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受码头文化熏陶的九江人

发布时间：2009 - 03 - 02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吴圣林

    九江是个码头文化的城市，码头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时期的《尚书·禹贡》中多次提到九江。如："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过九江，至于东陵，在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海"等。九江的特点就是水多，除长江外，尚有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境内江河纵横，湖泊众多，水资源十分丰富。有水就有船筏，有船筏就应该有码头。根据九江的考古资料推断，以及大禹治水疏九江工程需要，船筏的发明不会晚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恩格斯对人类的蒙昧时代进行分析时指出"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的话，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先民在这里就设定了固定或不固定的原始形态码头。

        商周时期，九江有中国最早的古铜矿及冶炼场地。冶炼出的铜锭和器物也需要运送到码头上去装运，那个时期的码头就应该是固定的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其中就有九江郡。郡之地域呈长形状，南北相距甚远，北至安徽之蚌埠，南达江西之瘐岭。所辖范围相当于今安徽、河南一部分及江西全境，九江正好穿过郡之中部。因以水得名，故名九江郡。郡治设在郡北端的寿县，因为这里靠近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而长江以南"自交趾（今越南）至会稽（今浙江境内）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秦始皇曾"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守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而越入皆入丛林之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南野即今赣南地区，余干就是今天的余干县，还包括上饶地区的部分县。这两支秦军在江西境内大肆追迫越人，使江西的越人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劫难，不少的越人被迫逃进山区成为"山越"。使得九江郡南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衰退，人烟稀少，是一处比较贫困落后荒芜之地。而中部及平原地区的越人则迅速融合在汉民族中去。

        到了汉代，汉高祖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制定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这对于恢复社会生产起到积极推进作用。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分九江郡置淮南国。六年（公元前201年）又分淮南置豫章郡。豫高领十八个县，其中九江地区就占有柴桑、枭阳、历陵、彭泽、海昏、艾六县，占当时豫章郡所领县数的三分之一，而地域面积仅占豫章郡的五分之一。在这么小的地域范围内，设立了六个县，这就表明这一带人口增长特别快，经济发展异常迅猛。这当中码头所发挥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九江是个水运十分便利的地方，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上舟楫成为运载货物和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而码头则是货物、人物、信息、风俗的集散地。所谓"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正是码头功能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码头的功能成就了九江经济辉煌。早在晋代，这里就成为"来商纳贾亦一都会"，码头文化便应运而生；唐代舟楫辐辏，物流通畅，为江南西道一大商港；宋代店肆林立、百业兴旺，成了湘鄂皖赣商务中心；特别是明清时期，这里成为全国"三大茶市"和"四大米市"之一。1858年，九江成为天津条约的通商口岸，1861年英人勘定九江西门外150亩土地，作为英国"永租地"。开埠后，外国商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建码头，抓船运。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怡和轮船公司、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英国麦边洋行、德国亨宝公司、日本日清气船株式会社会纷纷抢占九江滩头，设趸船、修码头、建货栈、立机构，开办水上业务。此外，美国的美孚洋行，英国的亚细亚洋行为了更好地推销煤油，他们在金鸡坡设立了起卸煤油的专用码头。从此，九江除了密密麻麻的"土码头"外，还出现一个挨一个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码头不仅营造了九江这座都会城市，而且孕育了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是九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九江的山水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的兴盛作出了贡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吸纳，构成了九江地域文化的基本内涵。同时，码头文化又深深地影响了九江人，影响了九江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了九江这座城市的个性表达。

        凡是码头文化城市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开放意识强，吸收能力快。他们有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包容而不狭隘的胸怀。这一点从九江人的衣食住行中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九江人穿戴很讲究、很时尚，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修饰而不露雕刻"，"自然而不显简陋"。他们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头，打扮得时尚、前卫、漂亮。在饮食方面，九江云集了各派名师，川、湘、鄂、鲁、粤等各种菜系齐汇。饮食风味主体呈江淮风格，菜肴以淮扬菜系为主，逐步形成了博采南北风味之长，并蓄江南水乡之美的饮食特色。九江房屋既有徽派的居民建筑，亦有苏州园林建筑；既有西方的新复古主义建筑，还有东方的乡土建筑。特别是九江大中路的老店铺；其建筑装饰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元素和符号，使得这条街更具个性特色，别有一番风貌。在改善交通方面，九江人的意识最强烈。早在1904年九江籍内阁侍读学士李盛铎等人就向清廷奏请由江西自行修建南浔铁路的奏章，得到了朝廷允准，光绪三十三年全线勘察完毕，并动工兴建，1915年举行通车典礼，它是江西第一条营业性货客运线路。为了方便登庐游客，两江总督拔银五万两，于1910年修筑了全省第一条公路--九莲公路。1930年九江又在官牌夹修筑飞机场。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九江交通的发展突飞猛进。京九铁路贯通南北，武九、合九、铜九铁路横穿东西。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境内有福银、九景、武吉等线。庐山机场开通了北京、上海、广州等航线。集装箱外轮码头的轮船可通七大洲五大洋。如今九江已形成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九江人的开放包容理念，贯穿了整个九江人的生活习俗和生活空间。就拿语言来讲，九江的方言有赣语、江淮官话、客家话等。其中江淮官话最能代表九江话。江淮官话属北方语系，但九江话里却吸收了很多其他地方方言的习惯语，如九江过去称吃早餐为"过早"就是武汉人习惯方言。九江人称睡觉叫"睏醒"，这"睏醒"就是吴越地区的习惯方言。至于在称呼上，由于各个家庭组织成员不同，叫法也不统一。九江人称祖父祖母为公公婆婆，但有的南北方人组成的家庭或北方人的家庭却称爷爷奶奶。九江人过去称父母亲为爹爹嗯妈，但现在却称爸爸嗯妈或者称爸妈。在节日风俗方面，九江不仅传承了中国的传统节日，还接纳了很多西方传统节日，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等。

        九江人的包容性和开放意识历史非常悠久。公元381年慧远来庐山宣扬佛法，他冲破宗教排他性的樊篱，把外来的佛教思想，尽可能与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糅合起来，以佛学为主，融合、渗透当时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儒道等学说，创立了佛教中国化的净土宗。这个宗派在我国佛教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广泛的信徒。受码头文化的影响，九江宗教界的排他性并不明显，其包容性却特别张扬。九江的能仁寺是九江市区内最大的一座佛教寺院，自古就是佛教禅宗弘扬佛法的道场。清末时，这里却改成万寿宫，成了供奉许旌阳的庙堂。南门湖堤上的天花宫，原是祭祀中国民间神送子娘娘地方。现在不但有送子娘娘，而且还有西方诸佛，连佛教协会也搬在那里办公，东西方诸神荟集在一起，共享人间香火。在九江的寺庙中，甚至还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和尚道士同居一堂，各敬各的神，各烧各的香。

        码头文化的包容性不仅影响了九江宗教文化，也影响了九江的书院文化。南宋淳熙年间，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兴复的白鹿洞书院开"讲会"制度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同在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朱熹与陆九渊同是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是由于他们的学术点不尽相同，曾在淳熙三年（1176）的鹅湖之会发生激烈论战。六年后，朱熹还邀请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一堂君子小人喻义利的课，精辟独到，深受生员们的欢迎。朱熹夸它的讲学，切中了当时学者的"隐微深锢之病"，并将他的讲义刻之于石，立于院门。正因为有了朱熹的恢宏气度和海纳百川的心胸，白鹿洞书院"遂为海内书院第一"。

        九江人能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这与九江这座移民城市的性质不能不说没有关系。晋代永嘉之变，造成移民大量南迁。地处南北之要冲，吴头楚尾之九江接纳了不少移民。东晋至南朝梁时，在九江境内先后设置了太原、齐昌、西阳、高唐、新蔡五个重大变化。特别是九江历史上的三次大劫难，更是让九江成为一座地地道道的移民城市。北宋初曹翰屠江州，"民无噍类，其田宅悉为江北贾人所占。"明季左良玉部火烧浔阳城，"江州数百年居积尽归煨烬；万众赤子半化青遴。"清咸丰八年（1858）清军攻克九江城，太平军一万七千余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凡支持过太平军的浔城百姓"悉数伏诛"，据清军"久在戎行者言，得城杀戳之重，无逾是役"。劫后的九江虽然是满目疮夷、一片废墟，但作为江西门户的码头重镇，仍然吸引周边地区及外来者，来这里安居创业、恢复重建。

        九江人不仅有开放包容的襟胸，而且有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1894年创办了荣昌火柴厂，开创了江西火柴之先河。1921年创办了江西省第一家机器纺织厂--久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江西第一个现代纺织企业。1915年修筑了南浔铁路，在江西开办了第一个铁路客货运业务。此外，在邮政、电报、电话、发电等方面都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头。

        九江的繁荣得力于码头支撑。码头的本意是指专供停靠船舶、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的水上建筑物。后衍伸为以下三种含意：一是指码头工人在港区从事搬运或装卸作业的组织，一般是一条作业线或一个地段组成一个码头组织，并按轮趸、过载、起肩、上下力、杂项等分工组成若干个"小码头"。这种由把头统制的码头，既从事港口装卸，又从事陆地搬运，彼此都有固定业务范围，我们且称之为搬运码头。二是指交通便捷的集市或商业区。即所谓的旱码头，又称为集市码头。如九江的四码头、西门口便是典型代表。三是指商埠或口岸，如九江、上海、汉口、安庆、芜湖、镇江等。旧社会称跑单帮和行商外出，叫跑"码头"，民间艺人走江湖，到各商埠卖艺的，则称为闯"码头"或走"码头"。这里的"码头"指的是商埠码头。

        有了码头，就有了吃码头饭的人。码头最需要的是搬运，从船上搬到船下，从船下搬到船上，从东搬到西，从南搬到北，赚的就是一个辛辛苦苦搬运费。由此说开了，除了这些码头工人外，九江大中路店铺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何尝不也是在赚搬运费呢。

        有了码头，就有了江湖，有了江湖，就会有黑势力。九江的"码头"多以结社的形式组成，这里的帮会，派系众生、山头林立，他们统制工人，各霸一方，拼命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农村进城的破产农民为了生计，必须要依附某一个帮会或某一个小团体，以求庇护。江湖有江湖的潜规则，首先要义字当先，所谓江湖义气第一椿就是这个意思。帮会内的人如需要帮助，大家都要鼎力相助，否则就要遭帮会兄弟的非议和指责。在九江，礼义不但为江湖上的人所看重，也为九江人所崇尚。在商品社会的今天，民间人际关系的基础，仍旧是礼义大于利。邻里之间，大家相互敬重，今天你送我几个粽子，明天我回几个鸡蛋；今天你帮我扛回一个煤气罐，下次我帮你洗洗被子或床单。在礼义的浸润下，九江人热情、豪爽、好客。只要是朋友，就会以诚相待，请您吃饭喝酒，为你两胁插刀。九江人就是这样：只要你敬我一尺，我一定回敬你一丈。这一点颇似山东人的性格。

        有了码头，就会有争斗。码头之间的械斗，被称为"打码头"。在旧社会谁控制了码头，谁就控制了集散地和流通的业务，谁占有地盘，谁就有生存发展的空间。1861年3月外国侵略者的魔爪刚伸到九江不久，九江人民就演绎了一场捍卫九江领土的反英斗争。那天，英领事许士又一次对租地进行丈量，企图借此扩大租地面积。3月28日，当许士一伙到租地履勘地基，订立界面的时候，遭到九江人民自发地集聚反抗。甚至拾石掷打侵略者。4月6日、4月11日，又有群众二次冲进英国领事馆抗议示威。

        1867年美国基督教会为了霸占滨临南湖边的肖家街，在此建教堂，办学校，建立永久性的文化侵略据点，他们采取跑马圈地的方法，把肖家人民的聚居区全部圈了进去，并限定肖家人在三天之内全部迁出。但是，肖家人民不甘心自己的世代家园被夷人所霸占，他们在九江人民的声援下，派三名族中长老为代表向清政府请愿，表示誓死也不离开家园。但腐败无能的地方政府欲与侵略者狼狈为奸，残忍地杀害了请愿代表。肖家人闻讯后，个个义愤填胸，为了保卫家园，他们赤手空拳地同美国侵略者的武装马队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这场反侵略的斗争虽然最后被美国侵略者勾结清政府残酷镇压下去了，但肖家人民热爱家园，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慨，永远激励了九江人民在反帝爱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1927年1月6日英国水兵上岸行凶，杀伤工人数名，并开炮威吓，制造"一六"惨案。怒不可遏的九江人在中共九江党组织的领导下，拔除铁丝网，撞开大门，一举夺取并占领九江英租界。3月15日，《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生效，中国政府正式收回英租界。这一伟大壮举，在我国的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九江人在码头文化的熏陶下，培育了一种英勇顽强、舍生取义、敢于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显得特别可贵。

        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为报效祖国，彭泽人高善继投笔从戎，在牙山中日海战中，高善继的高升号遭日舰浪速号拦截。面对严峻形势，高善继鼓励将士；"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日舰见高升号不肯投降，乃开炮攻击。高善继毫不畏惧，命将士予以还击。就在高升号中鱼雷垂沉之时，高善继与全体将士依然是视死如归，直至沉船牺牲。

      1928年，九江人蔡公时任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交涉员。时日本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出兵侵占济南。5月3日杀害济南军民一千余人。晚9时许，日军包围交涉署，捆缚中国官员。蔡公时被缚后，临危不惧，正义凛然地责骂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日军恼羞成怒，"拳足鞭挞尽其辱，割耳削鼻尽其惨"，最后将他残酷地枪杀了。这就是史称“济南五·三惨案。”

        1941年元月，日军夜袭白家坂，包围了地方乡绅徐诗福的家。并威逼徐诗福："如果你和你的儿子同我们合作，我们将会优待你们，否则，把你们的房子烧掉，把你们父子全部杀死。"徐诗福不为敌人的威协所动，一言不发，相持到次日中午，敌人再也僵持不下去了，于是下令放火烧屋，并把徐诗福推入熊熊大火之中。诗福妻子黄氏见状，愤怒道："国破，家亡，夫死，我岂独生？边骂边扑向敌军官，随即也被日寇推入火中烧死。

        此外，九江人为了捍卫真理，主张正义，涌现出一大批革命义士和革命英烈。如反袁义士徐秀钧、革命烈士曾延生、王经燕、杨超、王环心、淦克群、冯任、刘肩三、卢英瑰、洪辉明、汪仲屏、甘特吾、甘卓吾、袁亚梅、余祖胜等。他们在敌人的屠刀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充分表现了九江人的英勇顽强、舍生取义、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另外，在激烈的战场上，在抵抗自然灾害时，在与恶势力拼搏中，九江牺牲的人就更多了。如果要立什么纪念碑的话，最好立一块九江人民英勇纪念碑，因为它最能代表九江人民的伟大精神。

        九江人虽然英勇顽强不怕死，但决不是尚武好斗分子。他们热爱故土，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特别的依恋情结。九江山川秀美，风光旖旎，是历代名人云集荟萃之地；九江物产丰富、稻香鱼肥，是江西著名的鱼米之乡；九江地处要冲、环境优越，是陆通五岭水连三江的大码头。

        优越的自然条件给九江带来了兴旺和繁荣，也给九江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农民不愿轻易离开土地去从事非农业生产；做生意的人只会依靠码头做生意。尽管他们占了信息之先，但他们不愿走出九江，舍不得投资，因而难以求得发展。在九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外地人的会馆，什么岭南会馆、湖北会馆、洪都会馆等。有九江人在外地建会馆吗？没有，一处也没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九江人在外地做生意的人少，在外面创业的少。凭着九江人的聪慧和精明，在商海是一定会干出一番成效来的。可惜的是，九江人太会安逸了。

        九江是真儒过化之地，受儒学"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及隐逸文化的影响，九江人大都是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比较满足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思想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也束缚了九江城市的健康发展。九江之所以不能成为大九江，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九江佬。"这首民谣已经传唱了很多年了。原意是指九江人比湖北人要狠，要敢斗。所以"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九江佬"是褒词，是夸九江人的。到了后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首民谣的意思发生了变化，认为九江人太滑、太精，民谣带有明显的贬意。以至于让人扣上了一顶"九剥皮"的帽子。但事实上，受码头文化的影响的人既有正面形象的正经生意人，他们诚信、坦率、真挚，深受客户信赖，这应该是九江社会的主流，但也有一些负面的形象，如投机商和唯利是图者，他们是老鼠屎，把整个九江人的形象都破坏了。但是话说回来，有这样的人也并不奇怪。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码头上有一些这样的人也很正常的。因为是码头，来这里的人，大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即时交往和现场交易现象很普遍，这就很容易为这些人提供欺诈机会。他们或设局、或以假乱真、或蒙混拐骗，来坑害外地生意人和消费者。就是那些做小生意的小贩子，也有用短斤少两以次充好来欺骗顾客的。这些人不仅在九江有，其它任何一个发展中的码头城市都会有。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随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受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大潮的冲击，九江人开始坐不住了，他们发现九江不但与沿海城市的距离越拉越大，且与内陆周边同等规模的城市的距离也开始拉得很大了。随着全国的交通条件的改善，信息化的日新月异，九江的码头优势受到挑战。如何应对挑战迎头赶上？九江人经过深刻的反思后，实施出招商引资建设大工业；调整结构经营大农业；扩建港口搞活大流通；利用资源做好大旅游的伟大计划。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九江人的眼光开始放远了，为了把九江建成长江沿岸和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他们为九江绘制了一幅"美丽浔阳、环抱九江、东临鄱湖、北依长江、西拓港城、南接走廊"的城市区域发展蓝图。这个蓝图，就是大九江的蓝图。有了这个蓝图，有了九江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明天的九江就一定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