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和中国文化

发布时间：2009 - 03 - 24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何 侃

远古之时，原始人类生活在榛莽遍地的荒野之中，与野兽和草木为伍，凭着本能寻找食物，发现一些植物具有治病的功效，代代相传积累为经验，“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便是这一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进入氏族社会，驱邪破灾的巫师，兼有治病的职能，巫师作法时，除了念咒语外，有时还会以某种花草，给患者擦抹身体，或直接咀嚼，作为仪式的一部分。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渐渐分离出专职的巫医，叫做“苗父”，直到春秋时代，《论语》中还记载：“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

秦汉年间，诞生了第一部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黄帝内经》。这是先秦诸多医学家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指南，对自上古以来医学发展的一次系统性总结，构架了中医发展的理论框架。作为百经之首的《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和人道，由此产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篇》曰：“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人亦应之。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揭示了人类生命系统可以借助宇宙系统的信息进行干预和调整的奥秘。

如果说《黄帝内经》侧重理论论述，基本上未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与技术的话，那么，东汉年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是一部以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的典籍，对其发病因素、临床症候、治疗过程和愈后保养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六经辨症的理论，从而被誉为中国临床学之祖。

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中医学亦有长足进步。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要方》为中医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卷首的《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以显著地位严格要求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德和精妙的医术，成为历代医生修养的准则，以至后世有“悬壶济世”、“医者父母心”之说。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论述药物学的专著，李约瑟博士给予高度评价：“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里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全书从物质层面表达了中国古代“天人合德”、“天人不二”的哲学意义：人体与动物、植物乃至矿物之间存在着多种方式的信息交流，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病，就是利用这些物质的某种能量，对人体进行特定形式的调整，驱除病灶以恢复其正常功能。《本草纲目》还具有博物学的价值，达尔文在《变异》中谈到鸡的变种、金鱼家化史等，均吸取和引用了《本草纲目》的内容。

数千年来，中国民族生生不息，繁衍不止，中医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承担起治病救人，祛病健体的大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史子集如汗牛充栋，中医典籍在玄学弥漫的氛围中，彰显了唯物主义色彩。《黄帝内经》公然宣布与巫术决裂。《素问·五脏别论》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扁鹊行医有六不治，其中之一即为“信巫不信医者不治”，使中医的发展跳出了愚昧的混沌状态。《内经》的作者们直接参与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灵枢·经水》所记述五脏六肺之大小、长度、容量、形态与相互关系等，同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特别强调血脉运行在人体“如环无端”，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对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

中医中药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千余年来，传到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为他们的医学家所研究和运用。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医中药并不完美，在某些医学领域显得无能为力。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后，拉开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西方文化和科学蜂拥而来。西医在中土落户后，以其强大的文化穿透力，所向披靡，从名儒显宦，到贩夫走卒，“始而狐疑者或有，终而严拒者鲜见。”（李鸿章语）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西方医学狂飙一般席卷全球，中医不仅在世界范围，就是在中国也是日渐萎缩。解放初期，中医大夫有50万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却没有按人口的比例而增长，仍然维持在50万人。曾经在世界出口份额中独占鳌头的中药，现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

这种趋势，引发了一轮又一轮中、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1929年2月，发生了著名的“废止中医案”，有人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卫生委员会上提出，禁止在世中医收徒办学，任其无疾而终。此后，取消中医的闹剧时有发生。这种争论的实质是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西文化本是两种不同的体系，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

现代人对中医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那是对它诞生和发展的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甚了解，总认为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文化体系比过去更高明、更科学。然而，今天我们的文化体系就完美吗？它同样有不少无法解决的困惑。当不同时代的文化成果形成共时、共存的关系时，才能形成合力，推动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中医自身的叙事逻辑所要达到的“治病救人”的最终目的，并未丧失其有效性和实用性，我们不是经常看到，西医已宣判死刑的疑难重症，被中医药治愈而延缓生命的事实吗？中医对一些病例的诊治有独特的疗效，例如针灸疗法。亚洲第一的胖的重庆男孩，体重450斤，生活不能自理，几成废人，四处寻医不得其治，经针灸治疗，三个月体重减轻90斤，令人咄咄称奇，现在开了一家饮食店，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所论述的经络学说，是一个至今尚未证实其客观存在的系统，人体全身649个针灸穴位，在解剖学上也看不到对应点，但是2000多年来其理论学说一直指导着临床治疗，且每获特效。这给中医乃至世界医学界提出一个远远难于“哥德巴赫”式的猜想，给世界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想见，当其理论研究在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上获得突破性进展时，将会在世界医学史以至科学史上引发一次革命性的震荡。美国政府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立法，允许针灸师在美国执业。我们不应该有“我祖宗比你阔多了”的阿Q心态，也不必妄自菲薄。解放以后，中央政府确立“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随着近年来国学热在中国大陆的掀起，中医大有复兴之势。余秋雨等学者提出，“四大发明”应该再把中国的历法和中医，加入其中。我们看到，迷失于现代化潮流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重拾自信，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