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己的作品 ——生存的必要张力 主讲：沈明明

发布时间：2009 - 07 - 27 编辑：钟剑 来源：寻庐人文网

 

 

 

 

 

一、人，是文化和文明的最大载体和成果

人是什么？怎样才是人的最优生存方式？在中西方思想史上，一直是中心话题，历久弥新。各种理论和学说，风起云涌，争高比低，众说纷纭。其中的多数，尤其是中国的，主要集中于关于人性的思考，特别是人的“道德”属性的思考和释义。因此有了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和孟子之间那场理论交锋。尽管师出同门，双方却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荀子称性恶，孟子则断言，仁义礼智，为人性之四端，因此人之初性本善。后来的中国文化，在人性问题上的讨论，从思路、方法到成果、结论，基本上，没有超出荀孟之间那场争论。

西方文化，似乎较少拘泥于人性中的“道德”属性的争议，而更多是在人性的构成和人的自由程度上花了较大气力。从柏拉图到费尔巴哈，也是两千多年，关于人的理解，主要是集中于人性的结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比较一致地将人性归结为理性、意志和情欲等因素的综合或表现。苏格拉底曾说，如果人们能将自己的需求能降至最低，那么，他们也就最接近于神。西方谚语称，“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这些说法，就是上述理论的逻辑结论。

容易为人们忽略的是，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尚有另一条非常具有价值的线索，这就是关于人的自由程度的思考和判定。在哲学上，表现为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对立。决定论者认为，人的基本要素，从肉体到精神，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自由”，只能服从于“客观性”或者必然性，从属于“客观世界”。非决定论者则相信，人，没有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本质”或者“本性”，人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人，就是自己亲手创造的“作品”。

马克思站在西方文化的制高点上，扬弃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人本主义学说，他说：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理解马克思关于人学理论的钥匙，是理解实践活动的本质。实践活动，是人的活动，也是历史的活动，其实质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机制和基础。因此，自由，既是个人活动的基础，也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目标。而从根本上来说，自由与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同一个东西。通过劳动和实践，人创造了“属人的世界”，也创造了自身。

人类劳动和实践的直接成果，表现为文化。文化的结构，可以比喻为一个鸡蛋，鸡蛋，由内而外分为蛋黄、蛋白和蛋壳。文化，由内而外，可以分为心理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越是表层，变化越快；越是深层，变化越慢。变化最慢，同时变化最深刻的是心理文化。心理文化表现为人的思维方式、语言特征、价值信念、风尚习惯、人格理想等等。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人格，不同的心理特征。比如说，长期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和中国式的人格，这一人格具体表现为重义轻利、耕读持家的道德人格；守雌示弱、能屈能伸的人生韬略；恪守传统、祖宗崇拜的价值取向；层级鲜明、安分守己的人际关系；随遇而安、深沉内敛的生存方式；知行统一、崇尚经验的思维方法；模棱两可、言外有意的语言天赋；安居乐业、均分财富的社会理想等等突出特征。

说穿了，人，是文化的最大和最终载体。

这一结论，可以通过近代中国历史走过的艰难旅程得到印证。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探索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典型的阶段，第一阶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第二阶段，戊戌变法，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第三阶段，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解放思想，学习西方的先进心理文化。辛亥革命后，鲁迅先生曾经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集中于解读和解剖中国人的心理文化，如《风波》、《故乡》等等。尤其是《故乡》中关于闰土的描写，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对照，充分显示了革新传统心理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换句话来说，当时的中国，要真正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需要的不止是器物的更新、制度的更新，更需要人格的更新，心理文化的更新。

现代西方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被人们誉为改变二十世纪人类命运的“三M”之一（其余两位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曾经对“社会革命”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他断言社会革命的最终完成，不是政权的更替或易手，不是制度的变更或创新，而是人格的转型或者心理文化的更新。因此，革命的最终成果是具有新型人格的人自身。这一理论，曾经直接引发了西方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这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运动的精神旗帜和灵魂。这一理论也深刻地告诉人们，人，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人的解放，是自我解放；人的解放，是精神世界的解放。

二、个人，是自由的，是自我选择的作品

二十世纪“人学”的最大成果，可能应当归功于萨特的“人道主义”。萨特认为，人与物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存在先于本质”，而后者是“本质先于存在”。当然，这里的“先于”，不是时间性的，而是逻辑意义上的。某个具体的物，比如说，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没有制造出来之前，其“本质”已经存在，将其制造出来，不过是将那先在的“本质”表现出来罢了。可对于人来说，情形就不一样了，人，没有先天或者先在的模式或者本质，他一“登场”，只是“虚无”，只是“可能性”，还什么都不是，他“后来”成为某个特定的人，某个具有“本质规定”的人，那是他自由活动和自我选择的结果。如果说，人有某种本质的话，那么，自由，才是人的本质规定。

在萨特看来，意志自由，几乎是人的宿命。人在生命的旅程中，处处都面临着十字路口，不管是否乐意，都需要不断做出各种选择，即使是不选择，依然是一种选择，那就是选择了“不选择”。成为大人物也好，成为小人物也好，成为英雄也好，成为战犯也好，成为学者也好，成为流氓也好，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二战结束后，国际法庭开始审判战犯。每位战犯都在努力地为自己的罪责寻找各种理由或托辞，试图逃避惩罚，说法最多的，大意是，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之所以杀人，是因为在执行命令，我没有选择的自由。萨特挺身而出，铿锵有力地反驳说，即使是战场上，军人依然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拿起枪，也可以选择放下枪；你可以选择向自己开枪，也可以选择向无辜的人群开枪；你可以选择向前冲杀，也可以选择向后离开……总之，善良还是罪恶，都是你自由选择的结果。

自由选择的直接结果，就是责任；从实质上说，人们不是惧怕自由，而是惧怕责任；人们之所以强调各种客观理由，强调环境的逼迫，是因为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任何的选择，都一定带来相应的后果，就像杀人需要偿命一样。在公路上开车，有守法遵章的，也有横冲直撞的，这都是司机的“自由”，横冲直撞的一些人后来变得守法遵章，是因为受到了法律的相应制裁，学会了放弃横冲直撞的“自由”。后果和责任的预期，让人们逐步“学会”如何地做出避重就轻的选择，“学会”如何去逃避责任。决定论之所以在“人学”史上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它迎合了多数人逃避责任的“集体心态”，与其由自己来承担相关责任，远不如将责任推卸给环境和客观条件来得轻松。

萨特的理论，击毁了决定论制造的用以规避责任的挡箭牌，让人的心灵受到一次电击般的震撼。震撼的理由至少有两个，第一，自由和自由选择是无法逃避的，换句话来说，与自由连带的责任是无法逃避的。一切关于“客观因素”、“环境迫使”等等借口和说辞，都不能成为回避责任的理由。能否做出积极的选择，能否承担自由选择的责任，成为区别强者和弱者的尺度和坐标。强者总在感恩，弱者总在抱怨。强者面前，处处是机会，弱者眼中，处处是陷阱。不是生活不公平，而是精神张力有大小。第二，自己不是别人，也不是“客观环境”的产物，而是自己亲手“制造”的作品。萨特说，人是什么？人就是他的活动和选择的总和。每一个现实的人，不是历史既定的创造物，不是先在因素的后天展开，不是“命运”驱使和演绎的结局，而是自主选择、自我活动的结果。失意、失落、失败甚至毁灭，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没有理由转移责任。同时，萨特的意志自由论，让人们得以警醒的是，任何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和自觉选择，成为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人，一个自己期望成为的人。

就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也反复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告诉人们，心灵的作用是何等的巨大。中国哲学中的“心学”，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它不仅是一种说理周密的理论，而且还衍生出诸多积极有效的生活实践。比如说，气功，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气功，依赖的就是“心力”，这种看似虚无缥缈的精神力量，却可以转变为一种超常的物质力量。佛教净土宗也是借助于“心力”的作用，引导僧众渐入佳境。净土宗念经礼佛，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信徒只需口念佛号，大声念可以，小声念也可以，唱诵可以，默想也可以，总之，只需要时时想念着佛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久而久之，也便成佛了。很显然，净土宗的修行方法，与现代心理学提倡的健康心理暗示如出一辙，原理是完全一样的。中国话说，“美由心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精神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今天流行的“胎教”，尽管科学根据不足，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心理暗示和精神选择的力量，可以让那个即将降临人世的新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美丽。

“心学”告诉人们，人，是自己的作品，并且，是自己心灵的作品。

三、幸福和成功，是因为他永葆生命的必要张力

追求幸福和成功，是众望所归的人生理想。然而，幸福和成功，并没有既定的客观尺度，说穿了，它只是心灵的感受和精神的领悟，或者说，是“心力”的结果。当然，精神的过分紧张和精神的过分懈怠，都是心灵感到痛苦和不幸的根源，换句话说，保持张力，并且是保持必要而恰当的张力，是智慧生存艺术生活的一条基本准则。箭，之所以能成功击发，是因为弓给了它必要的张力。为此，需要我们及时调整心态，将心灵保持在健康、平静、圆润、适度的精神状态。

1、“认识你自己”

这是一句镌刻在希腊雅典德尔菲神庙大门门楣上的铭言，并被雅典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奉为座右铭。苏格拉底也因此开启了西方“人学”的先河。中国古代的老子也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他也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人本主义思想家。现代科学高度发展，人类的视线可以到达百亿光年之遥，也可以深入到纳米世界之微，然而，相形之下，人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水平，依然徘徊于非常有限的地步。正因为此，拥有一颗平常心，真正做到平视自己，难乎其难。

生活中，大多“苦难”和烦恼，实际上是因为缺乏自我认知造成的，根子是没有自知之明。自知，并不一定要求有很多的知识，或者很深的学问，有时候，反倒是越是感到自己知识丰富，便越是缺少自知。自知，需要勇气和意志，需要自我解剖、自我揭短的自我批评的精神。自知的人才能自信，自信，就是介乎于自负与自卑之间的一种张力。自信过头，便是自负；自信过少，便是自卑。

自知的具体要求是，首先，角色定位清晰，安于本分，为人处世准确到位，游刃有余；其次，认知定位准确，正确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保持向上而平和的心境。可以钱少，但不能缺失幸福感；可以紧凑，但不要紧张；可以充实，但无需忙乱；可以低谷，但不是没有希望；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可以贫困，但不等于潦倒。须知，思想需要逻辑，然而，生活并不合逻辑。最后，情智调谐，能自觉控制和调适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旧时有篇既短小又精辟的杂文，内称，人有“四等”：首等者，有本事，没脾气；次等者，有本事，有脾气；三等者，没本事，没脾气；末等者，没本事，有脾气。能否对号入座，可以一试。

2、“别站在聚光灯底下”

王安石曾写有《伤仲永》，读来皆唏嘘不止。热闹，毁了那个曾经聪明过人的仲永。警钟长鸣，至今余音缭绕。没出名时，想着盼着成名成家，一旦成名，十有八九把持不住，甚至走向自我毁灭。今天，是个媒体社会，被媒体热炒了一番的“明星”们，一改往日的低调和自制，不断出新地闹出“几出”：甚或“出”书，痛说家史，无病呻吟；甚或“出”事，吸毒，打架，绯闻，艳照；甚或“出”家，精神失去了目的，心灵没有了坐标，偌大的世界，就是寻不到安身立命的支点；甚或自杀，闹“出”了人命……

背后拖着沉重的阴影，是因为聚光灯迎面照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难副”的意思，是多重的，有自不量力，有沽名钓誉，有投机取巧，有猪鼻子上栽葱装象，有苦不堪言等等的会意。一个脑袋，戴一顶帽子便够了，帽子多了，不仅是多余的负担，而且可能捂出癞痢。有位女主持人，从未登过大学讲台，居然当上了“教授”，结果被愤怒的网民们比喻为“从业十多年经验丰富的按摩女”。这便是帽子多了，捂出了癞痢的实证。或曰，“高处不胜寒”，脚踏实地，才是最安全、最真切、最温馨的。

孔子的伟大，不是人造的，也不是自造的，应当归功于他的“述而不作”的人生态度。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看成是“伟人”，他自知自己只是个传播知识讲述礼仪的教书先生，不是什么“新文化”的创造者，他对自己的理论，既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申请什么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一种谦虚，一种能引起社会共鸣的合作态度，他注定不能成为“政治家”，尽管他一生都怀抱着政治抱负，他注定是一位流芳百世的文化使者，尽管他一生可能无此梦想。须知，一旦将自己置身于某个圈子的“中心”时，一定不会有风平浪静的日子。最危险的地方，便是那个漩涡的“中心”。

危机在积累的时候，表面上总是那么的歌舞升平风和日丽。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原因是没有及时而必要的预防。生活中，最能让人疏于防范的是，你被千万双恭敬倾羡的眼神关注的时候。小偷喜欢人群扎堆的地方，同理，忘我“热恋”中的人，智商是最低的。生活不能没有温暖，但是，温度太高了的话，可以毁灭一切，包括生活本身。

3、“君子之交淡如水”

想想看，你在谁面前最没有“尊严”？可能是你的老公（老婆），也可能是帮你检查“身体”的医生，因为，在他们面前，你是赤裸裸的，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人际关系，一旦像玻璃一样透明，大家都赤裸裸地摆在对方的面前，彼此便无“尊严”、“身价”、“身份”等等可言。这是一条生活的公理，距离，让美成为美，让生活充满魅力和诱惑。

交往，之所以是一门艺术，是因为把握好距离是一门艺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则同而不和。一语中的。和，就是距离；同，就是丧失了距离。君子之间，年龄大小不要紧，钱多钱少不要紧，文化高低不要紧，身份贵贱不要紧，住地远近不要紧，这些客观因素不仅不要紧，而且由于这些“距离”或者差别所带来的互补性，君子之间的交往才获得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距离，有时间距离，空间距离，情感距离，认识距离等等。交往的距离太近，频率太高，就像彼此都挤上了春运的列车，矛盾和问题，便“挤”出来了。职场，是一个矛盾丛生的地方，部分是因为利益的纠葛，更多的是由于过高和过密的交往频率引起的。大学生的恋爱，多数发生在一年级，原因就是彼此由互不相识到初步认识，距离适中，恋情便最容易发生，后来，彼此距离进一步缩短，甚至消失，都“熟透了”，反倒不易发生恋情。难怪大学校园流行说，“大一是恋爱的季节，大四是分手的季节”。

“君子之交淡如水”，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淡如水”。 水，无色、无味、透明，饮之清淡无味，没有肉片汤来得鲜美。然而，水，是万物之源，一切生命能够生存，可以离开“肉片汤”，却离不开水，对于生命而言，水是何等的重要。温暖的情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一样，都像生命一样宝贵，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在敌视、冷漠中幸福地生存。与“浓厚”“甜蜜”相比，淡，彰显的是干净、透明、澄清、纯洁、自然和由衷。“粘如蜜”或者“甘若醴”的“小人之交”之所以不日变味翻脸，就是因为黏黏糊糊、心怀目的、利益不清、虚情假意、言不由衷。过去说，上场兄弟党，打仗父子兵，意思是说，亲情加进来，什么事情都好办。然而，事实上，今天的许多家庭企业、家族企业、血缘企业、亲属企业不断地走向破产和垮台，就是因为混杂着利益的亲情，最终不是亲情增殖了利益，而是利益腐蚀甚至毁灭了亲情。

老子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告诉大家，保持必要而恰当的距离，把握交往的“质”和“量”，显得多么的重要。须知，挨得近不等于感情深，交往多不等于感情真。

4、善于妥协，是进攻的有效方式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何能为“上善”？因为，水有“四德”，一是，无声无息，却滋养万物；二是，不争高强，却负重载物；三是，身处污浊，却荡涤澄清；四是，阴弱无骨，却以柔克刚。总的来说，水的最高贵的品质可以会意为，妥协，成功的妥协，是进攻的一种有效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成分复杂，但是主要“基因”却十分鲜明，千言万语可以概括为，学会妥协或者以守为攻。无论是道家的“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还是儒家的“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还是佛家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还是墨家的“兼爱”，“非攻”，还是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都在讲求妥协的艺术。

退一步，海阔天空。妥协，并且是成功而恰到好处的妥协，表面看，是退守，是软弱，其实，是合作，是诚恳，是张力，是韧性，是化解对立于无形之中的力量。真正勇敢的战士，除了学会正面冲锋，更应当学会匍匐前进。

历史实践一再告诉人们，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最终总是归于失败，古代波斯人如此，罗马帝国也如此，纳粹法西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也如此。想当年，蒙古人借助铁骑马刀，横扫欧亚大陆，血刃中原，占领中国九十七年，结果与他们的初衷相反，不仅没有真正“征服”中国，反而被表面“妥协”的中国文化兼并和同化。后来的满清政权也是如此。上个世纪，美国依仗自己的强大经济军事优势，发动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对越战争，其结果，正如美国国务卿前安全助理所说的，“对越战争，我们赢得了每一次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历史同样证明，必要的让步和妥协，是生命韧性和张力的内在要求，是真正旺盛生命力的表现。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绵延不断，生机勃勃，就是由于这一文化饱含着这种韧性和张力。弯腰的机会多，抬头的机会也多。弯腰的人一旦抬头，便是一次精彩的亮相。安徽宣城有一条名为“六尺巷”的小巷，其来历让人感悟至深。在此处，曾有张叶两家为了建房争夺墙基而发生矛盾，张家有人在京为官，俗话所，朝中有人好办事，于是，张家修书一封寄送京城，寻求帮助，指望以势压人。好在张家这位官人，算是个明白人。回书一封，内称，“千里捎书只为墙，让出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顿时醒悟，主动让地三尺，叶家也深为感动，便也让地三尺。传为美谈的“六尺巷”便由此得名！

5、坚强的意志处处创造奇迹

心理学将人的精神世界划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现行教育的最大误区在于，只是片面强调认知或者知识教育，而忽视或者轻视了情感和意志“教育”。欲成材，先成人，事实上，任何人的任何成功，最关键的精神因素，并不取决于他的知识的多寡，而必取决于其意志的坚定与否。知识并不必然是力量，坚定的意志才是真正的力量。换句话说，意志松懈的人，必将一事无成，成功的教育首先应当是意志力的锤炼和教育。

德国有句谚语，“坚强的意志，处处创造奇迹”。德国是音乐大国，德国音乐，少有缠绵，多数是充满激情，彰显意志力的，可能与此相关。中国佛教似乎深谙此理，其提倡的“苦行僧”的生活，便是意志力的锻造。庐山东林寺的远公，的确见识过人，他创立的莲教（净土宗），修炼的方法十分简单方便，就是念佛号。别看表面简单，其中却有大道理，这就是通过简单的手段达到对意志力锤炼的目的。庄子等人的心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爆发于03年春天的“非典”，曾经让人们谈虎色变。感染者中，一些死了，一些却幸存，是死亡，还是幸存，不一定是由于体质强弱的原因，关键的因素可能是患者意志的崩溃与否的问题。许多的死亡，本是不该发生的，许多的死亡，是精神“缺钙”而引发的。

成功者的“绝招”，不是别的，而是坚持。选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的走下去，总会到达终点。“简单的动作重复多次，就成了你的绝招”，“战胜对手的捷径是战胜自己”。

坚强的意志，还是一种保持心理轻松和平衡的力量，是自己为自己做健康的心理按摩。

6、用阳光的心态看世界

幸福，并不是由于某种客观的对象引起的，而是因为心灵学会了感恩。美感也是如此，只有能感受美的心灵，才会产生美感。感受幸福的心灵，感受美好的心灵，感恩的心灵，就是阳光心态。世界的色彩，是你的心灵给与它的。灰暗的心理，看世界也是灰暗的，忧郁的心理，看世界也是忧郁的，就像林妹妹看到的那样。你对世界微笑，世界也向你微笑。

人的魅力与否，首先是取决于他的心态是否阳光。阳光的心态，自信而不自负，自然而不矜持，自立而不自卑，宽厚而不修饰，松弛而不懈怠，平和而不浮躁，安静而不沉闷。李白的《庐山谣》里，有这么几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读来让人心胸开阔，多次被毛泽东引用送人，其中一次便是送给沉浸在巨大亡夫悲痛中的儿媳。李白的诗词，大多充满酒后的阳光。正因为此，才可以读着“消愁破闷”（毛泽东语），阴冷和烦闷一扫而光。

正如幸福来自于“心力”，多数的苦闷也是来自于“心力”。换句话说，多数的苦闷实属阴冷心理的咎由自取。无端的猜忌，没有根据的联想，矫情刻薄的会意，悲观负面的预期，等等给人带来的只能是无由的紧张和生造的不安。“疑人偷斧”的寓言，妇孺皆知，其间的深意的确值得深思。须知，冷漠、刻薄、阴暗心态，损人而不利己，只能将自己送进一个“四面楚歌”的世界。

形成阴冷心态的主要原因是自闭、自恋和自私，说穿了，是过头的贪欲。老虎狮子们，被人们形容为残忍、贪婪和凶猛，这是不公正的，凶猛只是牠们的扑食方法，而残忍和贪婪则远非人类可比，牠们吃饱了，会打盹睡觉，兔子绵羊等等“猎物”可以在牠们面前从容地散步，换成人，绵羊兔子们可能难以幸免于难，吃饱了的人类，依然可能痛下杀手，吃不了兜着走，存在冰箱里，还有下一顿呢！

如果能将自己的需要将至底线，将感恩的心灵放到最大，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将像诗一样的充满美感。

7、“有话好好说”

语言，无疑是文明的最大成果之一，它的“好处”不言自明，不过，由它引发或者带来的“坏处”，却未曾引起足够的注意。它可以用来交流爱慕和善良，也可以用来制造隔阂、矛盾、对立和造谣中伤。人类历史上，曾不只一次地仅仅是因为“语言不合”而导致血腥的战争。许多的家庭“战争”，也是“语言不合”引起的。可见，好好说话，多么的重要。

要好好说话，必先拥有阳光的心态。“对面走来个你认识的胖子，你打招呼应当说，兄弟，你最近瘦了不少！”。这便是阳光心态。胖子未必真的瘦了，夸他瘦了，给胖子增添了一份减肥的信心和勇气。要知道，这年头胖子们受到的歧视，已经够让人们同情的了，你爱莫能助，又何必要“实事求是”地雪上加霜点评他“又胖了”呢？

季羡林说，做人应当做到“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后句话可能容易做到，前句话本身则可能就是一句假话。因为，语言本身就有“造假”的功能，除非不说话，要说话，总有“不真”的成分。逢年过节，大家彼此发着短信，说些祝贺的话，什么“心想事成”呀，“梦想成真”呀，“万事如意”呀，“永远健康”呀，等等，仔细研究起来，这里可能没有一句“真话”。

其实，真话也好，假话也好，与做人的善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假话可以真诚地说，就像你骗生病而又不肯吃药的孩子时所说的；真话也可以歹毒地说，就像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专门“揭露”别人的短处时所说的。短信里的假话，人们之所以乐意接收，因为，它代表的是人们的真诚愿望；胖子不愿意听到关于自己“又胖了”的议论，是因为你在故意揭他的短。

因此，无论真话假话，掌握一条基本原则，无话不要说，有话好好说。所谓“无话不要说”，就是要学会适时沉默。倾听和沉默，是一种修养，也是最具魅力的“语言”，有时，还是最有力量的“语言”。因此，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所谓“有话好好说”，就是要有阳光心态，要有开阔襟怀，要照顾对方的接受程度，要因时因地掌握火候把握尺寸。这与为人处世是否虚伪，没有关系。因为“说话”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被对方理解接受。不被接受的语言，不仅说也白说，而且，还可能是造成误解、敌视甚至仇恨的根源。

8、舍就是得

现代人，尤其是职业人，多数觉得自己活得累，各种心理疾病，也因此加速蔓延。“累”的原因很多，根子几乎都在于关系的复杂和角色的混乱。反过来也可以说，生活的美，在于澄明简单。《水浒》里的英雄们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人的确是一种诱惑，就像武松那样，出门上路，什么行装也没有，只带根哨棒（打狗棍），多简单，又多惬意！

换句话来说，“累”的原因，便是自己给自己不断层层加码，到手的，便不肯撒手，十个手指头，恨不得同时抓起十个鸡蛋。生活，就是这样滚雪球般地复杂起来的。北方人更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傻媳妇煮汤粉，水多了加粉，粉多了加水，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说来十分的生动贴切。

古代中国智慧，多次而又多方告诉人们，舍弃本身就是收获。就像春天来了，每一次的温暖，都让人们脱去一件冬装，负担自然是越来越轻了，身体也便越来越舒坦了。孔子总结自己的一生的心路历程时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尤为清晰，三十时，什么都想要，四十呢，开始懂得了舍弃一些，后来，便是懂得进一步的舍弃。

有三个地方，非常值得参观，一是医院，二是火葬场，三十看守所（监狱）。参观了医院，你会感恩于你的健康：参观了火葬场，你会感恩于你的生命，参观了看守所，你会感恩于你的廉洁守法。从而明白，人，究竟需要什么，又可以舍弃一些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一些人，尤其是职业人，经常抱怨说，自己奉献得太多，得到的却太少。这样的抱怨，一些人那里，属事有出因，更多的人那里，则是因为没有摆正生活和劳动的关系，没有摆正奉献和索取的关系。对于人来说，其实劳动和工作本身是最有价值的，工资，薪水，奖金等等，仅仅是部分外在的表现形式。今天，美国一些州长每年只是象征性地拿一美元的“薪水”，他们觉得劳动本身的快乐高于一切，这是个侧面的例证。斤斤计较的劳动心态，就是“打工仔”的心态，自己把自己摆在了“异化劳动”的劳动者的位置上，老是想着更多地索取，而事实上却丢掉了最多最重要的东西。

敬业，就是自敬。“要我劳动”和“我要劳动”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懂得真正的自重和自敬。须知，总想占些便宜的人，丧失得最多；而总想着更多地奉献的人，却收获得更多。近视的人，以为“收成”就是金钱；远见的人，则看到了比金钱更有价值、更为高贵的东西。

9、学会“慢生活”，学会精神宣泄

“慢生活”，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说法。说其古老，是因为几千年来，它一直中国人的主流生活方式；说其新颖，是因为这一说法，只是近些年来才流传开来的。“慢生活”，不是让人们的生活真的“慢”下来，而其实质主要有三：一是心情和情绪不急不躁，平静闲适；二是处事生活有条不紊，准确到位；三是身心吐故纳新，进出平衡，内外调谐。

古人说，“君子不乱步”，表面看，是说走路不要紧张慌忙，跌跌撞撞，而其深意则可以解读为，君子“不乱心”。“步子”乱了，是因为心绪乱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遭遇过“急事”，而是说，越是急事，便越不能“急心”。中国人也打仗，也有军情十万火急的情形，每遇此时，将帅们依然可以在大帐里，镇定自若，甚至再续一壶浓茶，再摆一盘围棋。电影电视里经常是这样演的，急坏了下面的观众。

中国人的“慢生活”，当然直接跟长期的农耕经济有关，而更为“有关”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火药，指南针等等，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说其伟大，是因为它们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不过，另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发明的历史价值，却经常为人们所忽视。比如说，毛笔，书法，胡琴，围棋等等，这些“发明”看似无关紧要，然而，正是它们养成了中国人和中国“性格”。毛笔书法与胡琴的演奏，等等，原理是一致的，都需要凝神静气，收敛心情，暗暗使劲，遥感用力，意在手先，张弛得法，不急不躁。经过琴棋书画长期的磨砺，中国人“慢”性情和好修养就打造出来了。

说话做事从容不迫，为人处世张弛适度，情感情绪平和恬适，成为中国人的典型传统人格特征。孔子说，欲速则不达。中国人讲的“效率”，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快慢，而是事实上的“效果”（“达”还是“不达”）。汉语里，“忙”字，从心从盲，也就是说，是心灵的盲目造成的结果。忙和乱是联系在一起的，忙是结果，乱是原因，“忙乱”的真实意思是“乱忙”。沉着、条理、准确才是工作效率的真正保障。

现代职业生活，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职业人格没有成功转型之前，一些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困境。步履匆匆，见面喊忙，总觉着压力巨大，十分紧张。这样的境况，更需要沉着放松，调整心态，有条不紊，准确到位，也就是说，更需要学会“慢生活”。

释放紧张，需要学会给自己的心灵“按摩”，学会心理“排毒”。健康的身体，需要“三通”，即，通汗，通气，通便；健康的心理，也需要“三通”，通“气”（情绪），通神（胸怀），通心（认知）。须知，懂得享受的人是因为懂得共享，善于生活的人是因为善于“宣泄”。

将学习和工作生活化，将生活艺术化，拿得起，放得下，举重若轻，身心也便轻松了。

  （沈明明   九江学院政法学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