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一部厚重的历史——《烟笼浔庐--近代九江风云录》之序

发布时间：2009 - 06 - 18 编辑：张建莉 来源：寻庐人文网

王东林

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纪录片《庐山》，第一集是记者在各个不同场景对各色人等的访问。问题只有一个“庐山在哪里”？自然是大部分被采访者答错或哑然。电视播出后，庐山似乎“突然”声名大噪；若再问“九江在哪里”？你只能说“九江在庐山的脚下”，才可能使询问者在“哦”的一声中“若有所悟”。庐山成了九江的座标或位置的注释。

其实古往今来，九江的名头是很大的，一点儿也不逊于庐山。

相传夏禹治理水患，九江亦在他浩大的工程之列。今庐山汉阳峰“禹王崖”石刻，当是后人对大禹治水之功的一种纪念。太史公撰写《史记》，到全国各地考察，就曾“南登庐山，妯禹疏九江”。《禹贡》分天下为九州，九江乃至整个今江西地区属荆、扬之域。书里的“九江”，仅指今九江、瑞昌、湖口、彭泽及江北一带众水流注、河汊纵横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九江”作为一个政区的名称还是明代的事（秦之九江郡，治所在安徽寿县，不作数）。九江的古称有“柴桑”、“寻阳（唐作浔阳）”、“江州”、“德化”诸种，或为“县”，或为“州”、“路”，明代始有“九江府”。在九江的政区范围内，庐山只是一个“盆景”。

在江西的版图上，九江是赣省北部的重要门户。浩瀚的鄱阳湖，经湖口与长江相通；赣江从赣南的丛山峻岭中来，一路北向，流入鄱阳湖，成一天然之赣鄱水系。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条南北走向的水道，是中原政权经略南方，进而控制岭南的重要战略通道，九江实扼守在它与长江相接的“命门”所在，因而必然是乒家必争之所。如果从文化地理的视角来看，九江在长江与赣鄱水系（其北由运河、汉水延伸）这一东西南北“十字”交汇点上的特殊区位，使之在江南尚属蛮荒之域的年代，成为最早接受中原文化辐射并走出“化外”的地区。在中国各朝各代的历史上，总少不了一些事件与九江关涉，是历史叙述怎么也绕不开的一个地方。

夏商周三代文化南浸，九江首当其冲。禹征三苗，疏浚九江为其始，有文献为证；而殷商文化披于江西，实已自赣北达于赣中，有九江神墩和清江吴城遗址为其确证；西周时期，宗周文化对江南的辐射更为强劲，据《古本竹书记年》载，周穆公“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当然这里说的“九江”属于江南北沿岸众水流注之“九江孔殷”所在，但同样包括了现在的九江一带。

江西结束政治与文化分属而成一完整政区，进而发展成为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则要说到西汉豫章郡之设，在南昌有颍阴侯灌婴（一说陈婴）建郡筑城的不少遗存。如“洗马池”，即为灌婴“濯马涤足”的地方；而九江市内竟也有灌大将军屯乒驻扎而开凿的“浪井”。一井一池，虽脱不了传说色彩，却总能给人一种源泉相接、灵犀相通的感觉。

人说江西为“粤腹闽庭”、“控蛮荆而引瓯越”，其实真正的门户在九江。

九江据长江中游南岸，位当赣、鄂、皖三省交汇处，襟江带湖，地势险要，号“七省通衢”，历代为军事重镇。三国时，东吴周瑜在此督练水师，抗御曹操。九江城内的督府巷、小乔巷、梳妆楼以及甘棠湖内的烟水亭等，都与这段历史或传说相关。西晋元康元年，新立江州，政区为江南北岸鄂赣地区及闽地，包括湖南的一部分。州治在豫章和寻阳间几经变动，最后还是确立在长江边上的柴桑。那时的江州很大，九江完全相当于后来的一个省会的概念，足见统治者对江西长江一线、九江地位的重视。江西到底没有成为“豫章省”，而由唐之江南西道、宋之江南西路发展为江西省，应该说与“江州”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为“江州”，才真正把江西襟江带湖的区位特点和军事与政治上重要性质突显了出来，以“江”相名，才能名实相符。

两晋南朝时期，江州刺吏往往由陶侃、温峤、庾亮之类的名臣出任；唐代江州的一个副职（司马），竟也是白居易这样的人物。九江既有武夫的刚劲，又有文士的儒雅。战争岁月，这里金戈铁马，风声鹤唳。南宋与金对峙，岳飞即在九江沿江布防，抗击金乒，今九江锁江楼一带，旧名“岳司门”，据说是岳飞水师的驻地：庐山西北麓之岳家市，据说是岳飞驻军与百姓贸易的军市所在，当地岳姓人家多自称为岳家军的后代；岳飞的母亲姚太夫人和夫人李氏，均葬于庐山西麓株岭。岳飞被害后，江洲城百姓供其画像，遍建岳王祠，而且还创造了一道地方菜肴“杂烩”，盖言“烹炸秦桧”，善善恶恶，爱憎分明！可惜这样史事宣传太少，未能广为人知。九江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城市文化个性的塑造，这应该是非常珍贵的元素。

宋之后，则有明太祖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九江，大战鄱湖，惊心动魂。鄱湖水战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战，其意义丝毫不逊于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如果拍成电视连续剧，当是相当有看点、有价值、有说道的大题材。近代，洪秀全与曾国藩同样反复争夺九江。曾国藩一世风光，在九江却很落魄，竟至投水自尽，哀叹“天杀我也”，险些丢了性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都非常明白，谁据有九江，谁就可以横截长江，控扼川鄂，席卷三吴，逐鹿中原！

太平时日，当然也包括北方战乱而南方相对安定的时日，九江庐山是文人释道钟情的地方。或游历；或隐居；或开山创业，传教布道；或设帐开馆，教书授徒。说江西“先儒过化”，九江总是第一站，而且是最热闹最集中的一站。随便列举个名字，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在中国的地方城市中，很少能找到几个这样的城市，有那么多的著名人物不期而至。不提大名鼎鼎的陶渊明、王羲之及所谓的“翟家四世”、“寻阳三隐”。单说唐宋，即有李白、李渤、符载、宋之问、张九龄、韦应物、孟浩然、白居易、颜真卿、柳公权、李德裕、温庭筠、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刘涣、刘恕、李常、周敦颐、朱熹、周必大、江万里等等，等等。九江几乎是一座名人之都，文化之都。

琵琶亭是立体的诗，在那里你可以信步跨入“浔阳江头夜送客”，“忽闻水是琵琶声”的意境。浔阳楼则是酒与小说的传奇。“宋公明发配江州城”，“浔阳楼宋江题反诗”--远到山东梁山泊的英雄好汉，竟也闹腾到九江，将一座普通的酒楼闹哄哄抬进了《水浒传》。文人儒士来了，僧道也来了。

说起佛教的南传，同样要提到九江。同治《江西通志》载，江西最早的寺院是九江彭泽县的安禅寺，其条下云：“安禅寺古名安禅院，在彭泽县东一里新兴乡，汉永平间僧祖印创。”“永平”是汉明帝刘庄的年号（公元68--75年），是佛教史上大家比较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认定的江南最早的寺院是吴赤乌年间（238--250年），孙权为康僧会在建康（今南京）建造的“建初寺”，若与安禅寺比，要晚将近200年。安禅寺几乎与洛阳的白马寺同时，是真正的“江南第一寺”。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注意到这条材料，因无更多证据，不敢著文立说，当然也无法完全否定，认其误谬，毕意还有浮梁境内的“双峰寺”（建于汉元嘉元年，151年）可以照应，而且佛典中也有西域僧人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年（147年）至灵帝建宁中（170年左右）在洛阳译讲佛经后，南游豫章、寻阳、会稽的记录。

最值得一说的是道安的两位高足、慧永、慧远师兄弟。二人本欲往广东的罗浮山，慧永先行，至九江庐山。江州刺史陶范特在庐山西北麓的香炉峰下建西林寺，把慧永留了下来。14年后，慧永也来了，为庐山风景所吸引，干脆不走了，别建东林寺，后成佛教净土宗之祖庭。从东晋南朝到唐朝，九江城内和郊外庐山，大小寺院多达数百所。道教则有陆修静在简寂观编修《三洞经书》的佳话，另有太平宫、广福观、白鹤观等仙坛之盛。九江与庐山，一时为江南佛道之中心。

九江是战火洗礼的城市，又是诗文浸泡的城市。在战火中几经兴废，又在文化的泽润中复苏转盛。改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气质。

九江“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衢，七省通连，商贾集至”，大米、茶叶、棉花、陶瓷、竹木等物，均有贸易，是长江中游著名的商业城市。1858年，英法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九江与南京、汉口、镇江等地被辟为通商口岸。于是洋人得以在这里通商传教，开辟租界，自由居住。九江古城，竖起了一幢幢西式洋楼，庐山牯岭、长冲一带，则立起了“万国别墅”。九江近代的历史，几乎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应大事，诸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李烈钧反袁起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民党对日宣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及至现代史上的三次庐山会议，无不令九江波云诡谲，充满传奇色彩。

九江市博物馆汪建策同志的《烟笼浔庐》，正是切取了九江近代的一段历史，披阅  讨，撰述成章。一篇篇短文，相互独立又成一体系，回放出一段段精彩的历史镜头，大体展示出九江近代历史文物及遗址遗存的搜集寻访，于文字叙述中，辅以大量的历史图片，更增添了历史陈说的直观性，其中相当一部分珍贵的照片属于第一次公开面世，为本书增色不少。

读汪建策所写的这本书，同样可以获得“九江在历史叙说中无法绕开”的印象，而且不时地给人带来一些“顿悟”的兴奋。书中说到“八一南昌起义”前夕甘棠湖的小船会议，突然想到中国现代史上有两艘船几乎有同样的符号意义：一是嘉兴南湖的红船，在那里摇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二是甘棠湖中的小鱼船，在烟雨朦胧中摇出了伟大的人民军队。

九江是一部《史记》。大地的厚重就是历史的厚重。九江的价值在于，你不应忽略它的地位，它的份量，也无从忽略它的地位，它的份量。

我与汪建策有师生之谊，我们年纪相仿，准确地说是朋友之谊。书成，索序于余。及书，竟久未着笔；一写开，又一发不可收拾；写完，才觉得九江太过沉厚，可书可道之处，无以卒书；说出来的，不过是一些皮毛，根本没有入其堂奥，草草收笔，权为序云。 （该书2006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