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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庐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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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历史的“原生态”
宗 宁 近年来,隧着庐山申报世界文化“双遗产”的成功,介绍庐山的各类书籍出了不少。最近经朋友介绍又翻阅了由江西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丛书《庐山老相册》。令人眼睛一亮。 自1895年,英人李德立染指庐山长冲谷(今称东谷)以来,中西文化在碰撞,百年风云的激荡,成就了庐山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积淀。自然也给庐山留下一笔特有的“富矿”。这就是无以数计,弥足珍贵且又散落世间的老照片。 编者独辟蹊径,把目光投向这一历史富矿,投向老照片及其背后的人物、故事,“像抢救珍贵文物那样抢救庐山老照片”,不辞大海捞针之劳,编辑出版了这套“老相册”,不仅为世人捕捉到一个新看点,为自己赢得一个新卖点,更是为挖掘、丰富、推介庐山颇具个性的历史文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庐小老相册》以丰富的老相片(其中不乏珍贵的馆藏和私人藏品)和平实流畅的叙述,把曾在庐山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呈现”给世人。让读者由此或打开尘封的记忆,或激发叩问历史的冲动。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无论这些老照片的作者是否有自觉的意识,时间的划痕总会深深地烙进这瞬间的凝视之中,让人们通过时间之流回溯到历史的深处。 这是一幅摄于1920年之前的牯岭早期开发的大全景(见《庐山老相册》第1辑)。今天我们不清楚这幅照片的作者是谁,也无从推测摄影者当时的动机或心境。然而,当我面对上个世纪初雄霸牯岭山间的石砌别墅群时,依然感到震撼。这些颇具规模、风格各异的西式别墅所体现的卓越空间意识和环境美学思想,无疑为我们开启了另一扇门窗,甚至形成了今日庐山号称“世界村”的避暑胜地的雏形。但同时,我们秀美的匡庐,我们古老的民族毕竟是被动地,乃至不无抗争地接受这一强行撞入的西方文化的物化形态,承受着被掠的屈辱与磨合的痛苦。面对照片,我读出了几分历史的厚重与苍凉。 相对于文字记载而言,被烙进照片的“时间划痕”更具有细节上的客观与真实。其细节的客观、准确程度,甚至能校正人们记忆的偏差。这张周恩来总理在庐山会议期间与服务人员的合影,标明的摄影时间为1959年(见第3辑《总理嘱我传厨艺》)。但从照片中人们的衣着、姿态、神情所透露的典型“文革”作派看,这张照片只能拍摄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而不是1959年。正是这些可能被淡忘,但却不容更改的“时间划痕”使我们得以澄清可能混淆的记忆,得以面对原汁原味的历史。 摄影是客观的,同时又是主观的,照片(影像)的诞生总是摄影者“选择”的结果。有选择,就必然有取舍,有“遮蔽”。对此,《庐山老相册》的编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无谨慎地指出“这套丛书仍然不是史,它只是历史原料场,它的任务是让各种各样的事情呈现。” 为了最大限度克服可能产生的“遮蔽”,丛书采用了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方法。所选照片既出自摄影家。摄影记者之手,也有普通人家的生活小照,更有许多照片今日无从考证它的作者或摄影背景。丛书的文字也尽可能地取“第一人称”,娓娓道来。既讲述了庐山百年的传奇和秘闻,也记录下普通山里人家的甘苦与温馨;既挥洒出大气磅礴之跌宕,也吟哦着小桥流水之幽深。即便是讲述领袖名人留踪,也多从平民视角,揭示其鲜为人知的日常状态,忠实于讲述者的真实感受。当你看到、叶剑英元帅与服务人员随意席地而坐的留影,读到他向小厨师借“语录本”参加中央会议的细节时,除了体悟到伟人平易、朴实的风貌外,难保不会去咀嚼那段沉重而多少又有些荒唐的历史。 《庐山老相册》这一编辑叙述特征,多层面、多视角地钩沉了庐山近百年来或简单或深奥的“曾在”,让我们能够面对历史的原生态,去咀嚼、去品读这“毛茸茸”的历史,“毛茸茸”的生活。由此,或许能生出一些对历史、对人生的鲜活感悟。 诚然,多角度,多元化叙事或许是“老相册”这一形式要件的需求,但笔者更认为是编者清醒认知与主观努力的产物。虽说“拣进篮子都是菜”,但“拣”本身就是“搜求”与“选 择”。前者需要与方方面面的真诚沟通,后者更讲究慧眼独具,何况还有“配菜”的功夫呢。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历史。没有编者对当下的感悟和认知,没有编者宽阔的视野和胸襟,《庐山老相册》达不到现在的品位。 这,或许是它有别于诸多“老照片”读物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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