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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庐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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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码头文化交流及其特征
闵正国 九江“襟带中流”,为“舟车冲要”。自古至今,这里南北交织,东西贯穿,七省通衢,八方来宾,商贾汇聚,人文荟萃。“三大茶市有其名,四大米市有其位”。有卸不完的九江港,装不完的吴城镇,收不完的姑塘税,观不完的庐山景。 九江是座水城。城抱水,水抱城;城中水,城外水;江中水,湖中水;城外是浩瀚长江,城中有甘棠湖,南门湖,城外有赤湖、赛湖、七里湖、八里湖,更有那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登上浔阳楼顶,只见大江东去浪淘沙;去到湖口江天一览亭,立现江湖两色泾渭分明。境内还有江西第五大河——修江,流经九江四个县后汇入鄱阳湖。九江还有六县两区属鄱阳湖流域区,占全湖面积近一半。 有水就必然有码头,有商埠,有人流、物流、资金流。既有商埠的往来,货物的搬运,生意的勃兴,更会有文化的传承、交流、吸纳、碰撞与融合。 人们认识九江、认识庐山,首先是从水边、湖岸、码头开始的,是从山脚、山腰开始的。因此,从某些意义上说,码头文化是其它类型文化的发端和本源。码头的兴盛,不仅带来了装卸、机械、交通、造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与之相适应的餐饮、饭店、旅游、娱乐业的繁荣。 九江港是个大码头,吴城镇、姑塘关也是个大码头,湖口、彭泽、瑞昌、都昌、星子、永修、武宁、修水等地也有不小的码头。九江的这些大小码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码头上的各式人等,各展才艺,各显神通,有的舞棍弄棒,卖艺谋生;有的吆喝叫卖,推销营利;有的相面测字,昧心骗钱。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但这些都是码头文化的表象。其实,通过码头登岸的人等,他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范围内,熟悉的行业领域里历练一生,谱写历史,创造辉煌,做出成就,掀起过阵阵的文化浪潮,打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九江大码头文化。 文以载道,地因名传,由九江码头文化派生出的文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即山水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石刻文化、建筑文化、隐逸文化、旅游文化、军事文化等。 一、 山水文化 九江的山水文化,首推庐山。庐山最早称“敷浅原”,见于《尚书.禹贡》。大禹治水时,曾登临其上,研究治理大江大湖的方略。公元前126年,司马迁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之道” ,将庐山之名载入其鸿篇巨制——《史记》中。从这时有文字记载,文化成了庐山的载体与核心,成了庐山千古不朽,万世流芳的灵魂与支柱。 庐山是幕阜山的余脉,山体不高,面积亦不大。但庐山平地崛起于长江之滨,鄱阳湖畔,一峰突起,连绵逶迤,加上它“奇、秀、雄、险”的地理构造和自然景观,更让它名满天下,独步群山,其高峻奇特的雄姿,更成为众多文学家、旅行家、画家、诗人参观游览的对象、描绘创作的对象。仅吴宗慈《庐山志》记载,从西晋到清末民初有千余名诗人作家留下诗词歌赋等3700多首,这里是山水诗、田园诗的策源地,是山水散文、游记、杂文的诞生地是山水画的发祥地,其内容之广、数量之多、品味之高、跨越时空之长,为中国名山之首。 仅绘画之名作就有东晋顾恺之《庐山图》、《雪霁望五老峰图》。晚唐荆浩《匡庐图》。南宋马远《庐山雪霁图》。明代沈周《庐山高图》,唐寅《庐山图》,吴振《匡庐秋瀑图》,谢之臣《匡庐瀑布图》。清代石涛《庐山观瀑图》、《庐山断烟图》、《庐山游览图》、《匡庐憩寂图》、《莲社图》。王原祁《匡庐图》等。现代绘画大师张大千一生未到过庐山,但他所作的《庐山图》,笔墨淋漓、大气磅礴。还有上海陆俨少的《庐山草堂图》,江西杨石朗的《庐山雄姿》等。 九江的名山除了庐山之外,还有湖口的石钟山、鞋山,更有那苍茫千里的幕阜山脉,江西屋脊九岭山脉,修江源头黄隆山,佛教乐土云居山,都昌有南山,修水有南崖,德安有义峰山等。这些都是文化积淀深厚、自然风光宜人,蓄势待发后来居上的旅游胜地。 九江全境正因为高山峻岭,沟壑纵横,故而水也很多,江水、湖水、河水、涧溪水、温汤水、瀑布水、矿泉水应有尽有。这其中有诸多的全国第一,全省第一。第一大江、第一大湖、第一长瀑布、第一泉等。九江的瀑布蔚为壮丽,惊心动魄的三叠泉,银河落天的香炉峰,天下第六的招隐泉。山上的黄龙潭、碧龙潭、乌龙潭、王家坡双瀑等。 九江的地热资源十分丰富,已开发的就有星子温泉、永修易家河温泉,武宁上汤温泉等。 九江的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也很独特,它们也是雨水作用的结果。已开发的溶洞有彭泽龙宫洞、九江县狮子洞、涌泉洞,武宁的鲁溪洞等。待开发的丹霞是星子的火焰山、武宁的一盘鳅等。 九江的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也为数不少,名声远播,彭泽桃花山是全国最大的野生梅花鹿自然保护区。九江的漂流运动也方兴未艾,著名的有彭泽龙宫洞、庐山区三叠泉、莲花洞,永修的桃花尖、武宁的瓜源、长墅源等。 九江沿江沿湖的滩涂湿地更是候鸟的快乐天堂,有国家级保护的十多种候鸟在这里栖息玩耍,总数已超十万只以上。永修的吴城镇、星子的苏家垱、都昌的曹家山、共青城等都是最佳观测点。 早在1894年6月1日,英国九江工务局书信馆就发行商埠邮票6套42枚,后又多次再版重印,还发行了邮资明信片,图案为锁江楼塔、烟水亭、能仁寺、帆船和庐山景色等,是较早向外宣传介绍九江、庐山的邮品。尔后,日本等国也相继发行过军邮明信片等。 邮票,号称“国家名片”。新中国成立以来,九江庐山的景点、景观、人物、山水等共六次三十八枚登上国家名片,亦为全国之冠。它们分别是1967年10月毛泽东诗词《七律·题庐山仙人洞照》,1975年11月《革命胜地·御碑亭》,1981年7月《庐山风景》(7枚),1983年12月《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毛主席61年在庐山芦林1号》,1994年《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1994年6月《中国古代文学家·陶渊明》,1994年8月庐山明信片(10枚),1996年《庐山风光》(磁卡6枚),1996年8月《铁路建设·九江长江大桥》,1998年4月《古代书院·白鹿洞书院》,1999年10月中朝联合《庐山·金刚山》,2001年7月《江西风光》明信片(含庐山含鄱口、龙潭秋色),200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毛泽东在庐山》,2004年10月李白诗选《望庐山瀑布》,2004年11月《中国名亭·琵琶亭》,2006年3月《孑遗植物·鹅掌楸》。2009年9月《唐诗三百首·琵琶行》 二、 名人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自魏晋到清末民初有一千多人留下题咏九江、庐山、鄱阳湖的诗词歌赋散文游记等已超过六千多篇。仅市政协文史委编订的《名人咏九江》一书就收录298位文化名人咏九江山川景物的诗词869篇,其中唐宋八大家就有五家,皇帝有四位,状元有六人,宰辅有十多人。其特色一是文化名人多,二是名篇佳作多,三是时间跨度大,四是名人效应显著。 九江、庐山的历史景观是文人创造的,这话很有道理。名人写庐山、唱九江,咏鄱阳湖,不仅使庐山、九江、鄱阳湖声名远播,亦使文人一举成名,作品千古不朽。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散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就是最好的见证,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和《琵琶行》,苏东坡的《石钟山记》和《题西林壁》,周敦颐的《爱莲说》等,这为全国各省市绝无仅有。这些千古绝唱,是对九江、庐山大自然美丽神奇的真实感怀,更是九江名人文化兴旺发达的最好诠释。 来往题颂九江、庐山的历史名人如汉代司马迁。东晋谢灵运、江淹、王羲之、宗炳、慧远。南朝的陆修静、鲍照。唐代的张九龄、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王维、颜真卿、韩愈、贾岛、宋之问、王昌龄、韦应物、张继、元稹、李贺、杜牧、皮日休、郑谷、王贞白等。宋代的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梅尧臣、苏轼、苏辙、司马光、吕蒙正、寇准、晏殊、文彦博、周必大、范成大、米芾、周敦颐、杨万里、陆游、秦观、晁补之、李纲、岳飞、王十朋、白玉蟾、刘克庄、朱熹、戴复古、文天祥、谢枋得等。元代的揭傒斯、虞集、马端临、元好问、赵孟頫、萨都剌等。明代的解缙、刘基、沈周、危素、李梦阳、罗汝敬、王守仁、杨士奇、杨溥、董其昌、徐霞客、袁宏道、于濂、汤显祖等。清代的王士祯、潘耒、袁枚、蒋士铨、魏源、陈宝琛、翁方纲、朱彝尊、宋荦、唐英、曾国藩、彭玉麟、康有为等。民国的胡适、陈三立、徐志摩、于右任、蒋光慈、郁达夫、、胡先骕、郭沫若、李叔同、叶圣陶、陈寅恪、丰子恺等。真个是群星闪耀,名垂青史。古代贤母有三,为孟母、陶母、岳母,而陶母、岳母均旅居九江,归葬九江。陶母湛氏,教子成才,治家有方,处世有德,既留下了“拒鱼解忧”的故事,又有着“断发待宾”的美谈,是“母仪可式”的典范。至今都昌县仍有陶母墓遗存。岳母姚氏,教子岳飞精忠报国,美名懿德千古流传,至今墓葬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纪念馆以为缅怀。 九江本土的名人先贤稍逊吉安、抚州,但远过全省其它地市。也可以说是名人辈出、代不乏人。仅《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就收录九江人99位(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全省共收录1296人)。仅《九江人物志稿》就收录九江人283位(九江市志办1992年版)。九江市图书馆长廊中仅列先贤十四人,他们是田园诗鼻祖陶渊明、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民族英雄江万里、建筑大师雷发达、爱国老人陈三立、绘画高手陈衡恪、讨袁名将李烈钧、抗日先驱蔡公时、著名报人黄远生、新闻学奠基人徐宝璜、民主人士许德珩、旅美作家蒋彝、戏剧家杜宣、漫画家蔡若虹。其实,应该列入的还有中兴名臣陶侃、唐代宰执舒元舆、南唐状元伍乔、博学多才夏竦、抗西夏名将王韶、方志学家周应合、抗金名将刘锜、抗元砥柱余玠、右丞相章鉴、理学名师陈澔、皇帝老师万承凤、宁死不屈的高继善、“江西四子”之一的汪轫、封疆大吏陈宝箴、藏书大家李盛铎、京师学堂总办刘廷琛、辛亥元老杨赓笙、国学大师陈寅恪、瓷界精英陈庚昌、教育家陈礼江等二十位,他们都是个中楚翘、学界精英、诗词大家、军政要人。 九江本土的历史名人还呈现出地域性、家族式发展态势。如修水“分宁八贤”、“陈门五杰”、“黄门四杰”。都昌“朱门四友”、“冯氏群儒”、“都昌三彭”、“黄氏世家”。永修“朱门五吕”、“兄妹三李”。庐山“兄弟二陈”。九江“父子两万”、“浔阳双烈”。武宁“兄弟八俊”、“豫宁四杰”、“武宁三盛”。湖口“父子两吴”。德安“祖孙二王”等。尤其是“陈门五杰”,祖孙三代四口入选《辞海》一书,这在全国尚属孤例。九江历来文风鼎盛,儒学延绵,学子们虔心向学,虚心讨教,也不乏著作等身者,不乏学有成就者,不乏名师高徒者,不乏与外地名人相交莫逆者。 九江自三国东吴董奉始,名医层出不穷,他们悬壶济世,治病救人,造福民众,有益社会,大有那么一点“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态势,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 三、 宗教文化 九江的宗教历史悠久,派系众多,影响深远,中西合璧,既有融合渗透的一面,亦有抵制抗衡的一面,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市区的寺庙建筑因战争动乱损毁严重,十存一矣。至今幸存的有全国重点开放寺庙——能仁寺,亦为旧时“浔阳八景”之一。有甘棠湖畔的天花宫,又称娘娘庙,是祭祀观世音菩萨的专殿。有浔阳区游岭村松柏丛中的道场三清殿。另外有代表外来宗教的天主堂、清真寺、基督教堂、修道院旧址等。更有那教会学校——同文中学教学楼、教会医院——生命活水医院住院部旧址等。 而称庐山为宗教名山则毫不为过。自牯岭开发以来,全山集儒、释、道、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诸教于一山,还有专门祭祀山神、海神、财神的庙堂。这在全国名山中首屈一指。教以山传,山以教显,相得益彰,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世纪时的庐山佛道诸教达到鼎盛时期,有寺观多达361处,一般时期亦有100多处。遍布山上、山腰与山下。南宋朱熹就曾指出“庐山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可见其数量之多,维修恢复之快。游人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山游不见发人”“庐山到处是浮图”。从谢灵运的《万佛影颂》到白居易的《游大林寺诗并记》,从黄庭坚的《开先禅院修造记》到苏辙的《栖贤寺新修增堂记》,从崔黯的《复东林寺文》到王守仁的《夜宿天池寺》诗,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传诵千古的美文佳句。 庐山的道教,本土发端,始创于三国东吴时董奉,到南朝陆修静时得到全面发展。至今山南脚下,仍传诵着“杏林春暖”的佳话,仍存有太虚观、简寂观的遗址旧貌。道观中的代表尚有仙人洞、白鹤观、广福观、寻真观、昭德观等遗存。唐宋之际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宫观为太平宫,壮观宏伟、“侈盛无加”,为天下第八洞天,常“三数千人”,平时也有五百余众,它是全国敕封的十一个专置提举的特大宫观之一。 庐山的佛教,起源于东晋慧永、慧远、达摩多罗。尤其是慧远,乃一代高僧,本欲前往广东罗浮山,但见东林寺景致优美,环境清幽,故修行终老于此。所创净土宗,影响波及全世界,尤其在日本。旧时庐山高僧大德辈出,名寺大院林立,佛教宗派并存,禅学佛理丰富,东林、西林、大林为三大名寺。山南五大丛林,即归宗寺、开先寺、海会寺、栖贤寺。著名的古寺还有铁佛寺、圆通寺、万杉寺、法云寺等。 庐山山上的佛教建筑能保留下来也不多了,大多为汉传佛教,但也有特例,如藏传佛教的诺那塔。山存的寺庙有名的是天池寺、黄龙寺等。 总之,庐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是禅家的重要阵地,是净土宗的祖庭,它在中国佛教史、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不可动摇。东林寺“虎溪三笑”的传说,其真实性大打折扣。但千百年来,人们依然津津乐道,盛传不衰,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可能是人们期盼三教合一,互为融合的美好愿望而已。抗战之前,牯岭的基督、天主、伊斯兰教堂就有14座,属耶稣教(新教)的就达12座之多,可见外来宗教在庐山的盛况。每至夏日,来山的传教士更是常达数百人,“足容千人”的是基督教协和礼拜堂,还有与之配套的教会学校、医院、图书馆、游戏厅、网球场、游泳池等。 九江另一处宗教名山是永修云居山,它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佛教名刹,是教农合一的典型,有千余年的历史,发达时有寺庙、道观、尼庵一百多座。“真如禅寺”培养了新中国三位佛教协会会长,即虚云、赵朴初、和一诚长老,会长共四位,他们则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四届的会长。虚云圆寂于山,一诚今往北京,赵朴初乃云居山居士,为虚云法师生前秘书和高足弟子。 四、 书院文化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和教学组织,它不同于官学,也非完全的私学。其办学的目的、方向,其山长经师的选聘,其学田的管理使用,其学生的培养教导都有其独到之处,其中的优良传统与文化精神仍是当代教育的借鉴。 江西是我国古代书院创办最早、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尤以九江市的最为代表。主要有德安义门陈家族式书院——东佳书堂,理学鼻祖周敦颐创办的——濂溪书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重建的——白鹿洞书院等。 东佳书堂建于唐大顺元年(890年)陈氏七世裔孙陈崇之手,并订立《江州陈氏家法》,“书楼、堂廡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宋初时所藏书、帖号为“天下第一”。宋太宗御书“真良家”匾额,后改义门书院、河东书院、敷阳书院,不仅为家族亦为地方培养人才。 景星书院传为唐长庆元年(821年)江州刺史李渤建。韩愈曾写信给李渤,劝他结束隐居,出山入仕。中有“朝廷士类,引领东望,若景星凤凰,先睹为快。”故李渤以景星命名书院,一为纪念朋友情谊;二为倡导教化为先。景星书院存世时间较长,直至元末才毁于兵灾。 濂溪书堂亦名濂溪书院,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所创。南宋淳熙年,知州潘慈明、通判吕胜已重建。朱熹为之写记并讲学于此,其高足刘清之、黄干、王阮等人随讲。嘉定中,知州赵崇宪筑室26楹以为学舍。元代大儒吴澄长留于此讲学,学子百人随行,蔚为大观。明清时多次重建、扩建,几易其址,文风延绵近千年。 同文书院为清代同治年美国传教士所办,是江西第一所教会书院。教学内容除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外,还注重宗教渗透,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后改南伟烈大学、同文中学,著名革命先烈方志敏等就读于此,今校址为九江二中所在地。它经历了从封建教育——殖民地教育——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九江不仅有学文的书院,更有专门习武的书院,肄武书院就是其中之一,它建于明代嘉靖五年,有房屋三十多间,专招武弁子弟,教习武经、韬略、兵法等,有专业教官主其事,是名副其实的军事院校。 九江市各县区的古代书院数量也多。修水的芝台、樱桃、濂山、梯云书院。武宁的柳山、云龙、正谊、豫宁书院。都昌的宝林、去非、经归、南山书院。德安的少室书院。星子的五柳书院、髻山草堂。湖口的柘塘书屋。永修的修江书院。瑞昌的蔡氏义塾。九江县的靖忠、阳明书院等。 九江书院最著名的当数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它开发于晚唐,办国学于五代,定今名于北宋初年,光大于南宋朱熹之手,元明清三代相沿不断,屡毁屡建,堪称千年高等学府,有“天下书院之首”“海内书院第一”的美誉。千百年来,白鹿洞书院为传承文化,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 白鹿洞书院占地三千亩,分五大院落,错落分布于贯道溪南岸,可分为纪念、祭祀、藏书、讲堂、文会、生活六大古建筑群落。有碑刻150通,有摩崖石刻50多处,有各类藏书、字画、文物万余件,仅存名山长就有八十多位,编写院志十余部。这里曾是文化交流传播的场所,曾是人才孕育培养的摇篮。不少文化大师为此呕心沥血,不少学子士人为之皓首穷经,这里有文化与自然的融合,有理想与现实的困惑,更有各种思想流派、文化理念的碰撞与争论,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富矿,为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濂溪思想,朱子精神,千年学府,白鹿文风,古韵余绕,一脉相承,影响至今,仍致永远。 五、 石刻文化 一通碑,一段凝固的历史;一处摩崖石刻,一本千年不朽的书,会说话会讲故事的书。石刻艺术也是九江文化、庐山文化特有的现象。九江、庐山随处可见的碑刻、摩崖石刻总计已经超过2000多通,它与山水一道升华为不朽的绝唱,折射出哲人的思维,诗人的智慧,艺术家的创造,高僧名道的感悟。它是岁月荏苒、沧海桑田的记忆,也是历史研究活的档案和第一手资料。 这些碑刻、摩崖石刻一个个鲜活的艺术精灵呼之欲出,可圈可点。王羲之的洗墨池、慧远的《发愿文》、谢灵运的《远公法师碑铭》、颜真卿的《东林寺》、柳公权的《复东林寺碑》、欧阳询的《西林道场碑》、虞世南的《复寺记碑》、白居易的《花径》、米芾的《第一山》、欧阳修的《庐山高》、黄庭坚的《七佛偈》、苏东坡的《宸奎阁碑》、朱熹的《枕流》、王守仁的《纪功碑》、康熙帝的《秀峰寺》、康有为的《真面目》,还有诸多民国名人蒋介石、陈三立、林森、冯玉祥、李烈钧、马占山、许世英、吴迈等。他们或赞山川形势之胜,或抒爱国忧民之感,或考史实不恰之处,或记个人居所之名。 从山脚到山顶,从山南至山北,整个庐山山体可以说是一座碑刻、摩崖石刻的博物馆。与泰山相比,庐山的文化是文人创造的,而泰山的文化只是帝王创造的。 从九江市区到所属区县,从江边到湖岸,碑刻与摩崖石刻也不在少数,这些字体楷、行、草、隶、篆各体皆有,其中不乏大家手笔,不乏精品力作,不乏科研艺术价值。它们是各景区、景点最大的亮点、看点、闪光点。它们为山石增辉,为风景披彩,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文化氛围。 九江市区著名的石刻如“浪井”碑刻、“九转丹成”碑刻、大胜塔铭、琵琶亭碑刻群等。庐山山南较出色的石刻群有秀峰、白鹿洞、观音桥、五老峰、归宗寺、醉石、三叠泉、碧龙潭、王家坡等,其中的观音桥与白鹿洞为国保单位。山北则有好汉坡、剪刀峡、东西林寺等。山上石刻群列入省保的达四处,列入市保的有八处,它们是花径、天池寺、九十九盘、黄龙寺、松树路、女儿城、仙人洞、铁船峰、仰天坪、汉阳峰等。九江市区以外的如湖口石钟山、鞋山,都昌南山,永修云居山,修水南崖、灵源等处碑刻、石刻也是数不胜数,洋洋大观。 最早有确切纪年的石刻当数海会寺刻于唐武则天证圣元年(公元659年)的一处,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最大的一处摩崖石刻要算民国爱国将领冯玉祥在玉渊潭边所刻《墨子篇》每字径达30厘米,共240多字。较早的碑刻为唐代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李北海的诗文残碑,后又有书法名家柳公权、颜真卿的石碑流传。碑刻最大的为秀峰铁线观音造像,相传为唐代画圣吴道子的手迹,碑高370厘米,宽200厘米,重达数吨。 另外,庐山石刻中还有中国少数民族石刻和外文石刻,如日文、朝文、英文、满文、梵文等。碑刻的材质既有本地所产花岗岩,还有汉白玉、大理石等。 六、 建筑文化 建筑主要是作为外来文化的别墅群,这在九江文化、庐山文化中有着鲜明的特征,有着独特的魅力,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九江自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英、法、俄、日、美等国列强的政府要员、外交使节、传教士、商人纷纷涌来九江,登上庐山,他们圈占租界,设置码头,控制海关,建立洋行,垄断贸易,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进行渗透和侵略。一时间,九江的洋商、洋行、洋货充斥,领事馆、巡捕房、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等纷纷建立,九江成了洋人的天下。洋式建筑亦成为此时九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群地标式景观景致。经过百年沧桑,已列为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太平洋行旧址,但福德医院院长公寓旧址,英美细亚洋行金鸡坡油库办公楼旧址,美孚洋行旧址,同文中学教学楼旧址,九江天主堂、生命活水医院住院部旧址,日本台湾银行旧址,九江修道院旧址,日本领事馆旧址,九江海关姑塘分关旧址,莲花洞天主堂旧址,太古洋行旧址等。这些建筑风格迥异,建设精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是商埠历史的活档案。 九江本土的建筑则以宗教建筑为其代表。九江的能仁寺、天花宫、烟水亭、锁江楼塔、浔阳楼、琵琶亭、小乔梳妆楼等都成为九江市地标式建筑和旅游景点,每每入选商埠邮票和明信片。 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以慧眼识庐山。他概括庐山的四大特点为:“文物、冰川、植物与别墅。”自牯岭开发以来,世界上三大洲(美、欧、亚)二十多个国家(英、美、俄、法、瑞典、瑞士、芬兰、挪威、奥地利、意大利、丹麦、日本、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捷克)的民众在庐山建各类别墅848栋(1933年统计,现今仍存600多栋)。牯岭的开发虽然代表了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大趋势,但也反映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它使庐山有了“世界建筑博物馆”的美称,成为庐山文化特有的现象。现今这些别墅中有六栋列为国保单位,它们分别是庐山会议旧址、庐山大厦、美庐、176号、359号、124号、442号别墅。另有20多幢列为省市级保护单位。有专家考察认为这些西洋建筑,从总体上看主要有: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庭式、东洋式、伊斯兰教式等几种类型。这些建筑群掩映于绿树丛中,依势而造,争胜斗奇,异彩纷呈,美不胜收。正如1986年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日人黑川纪章所说:“在中国,很难找到一处像庐山这样以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美丽的自然景观并存的世界名胜。” 平心而论,英人李德立开发牯岭功不可没。在国破家亡,国衰民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九江,没有李德立,可能会有马德立、牛德立取而代之。 除山顶之外,庐山含鄱口以下的太乙村,亦有将军村之称,有民国时期两广籍将领的十余幢各具特色的别墅,其历史价值、其建筑风格自不待言。 七、 隐逸文化 中国的隐逸文化,从老庄开始,魏晋南北朝兴盛,到唐宋时达到高潮。这是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学人士子为逃避现实,不满社会,追求精神寄托和理想世界而选择的处世方式。庐山把中国的隐逸文化推到了极致,相传庐山就是因为匡俗兄弟隐居于此得名的。 隐士之名有多种,如逸士、高士、处士、幽人、逸民、隐者等,多数为学有专攻、性格怪癖、自命不凡、不合时宜的名士狂人,其中不少人宦海沉浮,屡遭打击,怀才不遇,家门不幸。它是伴随着社会的动荡,统治的黑暗,政治的混浊而愈演愈烈的。魏晋时是庐山隐逸文化的高峰期,这是因为其特有的地理区位和地质概貌日盛一日受到士人的青睐而造成的。“翟家四世”是也, “寻隐三友”是也,“山中四友”是也,最为人称道的是陶潜。他被后人列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他归隐庐山二十多年,世上只是因此少了一位彭泽县令,却成就了一位流芳百世的田园诗派鼻祖。其《归园田居》、《饮酒》《桃花源记》是为不朽之作。也印证了隐士们所信奉的:“学问千年事,当官一时荣。” 李白五过江州,四上庐山,写出歌咏庐山诗篇14首,又留下众多遗迹遗址,其名总是与五老峰、香炉峰、青莲台、黄云观等紧密相连。白居易贬官落难浔阳,前后三年,遍访名胜古迹,写作诗词二十余首,记一篇。“花径”、“大林寺”自此名扬天下。一篇《琵琶行》长篇更引得无数文人骚客万般感慨。唐时洛阳学人李渤隐居白鹿洞,养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听韩愈规劝出山之后于读书处广植花木,增建亭榭,使白鹿洞成为文人学子聚会场所,为日后书院的创立夯实了基础,开拓了局面。南唐中主李璟治国乏术,但对文化教育却饶有兴致,曾筑读书台与秀峰之中,皇帝尚且如此,世风可见一斑。更有宋时建昌人李常在白石庵建“李氏山房”,藏书竟达万卷之多,苏轼为之作记,诗人为之感慨。北宋刘涣、刘恕、刘羲仲祖孙三人,均为志存高洁、学问博洽之士,早年隐居于此,死后归葬于此,后人名其居曰“冰玉堂”。大文豪欧阳修为之作《庐山高》颂之,朱熹为之建“壮节亭”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本为湖南道州人,早年游学江州,便生归隐之心。后官南康知军,终于辞官遂愿,先创濂溪书堂,后自诩江州人,与母与妻归葬于庐山之北栗树岭。后人为纪念他,续办濂溪书院,几经兴毁,常毁常新,为九江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其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影响后世甚为深远。更有抗金名将岳飞,原想功成身退,归隐庐山岳家市,把九江、把庐山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不料“莫须有”三字冤彻底粉碎了他归隐的梦想。人们不禁有报国无门、英雄屈死的感慨和惋惜。 九江的隐逸文化中的隐士们以庐山为基地。不论是“挂冠归故里”的终身隐居(以陶渊明为代表);“亦官亦隐”的中隐方式(以白居易为代表);还是“假隐真寻仙”(以李白为代表),以及借隐居为名,走“终南捷径”(以李渤为代表),都是采取退身隐居的方式成为一种文化定势,这是儒学文化的另一种具体体现,也符合一般封建士大夫所遵行的“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不论是采取哪一种隐逸方式,庐山隐士们都恪守士子的人品操行,以不同的作为创造不凡的业绩,他们隐居处所留下的草堂、书屋、寺院、书院、别墅都成为后人追寻的目标,瞻仰的圣地。庐山的山水丰富了隐士的生活情趣,增长了隐士的生活阅历,扩大了隐士创作的源泉,吸取了个中的艺术养分。陶渊明创一代田园诗风,白居易、李白成为唐代伟大的诗人,李渤出山后任江州刺史,创书院,减赋税,建堤坝,终成为一代能臣廉吏。 直到近代民国时,隐逸之风仍沿袭不绝,著名诗人陈三立,筑室“松门别墅”,专事赋文写诗,只热心公益事业,曾拒蒋介石于家门之外,过着与世禁绝“苦行僧”生活。著名学者李一平,在庐山之顶创办“芦林小学”,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平民子弟欢喜雀跃。还有晚清举人易顺鼎,在栖贤寺旁修“琴志楼”书屋,成为最后隐士们经常光顾的场所。 九江的隐士既有外来的,更有本土的。既有文人学子,也有僧侣道徒。他们互相融合,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志同道合,亦留下了不少传世佳话。 除庐山外,在幕阜山、九岭山,在修水,在武宁,在星子,在都昌都有不少隐士出没,高人卧居,如星子的“髻山七隐”(以宋之盛为首),武宁的柳山(唐宜城伯柳浑深弃官隐居读书其上,后官宰相),紫鹿岭(唐国子监祭酒张宁挂冠远游至此定居,武宁张氏均其后人)。 八、 旅游文化 九江自古以来就是旅游胜地,人们认识九江,认识庐山首先是从旅游开始的,是从向往景仰慕名开始的。九江自古就是山水园林型的城市,其周边更是景点众多,目不暇接。庐山不能只理解是山顶,是牯岭,它是一座山下相连,横贯南北,连跨两县两区呼应联动的山体,其风景各异,真而难识,历史久远,千年不衰。因为九江的山水首先是看的、是游的,是供人参观欣赏的,正如李白所说:“予行天下,所游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白居易更发出:“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感叹。正因为它的秀丽风光,而使之成为古今中外的游览胜地,度假仙境。正因为它有着得天独厚发展旅游的先决条件故而积淀了其它名山大川无法比拟的独特文化,它是以优美的自然,优美的山水为基础的,飞瀑流泉,碧水深潭,绿树青山,白云丹枫都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奇诡的峰峦,陡峭的山岭,雄奇的层岩,变幻的云海,都令游人乐不思归,流连忘返。据不完全统计,九江旅游景区可分为八大片,即市区、牯岭、山南、东林寺、石钟山、龙宫洞、鄱阳湖、西海等,有景点七十多个,包括山江湖、儒佛道、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它是立体的,又是直观的,有风光揽胜游、文化古迹游、宗教圣地游、名人故居游、休闲度假游、爱国爱乡教育游、山地运动游、冬季赏雪游等。 旅游是天人合一高雅境界,是文明进步重要见证,是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和谐共处,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身心投入,能尽情品味风景的绝优,风物的情趣,可以增长见识、愉悦身心、锻炼体魄,是风靡世界的支柱产业、朝阳产业。庐山的自然是诗化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庐山文化的背景与源头。正如联合国专家德席尔瓦所说:“自然是文明赖以生存及成长的地方,文化是人们对其生活利益和生活方式的采撷。庐山的自然非常有价值,并被当作中国人灵感的泉源。……不同的画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庐山,不同的哲学家从庐山得到很多的思想和观点,不同的诗人看过庐山后,得到足够的灵感,这一切都源于庐山之美。因此,千百年来,人们被这座山所吸引、所喜爱、所联想。这就不光是自然的魅力,旅游的魅力,也是文化的魅力,自然与人文紧密相连的魅力。文化是九江之魂,是庐山之魂,是对自然风光、自然景观的科学总结与概括,是九江旅游、庐山旅游兴旺发达不懈的动力。 九江的旅游先发优势明显,当九江庐山名声大噪之时,国内其他景点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九江、庐山历史上摘取的世界级、国家级桂冠不胜枚举。如庐山的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地质公园、中国十大名山、十大优秀旅游景区等。而九江则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山水园林城市、优秀魅力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可以说,不评奖则已,一评奖必中。 九江的旅游后发优势潜在,当老景区、老景点正焕发新的生机,增加新的看点之时,诸多的新景区、新景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美丽的千岛湖——庐山西海正迎头赶上,蓄势待发。千年古刹——云居山也正敞开胸怀,迎接宾朋。还有那参与性旅游项目峡谷漂流、溶洞泛舟、温泉沐浴、异域风情、野外生存等也红红火火,游人如织。 结论是,九江旅游的明天会更好。 九、 军事文化 九江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当赣湘鄂皖四省交汇处,襟江带湖,地势险要,号为“七省通衢”,是历史上的军事重镇。九江人既有文士的儒雅,也有武夫的雄健,有着崇文尚武的优良传统,“下马可草檄,上马可杀贼。”有着追求正义,不畏强暴,刚毅英武,忠贞不二的乡风民俗。 在残酷战争的岁月里,在国破家亡的流亡中,九江地区、鄱阳湖地区金戈铁马,排兵布阵,硝烟不断,生死搏杀,演绎出一幕幕威武悲壮,英勇惨烈的战争戏剧,可以说这里乃兵家必争之所。 秦始皇进军百越,开拓南疆,九江为必经之地。汉高祖命大将灌婴驻扎于湓浦口,成为九江城池修建之始。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驻军柴桑,在鄱阳湖上操练水军,以抵御曹操入侵,这支部队后来成为赤壁大战中的主力。东晋时,庾亮、陶侃会同温峤等在九江起兵平定叛乱,后地方人士建楼宇以为纪念,至今流传有庾亮楼、庾亮路。陶侃,本鄱阳县人后定居都昌,康复帝室,勤劳忠顺,官至太尉,长沙郡公,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其留下“竹头木屑”的典故和“朝夕搬甓 ”的故事,是后人惜物珍时的楷模。五代南唐,因抵抗宋军入侵,九江惨遭第一次屠城的厄运。“民无噍类,其田宅悉为江北贾人所占。”南宋与金对峙时,都昌人刘锜率兵驰骋疆场,保家卫国,“顺昌大捷”一仗,令敌丧胆,为此列为抗金十将之首。民族英雄岳飞奉命两镇九江,布防江边锁江楼一线,旧呼此地为“岳师门”。今庐山区赛阳镇仍存岳家市、岳氏名园,九江也成为岳飞的第二故乡。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争夺天下,开战九江,朱元璋以20万劲旅打败陈友谅60万之众,“鄱阳湖大战”以少胜多,惊心动魄,亦为朱明政权奠定基业,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规模远超“赤壁之战”。明初左良玉部焚烧浔阳城,“江州数百年居积尽归煨烬,万众赤子半化青遴。”这是九江第二次屠城。清代太平军兴,翼王石达开与湘军曾国藩几度争夺九江,大战鄱阳湖。曾国藩一生风光无限,但在湖口大倒其楣,落魄狼狈,竟至投水自尽,哀叹:“天杀我也!”至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攻克九江城,以林启荣为首的17000多太平军将士浴血奋战,坚持巷战,全部捐躯,浔城百姓“悉数伏诛”,成了一座空城、火城、血城。这是历史上第三次屠城。 到了近代,九江的军事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反帝反封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前赴后继,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九江是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城市之一,在全省及长江一线首屈一指,深受孙中山的高度赞扬。国民党人李烈钧、杨赓笙等在湖口发动“二次革命”,虽败犹胜,敲响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丧钟。1927年3月15日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也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空前壮举。北伐军之武宁箬溪大捷歼敌近万。九江江面“江永轮”被炸,让军阀孙传芳痛心不已。九江是我党发动的八一起义的重要策源地,留下了叶挺指挥部旧址、马回岭火车站旧址等遗迹。修水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面军旗诞生的地方。在抗日战争中,九江城区保卫战,星子东牯山战斗,德安万家岭大捷,庐山孤军奋战,武宁阻击战等,都称得上是可歌可泣,波澜壮阔。在星子、在都昌都发生了民众冒死抢救盟军飞行员平安脱险的动人情景,这是九江人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九江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更是光辉灿烂,深入人心,这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活动,苏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游击区的建立和发展以及那为人民翻身解放,为反抗外来侵略而牺牲的二万多革命烈士,数十处革命旧居、旧址、文物等。 历史上的九江多灾多难,战乱不止,仅屠城就达四次之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战争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胎与怪物,它毁灭了人类,毁灭了文化,毁灭了古迹,毁灭了一切文明的成果。直到1949年5月,古老的九江城才终于获得了新生,获得了解放。 九江文化因码头而起,因码头而兴,因新的历史时代而发展繁荣。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正如原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所说:“要从历史的荣光中获得启迪,在新时代的奋进中塑造江西人的新形象,才能前无愧于先贤,后无愧于子孙。” 九江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本土与外来文化,中国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培养了九江的城市精神,影响了九江人的品德、气质与性格。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 码头文化的多元性。 历史上九江码头的文化交流频繁活跃,速度也快,有异彩纷呈、多种多样的特征。外国的,中原的,吴头楚尾的,江之上下的,湖之四方的文化都在这里交汇融合。各式人等都在这里表演倒腾,各类货物都在这里集散转运。因此除了上述九种文化形态之外,还存在其它不少文化形态,例如商贸文化、民间文化等,因篇幅有限,不作一一细说。 二、 码头文化的包容性 随着商埠的开启,西方文化的入侵,九江地面始现“洋盛中衰”的格局。九江人对此既有抵触对抗的一面,又有吸纳容忍的一面。总的来看,九江人开放意识较强,接受能力也快,不保守,不狭隘,从思想观念到生活习惯都有所表现。基督教本为外来宗教,扎根九江后信奉践行的九江人不在少数。有如当革命高潮兴起时,九江人对收回英租界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心是令人扬眉吐气的。另外,不少外人从表面上议论九江人比较刁滑,其实,九江人骨子里还是诚信为本,忠义为上,讲江湖义气、朋友情谊、团结互助的。有着“海纳百川,敢为人先”的历史传统。 三、 码头文化的延续性 九江历史上的四次屠城,多次的半屠城,使九江的文明成果损毁殆尽,人口多次锐减。现今的九江人居住年限少超百年,不过五代就是明证。除了战火,还有水患、地震、旱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都没有使九江人屈服、倒下,一蹶不振。而九江码头文化虽然屡遭重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压榨,受文字狱的迫害,但却能屡坏屡兴,屡毁屡建,其人文精神,其气质性格。其面貌风采却依然得以流传、沿袭和继承可说是“越挫越勇”、“多难兴邦”。 四、 码头文化的地域性 九江既是沿江城市,又是沿湖城市;既是襟江带湖,又处“九省通衢”,其地域性独特性明显,这有别于他处。因此,九江码头文化的地域性也很突出,,这主要体现在民间艺术中,湖口的青阳腔,修水的宁河戏,武宁的采茶戏、打鼓歌,瑞昌的剪纸,城区的灯彩等均已列入国家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九江的乡风民俗如饮食、服饰、建筑、出行、婚姻生育、寿庆丧葬、卫生保健、语言土话、节日风情亦很有特色,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艺术底蕴。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古老的九江码头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重开的城西港区、金沙湾港区也迎来新一轮的崛起,让我们借鉴历史,开创未来,真抓实干,努力奋斗,为建设我们更美好的家园,为建设更优秀的文化而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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