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让人抱憾的好书

发布时间：2009 - 11 - 02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老   石

   

前些日子，在朋友家中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九江人物志稿》，这书很稀罕。书架旁贴着一条提示：“架上藏书，恕不外借。”朋友爱书近乎吝啬，这我能理解，因此很知趣的没有提出借阅的要求。但在其家翻翻看看，这是允许的。于是随意翻阅了一下，看看目录，再浏览一下书中的篇章，看到该书收录的是九江籍或与九江有关的历代人物小传。这书很好，地域气息很浓，作为九江人读这书，很有一种亲切感；尤其是看到那么多九江人或与九江有关的名人排列在各类篇章中，很容易激起九江人的一种自豪感。这部书对宏扬地域文化，张显地域名气，都很有助益。

我真的好喜欢这本书，于是有空就到朋友家里遛遛，翻翻这本书。小读一些时日，觉得该书也有一些让人怀憾之处。书中颇多舛误，显出编纂上的一些粗糙。比如：错别字较多；年号的错标错用不乏其见；有的史事记录欠准欠实等等。这些有的可能是勘误，有的恐怕就不是“勘误”所能遮掩的了。例如该书“徐盛”传中写到：“至魏明帝三年（229年）孙权在建业称帝。”（见P247）这就是勘误无法为之代过的错误表述。这个简短的表述有三个错误：①“魏明帝三年”，作为志书，这个提法就很欠专业。自汉武帝使用年号后，史上记时述事，必须使用年号。此处标准提法应为“魏明帝太和三年”。②孙权称帝前，吴国境内已公行自己的年号“黄武”。严格地说，述吴国事应使用吴的年号，而不应使用魏的年号。③孙权称帝时，不是在建业，而是在武昌。是称帝半年后才由武昌迁都建业。在《三国志·吴主传》中有两则记载。一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由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来到鄂州，并在此处建都，改名为武昌。划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所辖。二是吴大帝黄龙元年（229年）四月丙申日，孙权在武昌南郊设坛即皇帝位，于当天改年号为黄龙，并行大赦；以长子孙登为皇太子。九月，孙权迁都建业（南京），武昌故府宫室全都保留，太子仍留守武昌，派大将军陆逊主持武昌军政事务并辅佐太子。陈寿在这里述吴国事使用的就是吴的年号。吴自222年行“黄武”年号，至229年，本为黄武八年。但这年四月丙申日孙权行登基大典，于这天改元“黄龙”。史家为述事便，遂把这年事（含四月丙申前事）统述为“黄龙元年”。而在第一则记事时（221年），吴尚无年号，便用魏的年号“黄初”述事。这正是史家的严谨。这是我依据《三国志》所载的史实，针对“至魏明帝三年（229年）孙权于建业称帝”语的一点述见。至于书中其他的讹误亦颇多见，如把宋代的熙宁年写成宁熙年（P143），李盛铎谭家畈人写成谭家田人（P176），把南宋建炎三年标成1125年（P260，实为1129年），绍兴元年标成131年（P261，实为1131年）。介绍吴克昌时说：“于光绪三十二年（18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堂。”（P181），光绪三十二年是1906年，当时北京大学称京师大学堂而非北京大学堂。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让我最感遗憾的一件事是该书未收录吕蒙。这到底是疏漏还是编者不熟悉吕蒙与九江的关系或是出于某种偏见而故意不收录，这就不得而知。吕蒙曾任寻阳令数年。书中许多人物（尤其是“地方名宦”篇中的许多历史人物）与九江的关系尚不如吕蒙那么密切，加上已编入书中的许多历史人物亦不如吕蒙在历史上的名气那么大。就拿已被收入该书中的徐盛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及吕蒙。徐盛也是三国时东吴战将，他与九江的一点关联是，在东汉建安八年（203年），孙权让他统领500士兵守在柴桑（今九江县），防止当时占据夏口（今汉口）的黄祖东侵。黄祖果然派他的儿子黄射领2000兵丁前来侵扰，徐盛仅率数百人将其击溃，从此再也不敢前来侵扰。为此孙权嘉奖徐盛，升他为校尉，派为芜湖令。徐盛无论是名气、业绩、造诣以及与九江关系的密切度，都不能与吕蒙同日而语。因此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着眼或按哪个标准来衡量，吕蒙都有理由应该编入该书之中。且关于吕蒙的许多故事及涉及三国时许多重大事件，均发生在吕蒙为寻阳令之时。（顺注，名将黄盖也曾为寻阳令，但他在寻阳的故事没有吕蒙的多。）吕蒙在寻阳是非常值得一书的。

真为《九江人物志稿》未载吕蒙而深感遗憾。因为这个遗漏，于是让我产生了九江不应忘了吕蒙的思想，于是萌发了欲把吕蒙在九江的故事作一介绍的想法，于是草成了《为国屡建奇勋的寻阳令》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