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茶市

发布时间：2011 - 09 - 09 编辑：刘珍 来源：寻庐人文网

　　崔若林

    九江茶市，雏形肇始于唐贞观年间，全盛于宋、元、明、清，与闵候、夏口并称为我国“三大茶市”，且居之冠，可谓“饮誉千年，驰名中外”。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九江茶市又为人们所瞩目。

　　九江临近北回归线，离海不远，气候温和多雨，山峰逶迤，土质肥沃，种植茶叶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比邻又有赣北、赣中、赣东北、皖南等盛产茶叶的腹地，不仅茶叶产量丰富，而且品质优良。江州的庐山茶（云雾茶）、宁州的“双井”、“宁红”，饶州的“婺绿”、“浮红”，歙州的“祁红”等被誉为茶中极品。加之九江又处“南开六道，途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汉”之地，水陆交通便捷，促使九江成为江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

　　晋时，境内民众即有“种茶之习，嗜茶之好”。入唐，官府提倡种植茶树。史载，贞观年间，江州治所北有一长约2里的街市，为茶叶集散场所。斯时，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驮，税十五余万贯”，歙州祁门县，山地遍种茶树，无空闲之地。农人十有八九以茶为业。而这些产地的茶叶，皆要运至江州集散。据《江西市场大观》云：唐开元至天宝年间，江南大批茶叶集中于江州，待舟运往汉口后再转运洛阳。建中元年（780）始收茶税，茶叶则成为市场贸易的一重要商品。宋续承唐末、五代的办法，对茶叶实行官府专卖制度，称之为“榷茶”。《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有“成都府路、利州路（治所在陕西汉中），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淮南路、两浙路和福建路”七大茶叶主产区。而辖九江茶市的江南路，茶叶年收购量达230620担，占诸路总收购量的44.5%。是时按自然流向，不管是“榷货务”，还是外运，茶叶大抵经修河、信江、饶河、赣江、鄱阳湖、长江等江湖运至九江集散地再转口。故南宋建炎三年（1129），置“茶盐合同场于江州”，负责长江流域五路“榷货务” 50%的江南茶叶集散转口。乾道年间（1165~1173）又在江州设“茶运司”。

　　元代，仍沿继宋之茶政制度，进一步强化九江茶市的地位。《九阳摭》和《宋史·食货志》指出，“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5）置榷茶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七省主要产茶区的茶叶税收和运销。江州茶税由唐初的白银三万四千锭，增至二十八万九千锭，成为元朝财政重要来源之一。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九江，这座城市虽然不大，却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有时看到的船只不下一千五百余艘，足见九江商埠的繁华和茶叶经营运销之兴旺。元末，由于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受到重创，兴盛的九江茶市有所衰退。明王朝建立以后，实施“一条鞭法”，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九江茶市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宁州、瑞昌诸县不少“农户不种五谷，专种茶叶”。明代饮茶之盛不亚于宋、元。《饶州府志》这样描述明代江西人外出经商引贾遍于天下，“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他们以“江右商”见称于世。明景泰元年（1450）九江置钞关，使“四方商舟并集其地”，九江又成为“舟车辐辏”的茶叶集散重要商埠。

　　明末清初，“欧洲茶叶消费惊人的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的发展”，于是，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以致有人能买到中国茶，“其价几何，在所不惜”，使当时的茶叶由内销转向大量出口。出口茶的空前猛增，促进了九江集散、加工、转口或直接出口，茶叶业务迅速发展，其时《农学报》写道“九江城厢内外，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九江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俄、英、日商在九江或收购茶叶，或办厂制茶。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申报》报道：“九江、汉口新茶已到市，海洋轮皆络绎以赴”。光绪三年（1877），俄商“顺丰”、“阜昌”洋行在浔置办茶厂制造茶砖。两厂工人达700余人，年产量3.1万担。所制茶砖运往上海、天津，转运俄国，获利巨厚。光绪八年（1882），在九江茶区收购、加工的中国商行多达344家。光绪末年，又增设茶栈40余家、出口洋行28家。《中国经济全书》有这样的记载：“1900年，江西、安徽两省经九江出口茶叶达40万担至60万担。九江茶叶出口在开埠后的数十年间，一直占领先地位。”在开埠之初的1863年，经九江出口的茶叶达19万担，约占全国茶叶出口总数的12%；1878年增至27万担，1886年又增到30.7万担，还有通过民间运输进入九江出口数的亦不少。茶叶的大量出口，又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是时有5个新产区的茶叶进入九江市场，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87哩的建昌（今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福州附近的谭尾街地区也出产小种茶，供本市销售。”因而使九江成为一个茶叶资源丰富、品种齐全、闻名中外的茶市。光绪十年（1884）五月《申报》载：“本月初，头茶到埠，各妇女风闻，早守在栈门前，等候拣茶者数以千计”。民国之初，上海茶商在九江开设“茂源”、“永和”、“裕茂”等18家茶栈，还有广帮20余家，徽帮50余家，本地帮百十余家，此时的九江茶叶，“集四海之珍茗，会天下之大贾”，一派鼎盛繁荣景象。

　　九江茶市之所以千余年昌盛不衰，除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外，还在于它拥有“云雾”、“双井”、“婺绿”、“浮红”、“宁红”、“祁红”等茶中珍品。《庐山志》云：“宋，太平兴国中（976~983）兴庐山例贡茶”。诗人周必大游庐山时品庐山茶后唱云“淡薄村村酒，甘香院院茶”。《义宁州志》载，宋时，洪州修水“双井茶”已誉满朝纲。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山谷，常以家乡“双井”茶馈赠高朋，并赋诗苏东坡曰：“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碨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他还将“双井”茶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赞“自景祐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襄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在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清代，“宁红”茶又名扬中外，列为贡品，尤其是“宁红贡品——太子茶”誉满京华。嗣后，漫江“厚盛福”茶行生产的“白”字号太子茶，参加上海赛会，每磅卖48两银子，销5个国家，并荣获“茶盖中华，价甲天下”大匾，因而有“宁红不到庄，茶叶不开箱”的行规。1915年，在旧金山巴拿马国际和平博览会上，中国以浮红、祁红参赛，在众多的茶叶中浮红以品质佳良而独占鳌头，荣获我国茶叶第一枚国际金奖。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九江茶叶出口开始大幅度下降，茶市亦每况愈下。《中国经济全书》和朱建邦《扬子江航业》载：“1902年九江茶叶出口值占九江海关贸易出口总值44%，1912年茶叶出口值为740万关两，仍占41%；到1924年则下降到460万关两，仅占14%。从1914年到1933年的20年中，九江茶叶出口下降将近4倍。九江茶叶出口量的衰落，是九江茶市衰败的表现，也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缩影。

　　纵观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九江茶市衰败的原因：一是外国茶叶的崛起，中国茶在国际市场受到日本、印度茶的排斥，外国茶叶进入中国市场，致使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二是九江茶叶加工工艺落后，小作坊分散生产，从供货数量、质量、品种等方面都适应不了国际市场变化，影响了外销；三是九江港口开放通商后，帝国列强采取掠夺性经商，从根本上破坏了茶园种植，挫伤了茶商经营；四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苛捐杂税盘剥，国内军阀混战不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致使茶园荒芜，茶市凋敝。《江西年鉴》记载：至1949年解放前夕，全省仅残存茶园7.2万亩，年产4.29万担，饮誉千年的九江茶市，一落千丈，日渐萧条。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发展茶叶生产非常重视，把发展茶叶生产作为开拓农村商品生产的重要产业来抓。在广大茶农的努力下，茶叶生产又出现新的生机。九江茶市历经千余年，曾为不同时期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民族团结、财政税收发挥过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认真汲取九江历史茶市衰落教训，坚定信心，落实措施，重展九江茶市新姿，对于落实市委“两区互动、强工兴城、科学发展、奋起赶超”决策部署，加快九江发展，争得应有地位，亦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