汤匙的柄太长，无法将汤喂到嘴里。上帝又带牧师来到另一个房间，里面仍然是一群人，围坐在一锅热腾腾的汤前。他们手中拿的仍然是长柄汤匙，可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却幸福而满足，房间里弥漫着欢声笑语。牧师迷惑不解，上帝微笑着说：“难道你没有看见，第二个房间里的人都在相互喂食吗？这便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这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团结协作是天堂。我们培育和弘扬团结协作的文化，就是要摈弃九江文化中那些打小算盘斤斤计较、搞小聪明骗取利益的思维陋习，树立合作才能共赢、才能发展的文化观念。

我认为在九江赶超发展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培育和发扬以上五种文化，以此来为我们奋起赶超、争得应有地位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全市宣传教育文化等部门，在弘扬九江文化中要做到五“抓”：一是抓研究。社科理论部门要深入研究九江区域文化的利与弊，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九江培育先进观念文化的意义、目标、措施。二是抓创作。文化部门要引导和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九江区域文化中的有利成分，把它变成小说、诗歌、电视、电影、戏剧等产品。三是抓宣传。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途径，弘扬区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引导人们自觉摈弃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四是抓教育。从娃娃抓起，通过多种教育手段，培育和弘扬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推动九江奋起赶超的文化观念。五是抓产业。努力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为发展九江的先进文化打下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报业、广电、演艺、新闻出版都要有所突破。

宣传教育文化战线上的同志们，要在深刻领会市委九届七次全会的精神基础上，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奋起赶超，争得九江应有地位”的战略目标，结合自身实际，身体力行，大力倡导符合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为推进九江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按照市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安排，5月22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冯静做客“寻庐讲坛”，开展题为《不辱使命，传承创新，为九江奋起赶超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的科学发展观专题讲座。讲座在九江市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市直宣教系统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及社会热心听众共300余人参与并聆听了讲座。现将讲座内容摘要刊发.---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