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风俗

发布时间：2009 - 07 - 16 编辑：蔡奇 来源：寻庐人文网

序

 

陈文华

通俗地说，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它是人们在一定的地域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思想、心理特征、思维方式诸多方面。它是由社会成员所共同缔造的，但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状态之后，又反过来影响着每一个体成员，人们自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自发或自学地遵从共同行为规则，从而促进它们进一步发展。诚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野议·风俗议》中所指出：“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一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改变，亦可以移易人心。是人心风俗，交相环转也。”因此，要了解某一地区、某一族群的社会历史，从民俗入手，无疑是个有效果途径。

江西地处长江流域中游，而九江就在长江和鄱湖之间东西南北四通八达，长期与周边的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微州文化、吴越文化、闽粤文化等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许多民俗现象自然就与全国各地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成为全国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江西民俗是研究中国民俗的一个切入点，因而富有典型意义。然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由于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江西民欲具有一些独有的特色，值得学者们深入探讨、发掘，可以进一步丰富祖国民俗文化宝库。

九江地处江西北端，江西的赣江、修水、抚河、信江、袁河等五大水系都流进九江东郊的鄱阳湖再汇入浩荡的长江，东达上海、西抵重庆，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就成为沟通全国的交通枢纽，也是江西最早开发、最早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为了征服闽越和岭南，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进驻江西，其中就有很多人留下来。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的宋时期，中原民众为了躲避战乱流徒江西，开始就在九江地区设立“侨郡”寄居，后来就和当地居民融为一体，共同缔造了九江的民情风俗。悠久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九江地区民俗文化的独特个性。因此，就民俗研究而言，不论是对江西还是对全国，九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

虽然，研究江西民俗的学者也注意到九江地区，但至今还没有人专门从事九江地区的民俗研究，人们对该地区的民俗还不甚了解，颇以为憾。现在，刘炜红、崔若林两位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旁搜博采，全面汇集了九江地区的民俗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科学编排，终于编写出版了《九江风俗》一书，填补了江西民俗研究的一个空白，实在是可喜可贺。这是一本知识性、科学性相结合的好书，全书结构全理，资料翔实，文字明白晓畅，详简得当，语言生动，读来饶有兴味，令人开阔眼界，增长不少知识。这是江西民俗学研究的一大成果，对全国的民俗研究来说，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仅撰此小文以表祝贺，权为序。

导        言

一

凭藉史、志及民间采录表明，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风俗习尚，其文化与社会存在内涵十分丰富，其外延与传播更甚为广阔。恰因如此，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社会风俗的形成、演变及风俗的发生、发展过程，既是该时代、该地区诸多政治人文、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社会心理、科学技术等“要素”作用制动的结果，又有其有别于其他时代、其他地区的特点与规律。基于此点，九江亦不例外。

我国是一个重视风俗的国度。千百年来华厦各族人民，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在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各种风俗习惯。远在先秦时代，我国已建立了采风制度，出现了“风俗”一词。一些游说之士，便重视风俗研究。儒学大师荀子，曾一度兴致勃勃西行入秦，“观其风俗”。降至汉代，采集风俗，美化风俗，已成为各级官吏的重要使命。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曾下令要求公卿大夫，把“广教化，美风俗”作为自己的职责。与此同时，于元鼎五年（前112）下令扩大乐府机构，派遣官吏采集民间歌谣，以“观风俗，知薄厚”。从汉代起，设官吏，持符节，分行天下，已制度化了。是时，许多文人对风俗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风俗”一词的涵义进行了探索，传授《诗经》而名显于世的西汉毛亨就《诗经·关睢》而解“风”，把风与民谣等同。到了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俗，习也”。此说已比较接近今日风俗概念。在汉代全面解释“风俗”概念的当推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地理志》中说：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其义为：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生态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生存习尚叫做“风”，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行为叫做“俗”。前一解释是对的，而后一解释则过分强调了上面教化对下面的习俗所产生的作用，不足为道，更为重要性是忽视了民间风习相因的一面。因此汉末应劭则认为：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

应劭对“俗”的解释较之班固有所前进。这里的“俗”不再是单纯的上化下习的被动式接受，改变了昔日那种以圣人意志为转移的风俗观。自此以后，人们对“风”与“俗”两者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与颜师古编《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亦说：“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这里“风”与“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事物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风”中有“俗”，“俗”中有“风”，两者共为一体，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风俗文化形成、发展运动的全过程。

二

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结合部的南岸。东枕鄱阳，与安徽东至县毗邻；南界洪都，与本省新建、安义、靖安、奉新、铜鼓诸县相连；西连幕阜，与湖南平江县和湖北崇阳、通城、通山、阳新多县接壤；北濒长江，与湖北武穴、黄梅及安徽宿松、望江县隔江相望；居鄂、湘、皖、赣四省交界处，为江西的北大门。风光绮丽的庐山，耸立于鄱阳湖和长江之间。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阜的物资资源，使九江享有“赣北棉乡”、“江南鱼仓”之称。

九江历史久远。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九江的先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春秋时为吴之西境，楚之东境，俗称“吴头楚尾”。战国时属楚国管辖。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过九江至于东陵”的记载。九江作为行政区划始于秦代。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三十六郡，其中有九江郡。西汉时，九江始建县，称柴桑。三国时属东吴，隶武昌郡。西晋太康初年（280），九江境地设有柴桑、鼓泽、寻阳、海昏等县，分属武昌、豫章、翻阳、庐江四郡。永兴元年（304），置寻阳郡，领柴桑、寻阳二县，隶属江州。隋时，废郡改州，九江为江州。大业三年（607）又改江州为九江郡，郡治湓城。唐时，改九江郡为江州。天宝元年（742）改为浔阳郡。至乾元元年（758）复为江州。五代十国时，江州是南唐道德教化之地，故改属县浔阳为德化。北宋年间，江州属江南东路，南宋年间属江南西路。元代改江州为江州路。明代，改江州路为九江府。清代亦然。辛亥革命后废除府制，民间三年（1914）设道领县，将九江府改为浔阳道，领二十县，为避福建辖县同名，改德化为九江县。1942年8月，省将所属县改划为九个行政区，境内分属三个行政区：其中九江、武宁、瑞昌、德安、星子、永修属第九区，彭泽、湖口、都昌属第五区，修水属第二区。

新时期中国成立后，1949年9月11日，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修水、鼓泽、湖口、都昌四县分别从袁州（宜春）和饶州（上饶）分区划归九江专署管辖，把靖安县从九江分区划出。1980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将九江行署领导的九江市升为省辖市，成立浔阳、郊区、庐山三个市辖县级行政区。1983年7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地区行署与九江市合并，成立九江市，实行以市带县新体制，将原九江地区行署管辖的十县划归九江市管辖。

九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植被繁茂，交通便捷。有十分丰富的地表资源，土壤肥沃，森林茂密，河流清泽，江湖鱼丰，为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距今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九江就有原始先民在这里居住生息。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修水上奉乡山背村发现华南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四十三处。有房屋基础，房墙和排水沟痕；有一百八十余件石器工具和陶器用具——石斧、石锛、石铲、石镰、石刀和各种生活陶器；有农作物——谷壳、稻草和落花生的炭化物、草拌泥；还有存放农作物的小型窖穴及相当数量的石镞和石网坠。这些文化遗存，不仅表明定居在这里的山背人水稻栽培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而且，还从事渔、猎和采集，已经能结网而渔，在水上进行比较先进的作业。

据有关资料介绍，以山背文化为特征的文化遗址，在九江境内各地均有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一是大部分分布在临近湖泊的坡地、台地或冲积地；二是文化遗存的特征十分近似，尤其是都有石镞、石网坠等渔猎工具出土。这表明新石器晚期九江原始先民发展大致是同步和同型的，也表明了相互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已经能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九江的河湖之便“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这在所谓“南蛮”的南方文化之中，应该算是比较先进的了。至晋代成为“七省通衢”、“来商纳贾”的通都大邑和东南望镇，唐代为江南西道的一大商港，宋代百业兴旺，朝廷在此设立铸币机构——广宁监，明代景泰元年（1450）设立九江钞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九江成为九个通商口岸之一。

九江地域广阔，东西广二百七十公里，南北袤一百四十公里，面积一万八千八百多平方公里。境内有巍峨的山脉，起伏的丘陵，广漠的平原，漫长的水岸。地理环境中的差异，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生活在这个不同类型自然环境中的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性格、气质、观念等，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环境的影响，并深深地打上地域的烙印。即使在国家一统、政令高度集中的年代，仍不足以掩盖其风俗的明显的地域特色。

三

由于九江居民的民族、居住区域、原始崇拜的不同，地理和自然条件、文化素质和文化条件的多元，同一风俗，在不同的地域，受到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这种自然环境下所形成的独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出现不同的习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概而言之，风俗的形成是一个有意义同时也是颇具难度的话题。仅就本书作者有限的知识范围对此无法提出有深度的意见。但我们还是试图就九江风俗的发生和发展背景作点肤浅的归纳。

风俗形成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风俗是人文的重要内容，人口因素是摇动风俗的一个杠杆。中国历史上的战乱多数在北方，南方成为难民聚集地。每次大动乱，大批移民“举家南迁，居于一处，共同生活，繁衍后代”。三国时，九江归属孙吴政权，可知当时军事化强制性移民进入九江颇多。孙权遣军北征，也几次裹挟数以万计之众带回“江东六郡”（含豫章郡）。东晋，河淮之地战乱不已，北方居民纷纷南下，且“乃於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在九江侨寄弘农、松滋两郡（后改为县，并属于寻阳郡）北方居民“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群县”。这些“侨人”往往散居，与土著“人户杂居”，因而逐渐汇流于土著居民中。据《宋史·地理志》载，北宋末至南宋初，由于宋金战乱，宋室苟安江南，中原的许多望族、抗金兵将及河南等地的不少流民百姓定居江南。元朝统一全国后，北方人为避徭役，时有南迁，加之各地方长官都是蒙古族人担任，色目人任官者也多，秩满后多留南方，以致人口构成有所变化。

九江为长江的中流衿带，上控汉口，下扼皖吴，入翻阳湖则江西全省米、瓷、纸、夏布诸物尽在掌握之中，明清以来，成为长江沿线的一大都会。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繁华的工商经济，吸引了各地的大批高贾前来经商贸易，为当时著名“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九江作为赣北的政治中心，历代州、府、县驻节浔城，一批数量可观的绅官聚集于此，官衙、公廨的增多，促使商业繁荣和人口来源的纷杂。鸦片战争以后，九江开埠通商，设立租界，英、法、俄、日、美等国的官宪、商人、传教士纷纷进入，设使馆、开洋行，建码头，传教，办学，滞留九江的外侨日增，华洋杂居，“交通既繁，环境遂异”，“一切礼俗，中外合糅以趋于合作”，“于是集合种种不同礼俗而共成一社会，盖亦驳杂而难言之“。移民对区域风俗影响显而易见，导致区域间风俗的互相渗透甚至融合，影响程度大体与移民人口数量呈正比关系。

九江，山拥千嶂，江环九派，士高气清，富有佳境。东晋，匡庐山麓诞生了被誉为田园诗之祖——陶渊明；在宋代，修水河畔养育了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明末，建筑大师雷发达在建昌成才，在京都扬名。境内庐山为千古名山，吸引着历代众多的达官贵人、高贤雅士，来这里游览、隐居、吟咏，传播文明，“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高人闲士，蝉联不绝”，“高士逸民所栖，先贤往哲所乐，流风馀泽，没世难忘”。

风俗形成与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是风俗形成的基础。“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如“多林木”与平原交错的地理环境，商业活动的缺乏，导致居住这里的居民以“射猎为先”、“俗尚农业，罕事工商”、“乡村共力耕、农勤稼穑”。近水的地方，“地滨大江，民习于水，善操舟，虽暴风怒湍，弄轻艇如驶渔于河泽”，“凡网、罟、汕之具备极其巧”，“饭稻羹鱼”。商业城镇浓厚的商业气氛对这里居民的性格也起着直接的模铸作用。浔城和各地县治周围即是比较鲜明的例子。如“经营惟在本土，不习散出四方”，“儒风相续，民习经商”等。明嘉靖《宁州志》云：“分宁吴楚之交，俗多类楚。近世家冠婚丧葬，悉行文公家礼，然城市村落之民犹多袭旧，病不服药，专事巫祷。丧弱于浮屠间，亦有所感化，崇观士大夫行者，男鲜商贾，务耕，女务纺织，治生之勤可以喻天下”。嘉靖《九江府志》叙述德安，“自古唐义门陈氏以来，代代孝弟，民风感化……民俗朴实，服饰古野”。清同治《武宁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楚人来宁垦山者，多以百计。绝谳层岩，鸡犬相应。火耕旱种，百耕并出”。

风俗形成与包括情感、情趣、信仰在内的精神因素密切相关。从最早的风俗活动来看，原始崇拜、迷信与禁忌才是产生各种习俗的最早渊源。以居住风俗为例，九江人对宅门的高度重视，既出于安全的需要，也缘于对宅门的许多俗信。如有宅基本已固定方位，为合“龙脉”、“谋风水”，必将大门偏向或附加围墙将宅门改向等。此外，祭祖敬神的虔诚，宴饮活动的盛行，居住的宜忌，交通工具的转变，卫生保健的风靡，厚葬的流行，男性和女性的修容方式及其变化，妇女改嫁得到广泛认同等许许多多社会风俗，都可以从心理层面上寻得合理解释。

历史传承是决定风俗走向的一个普遍因素，传承的必要条件乃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稳定不变。九江风俗亦遵循这个规律。在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某一地区风俗大体是前代风俗的延续，即使出现某些改变，“不是飞流直下的瀑布，而似潺潺小溪般流动”，亦为缓慢和些微的。如“俗尚农业，罕事工商”，“乡务农业，市熟操舟“的传统，相沿不泯，就是前代农业文化遗风的延续。再者，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发边的文化事业，使人容易产生安于现状的心态，土地对人的恩泽又使人产生依恋故土，安于本土，不慕异地。“父母在不远游”成为先民的生活信条，尤其是大多数农民安土重迁，老死不出乡。即使出仕的士人 ，或经商的商贾，虽一度离乡，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们最后的理想是衣锦还乡。重乡土情谊，落后的生产方式，既造成了勤劳、朴实、内向的性格，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凝固化，狭隘、自私，使人遵循祖先的成规成矩，从而养成了纯任自然、知足、安分的人生观和保守的心理习性。这些特点，导致了传统风俗的稳固性、封闭性、排他性以及人们意识的凝固形态。所以生活在这种风俗氛围中的群体，往往具有行为模式上的从众、从俗，思维模式上的守旧和惰性，人人喜欢平淡，重实际，少玄想。如《星子县志》云：“星子民风显得敦朴，又显得保守，安于现状。星子人历来极少迁移外乡，或外出谋生，‘归宗’之举颇受称道”。仅此一例，足能以示大概。

总之，作为文化现象的风俗自身是复杂的，风俗形成的背景和变化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风俗是社会的产物，也必定依社会的特性而定型，依社会的运动而运动，依社会的演进而变化。自然环境、经济、政治、传统、社会、心理、人口和上层社会等一系列因素，从不同方面为九江风俗习尚的形成和改变提供了基础和驱动力。如果说这里有惟一性的解释，那么这个“惟一”就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整体大于部分之合，形成和改变九江风俗历史的合力，同样也不是诸种的因素简单相加。

四

九江人民长期生活水平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共同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自发地逐渐形成了西部幕阜山区、东部翻阳湖渔区具有九江地方特色的风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境内风俗有所嬗变，旧俗多破，新风渐立，有些风俗消失，有些风俗沿袭传承至今，也延伸出新的风俗，日趋多姿多彩。如大力提倡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尊老爱幼、拾金不昧、助人为乐、舍已救人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节约办婚丧喜庆蔚然成风；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为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改“好男不当兵”为参军光荣，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为自由恋爱，改棺木土葬为火化殡葬，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近年来，与境外交往日广，古朴之风稍衰，部分陋习亦有抬头，如有些人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多，逐渐走上富裕之路，手头有钱了，生活腐化了，例如赌博、吸毒、宿娼卖淫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由此可见，破旧俗、立新风乃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任务，决不可掉以轻心。

九江人生于风俗，长于风俗，终于风俗，风俗不仅教导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何生存和生活，更指引一代又一代人有意识地保持这种生存和生活方式，将自己及其后代牢固地附着在这片人文土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