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看莲社

发布时间：2009 - 03 - 17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封强军

中国古代先哲很早就提出贵和的思想，在孔子看来，“和”的真谛在于“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是君子人格所达致并力行的。然社会生活中盛行的乡愿式苟同，总是鱼目混珠地把“和”给庸俗化了。在崇尚和谐，重提和而不同理念的现代语境下，回眸一番中古时期的庐山莲社是很有点意思的。

一

自佛教传入中国至今，汉地著名的古刹不胜枚举，那种能吸引众多文人士大夫游历其间，留下大量题咏的为数不少，但像莲社之于东林寺那样，注重与不同思想、异质元素的融合互动，并产生了持久魅力的，则不能不说是相当独特且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

佛教传人中国的早期，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来自异域的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一种富含智性的心灵哲学。同时，佛教作为一个庞大而艰深的理论体系，它需要勉力解读，包括翻译、诠释，问道于师等等。经历了汉末至魏晋的反复剧烈的社会动荡及其导致的仕途不测之凶险，一批有思想、尚个性的士人精英在“玩够”了“庄、玄”之后，向着释家投去了热切探寻的目光。时在东晋，庐山香炉峰下，一面弘扬佛法的大旗竖立起来，这就是慧远和他的东林僧团。慧远的学识和人格魅力使之成为众多高士竟相投奔从学的师傅，并聚集在他的周围，构成了莲社的核心与基础。

东林寺历史上叠有废兴，每次兴必恢复世代尊崇的莲社遗迹——“十八高贤”石刻像和“三笑堂”。从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莲社情结”的折光。此十八高贤说出自无名氏的《莲社高贤传》，指的是莲社成员中的佼佼者，凡十八位。包括以慧远为首的释者十二人，以刘遗民为代表的儒者（居士）六人。这是一个有点文化沙龙味的僧与士相交融的开放性宗教社团，它开了居士与丛林既相融合，又行独立的先河。十八贤中的六位居士都十分敬重莲社的创始人——慧远法师，但其行止不受拘束，来去自由，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佛理、交流心得成为聚会活动的主要内容。这种不设门户樊篱的姿态和平等自由的氛围是慧远所大力倡导的。在慧远人格魅力的感召下，这一点成为莲社吸引当时文人并且令后世文人心向往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也构成了莲社文化现象生成的根本基点。

二

作为莲社的灵魂人物，慧远是把弘传佛教，“使道流东国”视为使命并终身力行的。慧远少年时就博综六经，兼通《老》、《庄》、21岁时因听道安讲《般若经》，豁然开悟。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秕耳”，毅然选择了出家为僧之路。但他在思想方法和接人待物上毫无唯释独尊的倾向，对于异教思想、异类的人与事始终抱着理性宽容的良好心态，充分尊重和理解差异，求同存异。团结尽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所用。慧远与刘遗民、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交往，生动具体地诠释了和而不同的命题内涵。

刘遗民，原名刘程之，曾任柴桑县令。因刘裕篡位改国号为“宋”，程之辞官作了隐士，连刘裕都表示钦佩，赠一个号曰“遗民”。刘遗民在县令任上时，就对佛学有浓厚兴趣，慕名来东林寺与慧远相识，引为良师。执弟子礼。二人常有书信往来，诗文唱和。刘遗民在学佛过程中力求融儒、释、道于一炉，常有问题向慧远请教。慧远并不反对这样做，还尽力予以解答。在共同探讨中，慧远成人之美，帮助刘写成《释心无义》一文。刘遗民加入莲社后，更成为慧远信任倚重的居士成员。如莲社建斋立誓的《发愿文》就是慧远委托刘遗民所撰。从刘遗民这方面讲，尽管入了社，但仍不改自己隐逸居士的身份。他在庐山西林寺涧北，辟出一个禅场隐居，名“刘遗民禅室”。慧远也尊重刘的选择。

陶渊明是莲社文化中“儒”的代表，作为莲社的编外成员，他一直是慧远努力争取的对象。尽管两人在思想上，在对一些重大理论命题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的分岐，但并未因此断交，至于给友谊带来了多大负面影响，凭现有史料是难下定论的。

渊明的故里栗里村到东林寺有30来公里，渊明与慧远相识后，据说彼此甚为倾慕。渊明常常乘着篮舆（竹轿），让自己两个儿子和门人抬着前往。两人谈诗论文颇为投机。慧远曾亲自写信力邀渊明加入莲社，但渊明一直未明确表态。陶诗中有“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拟古》第六首）之语，临淄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此处用来指东林白莲社。“稷下”是个地名，在临淄城内，这句是说，莲社多有谈论佛学的人士。这表明渊明与慧远等人确有交往。据说某日渊明来访，慧远又重提入社之事，渊明戏谑地说：“若许饮则往。”（《莲社高贤传》）不料慧远爽快地应允，曰：“一觞一咏，沽酒何妨。”接下来的经过挺突然，记载也语焉不详，说渊明正待要加入莲社的时候，忽然眉头深锁离席而去。（“逐造焉，忽攒眉而去”——《莲社高贤传》）另有一则记述，意思大体一致：说渊明某日才抵寺院山门外，听到一阵钟声，便眉头一皱，即刻命人掉头打道回府。仔细琢磨一下，上述虽有戏语成份，却很符合渊明率性任真的个性。

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饮酒与否上，而是在思想上。公元404年，慧远写了《形尽神不灭论》，之后又作《佛影铭》，提出了人死后，神（灵魂）能够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观点。而陶渊明却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很快写了一组诗《形影神》作为回应，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表述了与慧远“形尽神不灭论”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的反诘相当有力：“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即喜同，安能不相语！”……然后在其中第三首《神释》中，以“神”的口吻发话：“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慧远有无读到这组诗，读到后作何反应，因史料付之阙如而无法讨论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陶渊明仍保持着与莲社的交往。慧远辞世后，刘遗民等人再度动员渊明入社，渊明经反复慎重考虑，最后仍选择放弃。有诗为证：“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陶渊明《和刘柴桑》）其中婉言谢绝的意态体现出对友谊的珍惜。

在佛教典籍中，谢灵运被归入居士之林，究其缘，是出于谢在东林寺与慧远以及莲社其他几位高僧的交往，其间他还为莲社做了一些佛事功德。义熙七、八年间（411-412），年方二十六、七，“负才傲物”的诗坛翘楚谢灵运来到东林寺谒见声誉卓著的慧远大师（时届78岁高龄），“及一相见，肃然心服。”于是灵运提出要入社，慧远虽爱其才却予以婉拒。相关记载有两种说法，一说慧远“因其心杂而止之”，一说慧远谓灵运“子发□（此字读音为zhen）而美，面与身戾，非令终之相，请多行阴德，戒饬三年而后可。”灵运争辩道：“学道之心，安以貌耶？”慧远笑而不答。灵运是否真的有入社的愿望呢？从他在《庐山慧远法师诔》中有“希门人之末”的话来看，基本是可以肯定的。而慧远谓灵运“心杂”，则非空穴来风。著名学者汤用彤说：“惟康乐（谢康乐，即谢灵运）究乏刚健之人格，於名利富贵不能脱然无虑，故属身在山林，心向魏阙，心怀晋朝，而身仕宋帝。”这不就是慧远点出的尘心杂念吗？话虽如此说，这一老一少的忘年之交倒也是真的。唐张祜有“翻经谢灵运，书壁陆探微”的诗句（《毁浮图年逢东林僧》），指的是灵运第二度来东林，在慧远安排下，一边共研佛理，一边用梵文翻译了《涅槃经》一事。其间，灵运还与莲社的其他高僧——慧严、慧观、昙隆、道生等人交流学佛心得。这段经历也使慧远对灵运有了新的认识和看重。义熙八年五月，慧远在香炉下建成佛影台，自撰《佛影铭》。次年，慧远特派弟子道秉赴建康，请灵运作铭和序。灵运欣然领受，以精思妙笔写成了《佛影铭并序》，慧远见到文章，甚为欣赏，让人勒碑于寺。慧远圆寂后，灵运先后撰写了《远公祖师塔铭》和《庐山慧远法师谏》，其中流露的崇敬缅怀之情，令人对这段堪称奇缘的忘年交心驰神往。

莲社诸贤以各自的“不同”，为我们诠释了君子之交的“和”的真谛，其不同的思想、志趣、个性风采的表现相映成趣，耐人寻味。

三

莲社的历史由于时间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而难以形成完整的拼图，这种情形使得被传说，附会加工过的“史实”丰富起来，其中的心灵化内涵产生了另一种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史实”构成了莲社文化现象中有趣的审美视点。譬如“虎溪三笑”、渊明嗜酒攒眉不入社、慧远与谢灵运的忘年交等佳话典故。“虎溪三笑”作为中华文化史的一则著名佳话，同时成了诗歌与绘画的传统热门题材，充分表现出唐宋以来，士人对三教亲和这一愿景的热衷向往。三贤之一的陆修静当然是附会，而恰恰是这种附会，反映出某种文化心理的脉相。林语堂先生指出：“这象征着三位无忧无虑的智者的欢乐，象征着三位宗教代表人物在幽默感中团结一致的欢乐。”（《生活的艺术》）梁君超指出：“此两公案为宗门所乐道，虽不必尽信，要之先生之于莲社诸贤相缘契，则事实也。”（《陶渊明年谱》）笔者以为，若将“三笑”与渊明“攒眉”参照着看，颇能凸显其中潜隐的文化意蕴，前者象征着三教合谐，侧重于“和为贵”，后者寓意君子秉持独立的人格志趣，重在体现“和而不同”的“不同”。尽管从惯常心态看，表现在诗画旨趣上，后者远不如前者为人所乐道，但却提供了关于“和”的价值的完整诠释。

古代一些诗人画家并没有简单地将渊明攒眉不入社当作不和谐音。如黄庭坚诗云：“胜地东林十八公，庐山千古一清风。渊明岂是难拘束，正如白莲出处同。”将渊明高洁的人格与莲社的标志物白莲加以类比，以消解抵牾，求同存异。成廷珪的题《虎溪三笑图》诗，将三贤朗笑与渊明攒眉不入社并提，同称为“东林绝响”。张商英（官至宰相）有两句诗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颇堪玩味。这里用的就是陶令“攒眉而去”的典故。“趣何深”当然是赞语，是在赞赏他做人有原则操守不肯苟同的风骨。北宋人物画大家李公麟画了一幅《莲社图》（只有摹本传世），这是一巨幅长卷，画面上的十八高贤，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人称“笔与神会，妙出意表”。历代有许多摹本和题跋，并衍生了同一题材的系列画。值得注意的是，图中“三贤”不同于三笑图中三人相拥一起，是分作了两处，一为慧远在虎溪桥边送别陆修静，二人相视而笑的画面，一为渊明乘着竹轿独自匆匆离开的画面。（见宋代李冲元《莲社图记》）这一独辟溪径的处理，并非单纯出于艺术上的考量，当意在透过渊明的任真率性表现其不以苟同求和的品格吧。明代东林寺的长舌轩挂有《攒眉图》，题壁有《攒眉诗》，皆从正面来反映这一历史典故。这说明陶令“不同”之趣已演变成莲社题材的审美视点之一。在其侧畔就是“三笑堂”、“三笑亭”。要之，“笑容”与“攒眉”一起，相辅相成，对应成趣，生动形象地反映出莲社文化现象中和而不同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