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茶业史话

发布时间：2009 - 09 - 23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九江茶业史话

李觉民

九江茶业，源远流长。昔为南茶北运之枢纽，饮誉华夏；继为全国三大茶市之一，驰名世界。惜乎！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茶区倍受摧残；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遭日寇铁蹄之蹂躏，遂至一蹶而不振矣。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大力扶植茶叶生产，茶业渐苏。现又值国家改革开放，农村产业调整，并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发展茶业，良机不再，前景辉煌。

为了不忘历史，更好地开拓未来，现稽诸史册之所载，辑诸社会之流传，撮其要端，缀成短幅，披之于众，冀在抛砖引玉，以裨于茶界诸君，共图九江茶业之重新崛起云耳。

（一）云雾茶考

九江之有茶，最早当在庐山。据《庐山之志》记载：“因鸟雀啣茶籽食之，或有坠于深林幽壑者，久而萌生。山僧入林寻采之，所获不过三数两，焙而烹之，其色如月下白，其味如豆化香。”人们呼之为阆林茶，意为产于仙境中之珍品茶也。

时至今日，庐山仍有这种野生茶存在。石门涧景区之当地农民，每年春季，即上山去寻采野生茶，但需要攀岩附葛，深入山林，才能采到三两斤，并以之招待游客，颇受欢迎。他们称这种茶为攒林茶。

不过，鸟雀啣茶籽传播茶种之说，只能视为一种神话传说而已，并无实证考据。而且在广东、河南等地，都有类似神话的传说。河南信阳就传说有画眉雀啣茶籽传播茶种的说法。

庐山人何时开始种茶，或者将野生茶引为人工栽培之家茶，尚无史籍可考。但可以推论到魏晋时期，庐山种茶之风已经很盛了。东林寺僧人就把种茶作为治寺的传统之一。茶中三友，更是东林寺的一段传说中之佳话。相传慧远和尚，曾以自种之茶叶，招待陶渊明及陆修静。因为他们三人是当时及以后人们所推崇的儒释道三大教派之代表人物。

东林寺种茶，我们从慧远二百年之后白居易诗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白居易在《过  东林寺》的诗中写道：“阳丛抽茗芽，阴窦洩泉脉。”即是说，东林寺向阳山上的茶树丛已经开始抽出嫩芽，而向阴的山缝里却在流出小股的清泉。迄今已越一千余年，而东林寺的茶丛依然碧绿，那小股的山泉也可能就是现在的聪明泉吧！

白居易还亲自在庐山种茶。在唐元和十年（公元816年），白居易谪任江州司马任内，曾于庐山结草堂居住，并在草堂旁边，开荒种茶。他在《草堂即事咏怀》中写道：“架崖结茅宇，斫壑开茶园。”又在《题壁》一诗中写道：“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麇邻鹤是交游。”两诗中均提到茶园，而且还可以称之为产业，可见种茶的数量是不少的。

释慧远也好，白居易也好，都亲手在庐山种过茶，但都不曾给庐山茶取过什么名字。那么，品过庐山茶的人又当如何呢？

唐朝有个名士叫做陆羽的，他写过《茶经》三篇，把种茶技术、加工方法、泡茶器具、品茶心得等等作了详尽的叙述。后人称之为茶圣，一般茶叶商号，更把他尊为茶神供奉。陆羽曾受南昌御史肖瑜之邀，并柬请当时大书法家颜真卿一同赴庐山品茶，他们以庐山水煮庐山茶极为赞誉。

陆羽在他的《茶经》中评定天下水之最佳者有二十种：第一为庐山谷帘泉水，第二为惠山石泉水，第三为兰溪石下水，第四为扇子峡水，第五为虎丘井水，第六为庐山方桥水，第七为扬子南岭水，第八为洪州西山瀑布水，第九为桐柏淮源水，第十为庐山龙池山顶水……等等。后人虽然对陆羽的佳水排名有过非议，宋代王安石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水质有美恶而已，欲求天下水一一而品第之者妄说也。”虽然王安石的评论甚为中肯，但千百年来人们还是把陆羽所评定之天下名水作为依据，载于书卷，记于方志，或建亭，或立碑，铭以记之。

正因为庐山拥有天下第一、第六、第十三大名泉，所以唐宋时期，不少名人雅士，把饮用庐山茶，喝到庐山水，当做一种高贵的享受。唐代有个诗人叫张又新，与庐山僧人很要好。庐山僧人以谷帘泉水煮茶共饮。张又新题诗记之，其诗曰：“消渴茂陵客，甘凉庐阜泉；竹柜新茶出，铜铛活火煎；散花浮晚菊，沸沫响秋蟬；啜噫吴僧共，倾宜越碗圆；气清宁怕睡，骨健欲成仙；何当结茅屋，长在水帘前。”诗中说是用谷帘泉的水煮庐山茶喝了气清骨健，飘飘欲仙。宋代诗人王禹偁也说过：“庐山水煮茶，有浮云散雪之状，与井泉绝殊。”

从白居易到陆羽以至张又新，赞美庐山茶，赞美庐山水，但均未涉及到云雾茶之称。

到了明代初期，有一个叫沈周的人，他与唐伯虎、祝歧山、文徵明合称为明初四大画家。他曾在《岕茶别论》中提到：“昔人有咏梅花云：‘香中别有韻，清格不知寒’，此为岕茶定当之，若闽之武夷，吴之虎丘，武林之龙井，新安之松萝，匡庐之云雾，其名虽大噪，不能相抗也。”此论主旨是赞美岕茶，并以庐山云雾茶等等为佐证，而且道出了云雾茶当时已是名声大噪的客观评价。

据此，我们可以推论，庐山云雾茶之声名远播，必在此前很久了。因为云雾茶产量不多，要得到全国广大地区所认同，当属不易。《庐山新志》记载：庐山“山峻高寒，丛极卑弱，历冬必用茅苫之，属端阳始采，焙成呼为云雾茶，出五老峰者为上。”众所周知，庐山天气较冷，越冬时间较长，所以茶叶的内部营养的蓄时间较长，茶质更好，长出新芽以后，又在云雾缭绕之中，受到更多功能适合于茶叶生长的散光照射，叶片柔嫩，经精细加工，确属茶中上品，故自明代以后，云雾茶一直列为九江地方向朝廷之贡茶。

既然云雾茶产量不多而能名声大噪，而又被列为朝廷贡茶。所以不难理解，云雾茶在明代之前，已经过很长时间众口流传，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与高度赞誉，所以，笔者认为，云雾之驰名遐尔，当在南宋时期，其原因有二：一是以庐山为中心，南宋时期是文武名士荟萃之地，文有朱熹、武有岳飞，他们周围还有一批广大的人群，必将成为庐山云雾茶不可避免的宣传媒介；二是经过一二百年的互相影响和传播，到了明代，才能有此声名大噪，成为贡品的可能。这当然是一种推论，虽非颠扑不破之感论，亦非无中生有之杜撰。否则，明代庐山云雾茶所谓名声大噪之效应，岂不是一蹴而就之谈了。

明清尔后，庐山云雾茶一直受国人之青睐。1959年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云雾茶成为会议期间的专用茶。此后，庐山云雾茶进了中南海，成为国家领导人常用茶之一。朱德委员长饮用云雾茶之后，还题诗一首赞颂之，诗曰：

庐山云雾茶  味浓性泼辣

若得长饮时  延年益寿法

1982年，全国进行茶叶评比时，庐山云雾茶被评为全国名茶之一。庐山的水也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被开发为矿泉水和纯净水。投放市场，颇受欢迎。

（二）宁茶今昔

宁茶，是以地域而命名的，即义宁州所产之茶也。古代的义宁州，包括现今之修水、铜鼓、武宁三县，故这三县所产之茶，统称宁茶。

宁茶的悠久。据《义宁州志》记载，宋代大诗和书法家黄庭坚曾于故里双井采制香茗，叫“双井茶”，带到东京去，馈赠同在朝廷为官的好友，因其色、香、味俱佳，深得苏东坡、欧阳修等人的赞尝，遂至誉满朝野。沿袭至今，双井茶仍为全国名茶之一。

宁州，地处恒坵山区，宜于种茶，古有“绿丛遍山野，户户有茶香”的美誉。铜鼓、修水、武宁皆为重要产茶区，清末时期，种茶面积达30万亩，民国初期尚有15万余亩。在修水而主要集中在一、二、三、四区，其中最著名的是山口、漫江一带，以杜市为集散地。庙岭、四都等则以三都镇为集散地。

武宁有象牙田龙西洞，现改称龙须洞，所产茶叶，可以与双井茶相媲美。武宁主要分布在黄塅、石渡、罗溪、浬溪、箬溪等地。

宁茶原称草茶。但草茶全是绿茶。创制出红茶以后，绿茶仍继续称为宁茶，而红茶则称为宁红。

宁红何时创出来呢？当在河红之后，祁红之先。

所谓河红，即河口红茶。河口属铅山县，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河口的纸张，樟树的药材，景德的瓷器吴城的木材），都很有名，故称江西四大名镇，因与武夷山接近，受武夷红茶的影响，亦出产红茶。

何谓祁红，即祁门的红茶。祁门虽属安徽辖境，但其茶叶多通过鄱阳湖流经九江出口。

1872年，有一位英国商人名叫复庆（译音），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对宁红茶的出现，作了大致的描述，他说：

“在东印度公司专利时期，最好的红茶均为福建省所产。驰名的武夷山附近的星村及崇安等镇，过去为东印度公司输出的最好莱坞红茶的主要市场。那时的江西省宁州一带仅以绿茶闻名；而现在以及过去多年，福建红茶虽然曾大量输出，但宁州茶区的红茶也已为世人所重视；而且我相信，它在伦敦市场上，一般都售得极高的价格……我听说，宝顺洋行买下了这批茶叶运往英国。运往英国后销路甚佳，并且马上成为头等的红茶，此后年年不断增加，同时中国茶商也源源不断地供应，到现在宁州茶区只出产红茶了。”

从这个调查报告里，也有说得不准确的地方，那就是宁州茶区创制红茶以后，就不再生产绿茶了，这种说法，显然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因为宁州茶区创制红茶以后继续生产绿茶，同时红茶与绿茶的产量几乎不相上下。在这里还可以提到当时在外国人里面还流传着一笑话，他们曾经互相传说，生产红茶和生产绿茶是两种不同的茶树，生产红茶的茶树不能产出绿茶，生产绿茶的茶树也不能产出红茶。他们不了解茶叶之所以出现红茶与绿茶的不同，不是有两种不同的茶树，而只是加工制造的过程不同而已。这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洋人出洋相。

宁红茶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市场以后，便迅速引起了世界茶叶市场的轰动，上海有“宁红不到庄，茶叶不开箱”（注：即不开盘交易）的说法，伦敦的宁红售价，卖到了当时的最高价格。俄国商人还制造了一块牌匾，上书“茶盖中华，价甲天下”八个大字。外国商人们都把宁红茶看作是中国最上等的茶叶，所以在中国的红茶出口中，宁红茶无论是数量或质量上都居全国之冠。原来曾红极一时的武夷山茶与河口红茶，都不能不退居其次。据《义宁州志》记载，在宁茶鼎盛时期，宁州可谓是茶商云集，热闹非凡。如1915年春季，新茶上市，茶工茶客多达数万，以致街途阻塞，粮价上涨，当时宁州知州金沛田不得出榜严禁粮食外流，限制粮价上涨，并限令每人只准购粮两升，同时劝导商绅速往吉安府、临川府（吉泰平原和赣抚平原是江西两大著名产粮区）各地贩进粮食，由州衙发给护照（即购运粮食的证明）。这里记载的虽然是当时州官的所谓“德政”，但从另一个方面却也反映了当时茶叶市场的火爆场面。

1915年宁红茶在（世界）巴拿马万物博览会上曾获得金奖。在此前后，宁茶每年的出口量达20余万箱上海优质红茶价格由22两上涨上33两（银）。九江成为全国三大茶市之一，宁红茶几乎占有1/2或1/3的出口量。

自1919年以后，宁州茶开始出现产量减少，质量降低，宁红茶在市场中的景况变得暗淡起来。此前此后，虽然不少人“有鉴及此”，试图采取措施，挽回颓势，但因当时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终难有所作为。如1895年有中书官刘铎曾上书朝廷，建议“采用机器，仿制洋茶；准设小轮，改善宁州茶运；设立公栈，抵制洋商抑勒；减少厘捐，一律暂减三成。”这一建议，未获清廷采纳。1915年，有粤商陈翔吉、唐吉轩等，集银13万两，在修水白鹇坑创建“宁茶种植公司”，开辟茶园1500亩，购置部分设备制茶，后因经营不善，将茶园茶厂租给中央农业试验所与申汉商人合办的“修水改良茶场”。奈该茶场又因奉命停办，再以5000元顶让给商人王松游接办。1935年3月，江西省农业院建立修水茶场，其宗旨为：“改良茶之栽培，革新制茶技术，倡导农村合作”等。继有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在修水设立“江西省宁茶复兴委员会”。省农业院提出《宁茶改良办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九江农民银行还对宁茶产区修水、武宁发放农业贷款，但杯水车薪，无助于挽回宁茶衰落之颓势。

宁红茶的极盛时期，正是河红茶的衰落时期，但此时的祁红茶却蒸蒸日上，与宁红相角逐于九江茶叶市场，结果是祁红茶压倒宁红茶，竟能后来居上。

进入20纪纪30年代以后，宁红茶已处于严重衰落景况。据1935年统计，修水县尚有茶庄73家，这些茶庄多集中于西摆与漫江两地。按其帮别分为：修水帮44家，九江帮8家，南昌帮10家，上海帮及高安帮各3家，铜鼓、奉新、南丰各一家，婺源帮2家。他们的范围各有不同，有的专营箱红茶，有的专营篓红茶，也有兼营而种红茶，还有经营绿茶（青茶）的。现将其庄号及产量列后：

经营箱红茶的企业为：

广兴隆758箱    万文记100箱    吉  昌422箱

裕  春116箱    达  顺201箱    裕  记50箱

恒兴隆120箱    益  源128箱    福泰隆152箱

公兴和537箱    恒顺丰815箱    晋丰益144箱

德  记141箱    永  安236箱    源  记134箱

永兴隆293箱    大盛昌256箱    福泰恒310箱

锦昌福190箱    谦裕隆511箱    华盛昌212箱

复  聚176箱    福裕兴215箱    聚顺隆171箱

共计  7540箱

经营篓红茶的企业及产量为：

裕泰恒188篓    聚顺隆90篓（兼）祥  记59篓

大吉祥44篓     同春益136篓     晋丰昌70篓

怡和福78篓     正大源393篓     万文记246篓

春  记113篓    锦昌福53篓      潘  记182篓

春元祥30篓     利大生10篓      恒丰隆190篓

公益生40篓     恒  春223篓     益  源47篓

广  裕72篓     同  益90篓      元  昌51篓

荣华祥50篓     永昌隆60篓      福泰隆35篓

义兴隆62篓     公和兴18篓     源兴福62篓

福  兴28篓     公  记28篓     恒兴福40篓

义兴隆56篓     华盛昌14篓（兼）

共计  3177篓

经营绿茶（青茶）的企业及产量为：恒春、同裕、广裕、吴松记、裕记、春记、公和隆、时和利、豫兴盛、万茂、福茂、吴德盛、吉和祥、信记、和生祥、和森祥、福记、源兴昌等共计产量为13854袋。

上述箱红茶为成品茶，每箱50斤，篓红茶为半成品茶，每篓50斤；袋装绿茶为元茶，每袋60斤。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到，红茶的产量仅有10717箱（篓），折合5000余担，与最高年产量比，减少了80%以上。

武宁县城1927年，城关有茶庄17家，分布在县城以下的罗溪、浬溪、滩溪、箬溪四大镇的茶庄也有十余家。其中最大的一家是黄厚生茶庄雇佣工人达321人。到1937年全县茶庄数已不到一半了。宁茶，特别是宁红的衰落已达到何种严重程度。

1936年安徽省与江西省两财政厅，为了推销两省茶叶组成了“皖赣红茶远销委员会”，将两省红茶运往上海推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在总结工作时，仍不能不发出令人深省的哀叹，现摘录一段以供借鉴：

“红茶，在世界市场50年来，有突飞猛进之势，总销量逐年增加，最近竟增加至数倍之多。中国红茶，在世界市场本居特殊地位。输出最多的年份为1886年，其为九为1621325担，后逐年降至100万担，近来竟降至三、四十万担。自1918年至1933年，更激减至十余万担，其消长情形，竟与世界红茶总销量成反比例。长此递减，中国红茶之前途岂堪设想。……皖赣红茶有三种：（一）河红；（二）宁红；（三）祁红。河红已完全消灭，宁红亦格外衰落。祁红以气象地质关系，色、香、味异常优越，为世界任何地方出产之红茶所不及，是以在世界市场勉强保持其地位；而近来受爪哇、锡兰、日本等处红茶竞销之影响，以及产销经营之不能改进，销数亦日渐减少，不谋救济，河红之前车可鉴也。”

上面一段话，分析了世界红茶市场的总趋势，也说明了河红、宁红、祁红变化特点以及其面临的境况。作为宁红主要产区之修武铜地区更不能不有所启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能把宁红的衰落，归咎于气象、土质的关系上，因为宁州与祁门在气象与土质上并无大大差异，怎么会使红茶的生产出现太大的优劣悬殊呢？与外国的红茶相比，也不能作为如是观，而应该从培植技术和加工方法上寻找问题的所在。

宁红，在抗日战争以后，在国际红茶市场上，已基本上“销声匿迹”，在国内红茶市场上，也寥寥无几。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在力扶植茶叶生产，宁茶开始复苏。1949年12月，修水茶场开始筹建。1950年供销社给修武茶区355户茶农发放生产贷款，以后还逐年增加，以鼓励茶农们垦复老茶园，开辟新茶园，还贷期限分别定为4年、5年、7年不等，并免征农业税。茶叶收购价逐步提高，1951年宁红每担35.2元，1956年提为73元，1966年提为110元，1979年更提高到185元。从1962年至1965年每担发给茶农补助金20元至25元。1954年中国茶叶总公司还同中南、江西等茶叶公司组成80多人的技术队伍赴宁红茶叶产区指导改进宁红初制技术。修水县为了更好地指导宁红茶的生产，先后成立了茶叶技术推广站、茶叶改革委员会、茶叶生产办公室等机构，组织技术人员深入茶区，传授技术，推广密植、矮化、高产、优质、免耕、合理采摘等新的生产技术，使修武的茶叶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新的提高。但是，在“以粮为纲”的历史条件下，茶叶生产的发展，仍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茶园面积一直徘徊在5-6万亩左右。茶叶的收购量也只是由4-500吨增加1000吨左右。

茶叶生产的长足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茶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尊重农民的种植自主权，坚持了土地经营权的相对稳定，继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扩大了发展茶叶生产的空间。在流通领域，也由统购统销改为议购议销，进而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购销，从而抛弃束缚茶农手脚的各种条条框框，使九江茶业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特别是红茶生产，重新出现在世界红茶市场的地平线上，令人欣慰。

（四）南茶北运

中国茶叶的流向，自唐宋以至元明，都以南茶北运为主。九江就是这南茶北运的枢纽重镇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

茶叶产于茶树。茶树只适宜于南方生长，不适宜于北方种植。故茶叶的生产分布，主要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且在清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偏重在黄河流域一带。自隋唐以降，饮茶成为人们的普遍习尚。帝王将相，政客豪绅，富商巨贾，僧侣道人，便成为主要的消费人群。尤其在西北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素以牛羊乳品及肉类为主食，更是嗜茶成癖，不可一日或无。因此，北方的茶叶消费量剧烈增长，形成了南茶北运的必然趋势。据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考证：“那时从南方运到北方的茶叶堆聚如山。”这虽然免不了有夸大的因素在内，但大量南茶北运，则当是不争的事实。

在大量南茶北运的历史条件下，九江以其独有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南茶北运的枢纽重镇。

九江位处长江中游，扼居鄱阳湖口，河流湖泊，密如蛛网，据史料记载，九江停泊的船只（木帆船）最多时达二万余只。它上通汉洛，下接运河，南汇赣抚修河，北有河湖港汊，水路运输，极为便利。还有古来有之的贯通南北大驿道，也具有陆路运输的优越条件。所以，九江是历朝漕粮的汇集点和出发点，当然也就成为南茶北运的枢纽重镇了。白居易的《琵琶行》长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并未直接描述南茶北运的景况，但它却从侧面印证了南茶北运的客观事实。

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夜送客”时，碰到相邻的船只就是一艘茶商家属的船。乍一看来，似乎是一个偶然现象，但应该看到偶然中的必然，它是许多茶商船中的一艘，而不是唯一的一艘。这是第一。

这艘茶商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千里迢迢从长安来的。长安就是当时的京城。来浔阳做什么？当然是来运茶叶的。这不正是南茶北运的铁证吗？这是第二。

茶商哪里去了呢？“前月浮梁买菜去。”浮梁紧靠鄱阳湖，是鄱阳湖流域的产茶区之一。鄱湖流域所产的茶叶，必然以浔阳为汇集之所。这是第三。

以上三点，都是白居易《琵琶行》长诗中可以判断出来的。这种应有的判断，就证明了在唐朝时期，九江已经是南茶北运的重镇了。

宋、元两代，均实行榷茶制度，在九江设立榷茶机梢，使九江的南茶北运地位进一步加强。明代除了继续前两朝的榷茶制度以外，还有大量茶叶运往塞外，以茶易马，九江的南茶北运更加繁忙。清代对茶叶实行开放政策，九江的南茶北运的枢纽作用便不再存在。但随着对外通商的发展，九江开辟为通商口岸，便跃为全国三大茶市之一。

（五）茶政小考

    茶之税，始于唐。唐代一个县的茶税，可以抵得上全国的矿产锐。

茶之榷，始于宋。宋代实行严厉的“禁榷制度”。禁，就是禁止非茶叶产区种植茶树。榷，就是实行茶叶专卖制度。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贯彻实行，建立了三套管理机构。中央的叫做“榷茶务”，负责卖出“茶引”（即定额的茶叶票证）。设立交通要道的管理机构叫“茶运司”负责查验过往的茶叶，无引者，视为走私，处罚极严。设于茶叶产区的叫“山场”，负责茶叶的统购。九江设有两套机构，即“江州茶运司”和“江州茶叶山场”。

种田的称为“农户”，种茶的称为“园户”。园户要向茶叶山场办理登记，称为“入籍”，无园籍者不得种茶。山场每年要清查园户，按户核定产量，按产量发放贷金（称为“本钱”），来年收获茶叶，必须全部卖给山场，抵交贷金，即使有余茶，也不准向外出售。贷金则按20%收缴利息。茶商凭茶引到山场提货。山场官员贪污受贿成风，对提货的茶商，往往借故刁难，拖延发货时间。景德三年（1006）曾对新旧茶引进行了一次清理，发现有的茶商，已经五年没有补足欠货。茶商们羁糜岁月，怒声载道。

同样，茶运司官员在稽核过往商人的茶引时，也往往借机敲诈，引起商人们的无限忿怒。

无论茶农或茶商，在茶叶的运输过程中。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茶叶产区大都分布在山区，有的崇山峻岭，羊肠小道，行走艰难，所以挑运茶叶，必须强壮民夫。另外还需要有人“横刀揭斧，前后踊跃”，以防沿途盗匪的劫掠。每届收茶旺季，运茶队伍相互邀约，结伴而行，络绎不绝。九江既设有山场，又设有茶运司，往往使运茶队伍聚集甚多。他们对茶场和茶运司的官员们的腐败，早有愤怒于胸，以致在一次被官员们的刁难时，茶夫们不得不奋起反抗，拿起手中原有的刀斧和扁担，打进山场和茶运司，砸烂了榷茶机构，并进攻九江官府，使九江城一片混乱。官府无法消弭祸乱，便诬之为“茶匪”、“茶盗”，派出重兵进行镇压。这就是历史有名的江西茶军起义。

起义茶军面对官府重兵的镇压，便撤出九江城，经瑞昌转攻湖北兴国州（即阳新县），占领州城以后，又遭到江西和湖北两路官军的夹击，只得退出州城，逃散到江西和湖北各地。

这事发生在宋孝宗乾道十年至十一年间（1172-1173）。一年以后（1174）在湖北又发生了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军起义。起义军从湖北打到湖南，又从湖南打倒广东，再从广东转到江西吉安永新县之禾山，多次打败官兵的进剿。当时担任江南西路（江西）的兵马总管因此被罢了官。朝廷还下诏书，号令当地之地主武装参加镇压起义茶军，并规定按捕杀起义茶军人数的多少，封赏不同的官职。还从江州和鄂州调遣官军，会合赣州、吉州（吉安）的官军一万余人，对起义军进行全面围剿。而起义军因为转战数省，进入禾山时，实际只有四百余人。但起义军与当地茶农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所以在山谷崇林中与官军周旋，不断打击官军。当时任朝逢右相的周必大在向朝廷的一次奏报中就慨叹地说过，当地居民都把官军的动向告诉起义军，“彼设伏而我不知，我设伏则彼引避”，以致官军屡屡战败，将尉被杀数十人。最后，朝廷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典刑狱（官名），专门负责镇压茶军。辛弃疾到任以后，督促数路官军全面进剿，但也是屡次被起义军打败。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只好变换手法，打起招抚的旗帜，诱骗起义茶军出来谈判，在谈判的“鸿门宴”上，将起义茶军首领赖文政捉住，押解到江州，加以杀害。但当时民间传言，说被杀害的不是赖文政，而是另外一名貌似赖文政的义军头领，赖文政本人已设法脱逃，这不过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赖文政的怀念而已。

辛弃疾是南宋抗金斗争中的主战人物，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享有盛名的词人，受到人们的称赞，但是他镇压起义茶军的罪责也是永远无法逃避的。

元朝对于茶叶的管理，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榷茶制度，在九江设立了“榷茶都转运司”，总管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六省的榷茶事宜。

都转运司下设“提举司”，负责各省的榷茶事务。提举司下设“提举分司”，负责办理茶产区的“散据”和“卖引”。散据，就是对生产茶叶的农户进行调查、登记、入籍。只有入了茶籍的农户才能生产茶叶，称为“园户”，以示与农户的区别。园户要领证。当时把证称为据。“散据”就是发证。入籍有据，才是合法的园户。“卖引”，就是卖出茶引。商人贩运茶叶，必须向提举分司写引。引分长引、短引。长引120斤，短引90斤。但引的茶叶定额偏大，对零星购买的老百姓来说，极为不便。于是又制定了一种从3斤到30斤不等的购茶凭证，称为茶由只是面额不同而已。

从散据到卖引、卖由中所征收的税额每年都不一样，年年变动，年年增加。如至元十三年时，每一短引收银五钱四分二厘八毫，到了至元十七年，则增加为二两四钱五分，增加了4.5倍。这只是朝廷增加的正税，而下层机构还要巧立名目乱收费，以剥削人民群众。江州都转司的下属提举司和提举分司加收的所理“搭头事例钱”就是一例。

什么叫搭头事例钱呢？因为各提举司和提举分司每年要来江州都运司结算帐目，缴回旧的据和引（由），领回新的据和引（由），这在基层执行时，旧的据和引，就要留下一部分，以免新旧搭不上头。这本属内部结算之间的问题，却要另生枝节，巧立一个莫须有的名目来收钱，加重茶农和茶商们的负担；而且加收搭头事例钱的数目还不少，要占正税的2.5%。这些钱是不要上缴的，而被内部官员贪污和私分掉。至正二年（1142）有一个朝廷大臣叫做李宏的，在向朝廷提出改革榷茶制度的意见书中，从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现择其要点节录如下：

“每年十二月初，（江州都转运司）差人勾集各处提举司官吏，关领次年据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间，司官不得偕聚，吏贴需求，各满所欲，方能给付据引……上行下效，势所必然。提举司见上司所为若是，亦复仿效……每据多收25两，上下分派，各为己私。不知此等之钱，自何而出？其为茶户之苦，有不堪言，……茶户本图求利、反受其害，日见消失逃亡，情实堪悯！”

由于负担过重，茶民日益贫困。不少茶农，只得抛弃家园，逃亡异地，另图生计。茶民贫困了，朝廷的茶税却大大增加。元朝初年，江州的茶税为白银四千锭，到元朝中期陡增到二十八万九千锭，增加了七十倍。从事榷茶的官员也养得更肥了。元朝末年，江州农民就有这样的歌谣：“元鞑子，吃江州，喝江州，用江州，看你还能活几周？”

明朝的茶政，也属榷茶制度，但具体管理上分为三种形式：曰官茶，曰商茶，曰贡茶。

官茶，就是官家直接经营机构的茶叶。本来“以茶易马”在唐宋时期就有，到了明朝就进一步发展了。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以后，为了巩固边防，除了大筑长城以外，还大量扩充军队，而军队的首要装备就是马匹。尤其与塞外游牧民族作战，如果没有马，那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明朝在四川、青海、陕西、宁夏等地都设立了“茶马司”，专门协理以茶易马事宜，把南方的茶叶，运到边塞地区去交换马区。因为塞外游牧民族，以牛羊肉和乳酪为主食，茶便成了他们必不可少的饮料。

商茶。朝廷对商茶实行招商承包的办法。承包商向朝廷征收茶税的机关缴款买引，每引百斤，一商不过30引。

无论官茶、商茶，一律运往边塞地区去交换马区。据史料记载，每百斤茶叶可换一区好马，80斤茶叶可换一匹次马，50斤茶叶可换一匹马驹。

明朝廷核定，江西有五个茶叶产区，即南昌府、饶州府、吉安府、九江府、南康府（府治在星子）。对民用茶管理极严，规定每户储存不得超过一月用量。规定茶叶走私及查处走私不力的，都要凌迟处死，后改为充军边塞。

贡茶，是专供皇宫和皇族们使用的，由地方官吏办理。但地方官吏办贡茶，既无专项资金，又不能马虎了事，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向茶园去掠夺。地方官吏也乐得以办皇差为名，捞取外快，并美其名曰：“荐新”，每年春季也向茶园征收荐新茶。这贡茶和荐新茶，都不给茶价，只象征性地给点赏钱。重重剥削，茶农不堪重负。庐山有一首《采茶谣》，就是对官府征收贡茶和所谓新茶强烈不满的真实描绘，其内容是：

“常年采茶早，今年采茶迟，四月寒风吹石圃，云根冻护香一丝。十日提新筐，晴好求少许。金芽碧玉可怜生，半付野豕牙涎煮。有客城中来，自称公府门下役，朱票买茶一百六。票书专得两  茶，色香幽细似兰花，刻下三日交如数，官价一斤一钱足。老僧闻名面如土，顾谓徒属收拾走。‘石圃青丛可数处，请君佣工自摘去。’”

这首歌谣前段是说庐山生产茶叶的艰难，中段是说官府征茶的苛刻，末段是描写种茶僧人的强烈抵抗情绪。像这样无法忍受的茶农，只好抛弃茶园，别寻活路。因为各地被抛弃的茶园不少，所以朝廷颁布规定，派遣军人前去采摘，采得的茶叶，官府得80%，余下的20%充作军饷。

到了清代，虽然不再实行榷茶制度，也不再搞以茶易马。但是朝廷穷奢极侈，割地赔款，军费日加，财政日绌，于是设关立卡，逢关征税，遇卡抽厘（抽货物百分之几的钱称为抽厘，或叫厘捐，不算正税）。九江设立了五卡：即龙开河口分卡，老马渡分卡、北门分卡、八里江分卡、梅家洲分卡。各县城关要道莫不如此。比如在县卡抽了钱，到九江任何卡也要收钱，不过规定抽厘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8%。九江海关税务司有个官员叫辛盛的向中央税务司提出意见，说“武宁茶，先在武宁捐厘金一两四钱，到梅家州捐银四钱，到姑塘海关又要纳税二两五钱，如此捐税重重为各国所无，”这种情况，严重地削弱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前途，埋下了极其深重的祸根。

（五）茶叶大市

九江曾经是全国三大茶市之一，驰名全世界。

九江是在什么时候成为茶叶大市的呢？

九江形成为茶叶大市是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分不开的。大体来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片段：

第一个阶段：早在明末清初，外国来华贸分的商人不断增多。清政府在确保主权的前提下开放海禁。1685年康熙皇帝下诏，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四个地方为通商口岸。以后看到外国商人主要集中在广州一地。到1759年，乾隆又下令关闭了三个通商口岸，限定只开放广州一地。这样广州就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丝茶瓷器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各地的茶叶也就源源不断地运往广州销售。东印度公司便是把中国茶叶运往英国的垄断经营者。此时，江西、安徽、湖北等地的茶叶，改变了千百年来“南茶北运”的历史流向，转而运往广州出口。但当时节外国商人尚不敢在中国境内肆意妄为。

第二个阶段是在1840年，英国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辟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口通商”。福建是重要的茶叶产地，福州也与广州在五口通商之后，同时成为全国茶叶输出的主要口岸。

第三阶段是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凭借其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及其它一系列条约，规定除“五口”之外，又开辟十四处为通商口岸，即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喀什（在新疆，主要对俄开放）等。但当时长江之南京至汉口一路，正处于太平天国占领范围，而太平天国是不承认卖国条约的，故在1961年以后，英国才能在南京、九江、汉口立租界，辟口岸。从1862年起汉口和九江才开始成为全国茶叶大市。而此时广州的茶叶出口量大减，汉口、九江、福州并立为全国三大茶市。

九江为什么能够成为茶叶大市呢？主要有三大条件：

1、资源条件：九江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产茶区，瑞昌在唐代就出现了种茶专业户，一、二、三区均产茶叶；修水是主要的产茶地，种茶面积最高时达30万亩，年产茶20万担以上；武宁、永修也是重要产茶区。

2、运输条件。九江开阜以后曾有八大轮船公司在此建立码头，长江来往轮船日达数十艘，为茶叶出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信江流域可以把赣东北之上饶、德兴、铅山、弋阳、婺源、浮梁等以及祁门之茶叶集中到九江，赣江流域可以把赣州、吉安、南昌等地的茶叶经鄱湖到达九江、修河、缭河可以把赣西北之修水、铜鼓、靖安等地的茶叶顺流直下到达九江，而鄂东南和皖西南也可以由陆路和水路到九江。这样，九江便成九江周围地区的茶叶集散地。

3、关税制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所谓《战争善后条约》，拿关税作为战争赔款的抵押手段，所以1861年在九江姑塘设立了涨关。关长和关员全部雇请洋人充任，所以人们称它为“洋关”。茶叶出口，必须报关纳税，如有违反，处理极严。而且有的关员还借机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人们敢怒而不敢言。邻近周围地区的茶叶，不得不汇集九江，以便报关运出。

九江茶市在全国三大茶市中占据什么地位呢？按茶叶出口数量排列，汉口最多，应排在第一；福州最少，应排在第三；九江居中，当然应该排在第二了。试举民国1—5年三大茶市的茶叶出口数量作比较：

年度  单位    汉 口   九 江    福  州

1912   担    843833   256977   144317

1913   担    782959   285450   147372

1914   担    901266   325356   125638

1915   担    945076   325792   123677

1916   担    255976   304116   172300

以上除最后一年九江略高于汉口以外，其它多年，汉口均比九高出很多，而福州则都在汉口与九江之后。所以应该承认九江在三在茶市处于第二位。

九江成为全国三大茶市之一以后的基本情况怎样呢？

九江成为茶叶大市以后的基本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工业方面：从1867—1863年，先后有三个俄国商人来九江创办砖茶厂，一名阜昌、一名顺丰、一名顺泰，地址在现今温浦路西段，有工人700—800人，生产红砖茶和绿砖茶，规格分为三种：大型的约3 1/2磅，中型的约2 1/4磅；小型的约1 1/2磅。年产砖茶约2-3000担产值约20余万海关两（每1海关两等于1.08市两）。

商业方面：九江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经营茶叶的企业为雨后春笋。来九江设立茶行的，广东有20家，微商有50家，本地的有100家，上海有18家专营茶叶出口业务的茶行。在九江总商会的统一领导建立有茶行业同业公会。

还有一种叫做茶栈业，共30余家。主要为茶商客人代办食宿，代办储运，代办报关。它虽然属服务性企业，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客房，二要有仓库，三要有略懂英语的职员。因为海关是外国人管理的，一切文件和报表都是英文。而当时来往茶商，很多人都不懂英文，所以只得委托茶栈代为办理报关手续。这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行业，所以在总商会下另成了茶栈业公会。

上述两大茶叶行业，均不经营门市批发零售业务。专营茶叶批发零售业务叫做茶叶店。茶叶店经营的茶叶，一般品种齐全，既有各种名茶，如福建的铁观音、大红袍，江西的狗骨脑、西湖的龙井、洞庭的碧螺春、庐山的云雾茶、四川的沱茶等，也有大众化的宁红、祁红，浮红，婺源、屯绿等，还有低级的茶梗、茶末。各种花茶，大都自行加工，从外地购进鲜花，进行究制。花的品种有茉莉、菊花、白兰、桂花、玳玳花、玫瑰花等。个别规模较大的店，也有自己的花园。

茶馆，本不属于茶叶行业，但也属于民众的一种茶叶消费方式。九江的茶馆，主要分布于东门、南门、上机湾、龙开河口等。其中以龙开河口及河西最多，也最热闹。茶馆有三卖三不卖，卖茶不卖酒，卖点心不卖饭菜，卖唱不卖娼。

每年春夏之交，新茶到毕，茶客如云。特别是茶行、茶栈，需要雇佣大批零时工。九江街头便人头簇涌。据1884年4月12日上海《申报》报道说：“九江邻县及本地的妇女，到街里拣茶的，数以万计。本月初，头茶到埠，各妇女闻讯守候于茶行门前，将俟开门抢板，故店伙不敢开门。乃该妇女或坐或卧，不离左右，每日餐饭亦请人送食。如是在数日，街道拥塞，人皆绕道而行。”这里所说的“抢板”，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茶行雇佣人拣茶，  根据本身场地的大小，设置一定的位置，一块木板，一个票号，领得票号者，方可占据位置参加拣茶，也就站班排队的意思。

进出口茶叶，数量很大。每年出口约在20-30万担左右。出口以红茶为主，绿茶和砖茶次之。再以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为例：

年度  单位   红茶    绿茶    红砖茶   绿砖茶

1912   担   104435   44339   37124    34047

1913   担   80634    43766   94357    34532

1914   担   91844    57057   33850    68953

1915   担   115559   48019   39186    45929

1916   担   114159   25885   44195    25666

1917   担   90675    41832   35606    17814

九江是茶叶输出的口岸，为什么还要进口茶叶呢？这是因为各砖茶厂除了使用当地的红茶、绿茶作为制造砖茶的主要原料以外，为了降低成本，还要掺入一部份茶末，而当地的茶末不够用，便不得不从国内其它口岸和国外外购进的地区主要是锡兰（斯里兰卡）如：

年度   单位   国内购进    国外购进    合 计

1906    担      561         1971        2532

1907    担      22850       18411       24261

1908    担      9860        3590        13450

1909    担      13542       5808        19350

1910    担      21689       8040        29769

1911    担      19335       1896        21231

1912    担      25867       7384        33251

1913    担        —         —           —

1914    担      26251        6514       32765

1915    担      21357        9162       30519

1916    担      36492        8493       44985

1917    担      16146        6862       23008

九江茶叶大市，从1861年开始，到清末民初达到鼎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便逐渐衰落。

（六）展望未来

茶，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世界饮料丛中，历经千百饮品的竞争而不败，究其在因，在于茶之对于人体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一定的防病治病功能。据科学测定，茶叶中含有的化学成份达40余种，除含有咖啡因、茶碱、鞣酸、蛋白质、芳香油、氨基酸、叶绿素、维生素、儿茶素等物质以外，还有许多微量元素如铁、锌、钙、镁、钾、磷、硒……等，均为人体所需要，特别是茶多酚，它的抗衰作用，比维生素E要高18倍，故人们饮茶，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无论是黄白棕黑人种，抑或男女老少人群，皆宜于饮茶。在科学日益发展的现代，虽然各种饮料琳琅满目，层出不穷，但往往是风靡一时，或与时俱逝。同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茶饮料相比较，都不能不相形见绌。如碳酸饮料糖份太多，果菜饮料免不了添加防腐剂，咖啡可可，调煮烦琐，也不能与茶相抗衡。故饮茶之风，在全世界越刮越大。日本不仅大兴茶道，提倡饮茶，而且用茶水做菜，用茶水煮饭。我国所创制的药用茶、减肥茶、保健茶也颇觉青睐。茶之作用更广，茶之复盖面更大了。世界茶叶的消费量，势将日俱增，世界茶叶市场，势将日益扩大。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茶叶生产大国。目前在全世界的茶叶贸易中，出口量只占到世界出口量的第三位或第四位。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茶叶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如不能大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打出品牌，就难以在竞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九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虽然近期来茶叶生产有较大发展，出口量也有所增加，但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茶叶大市相比较，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前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农业调整产品结构，荒山加速绿化，发展茶叶生产，真是大好机遇。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如果再迟误数年，就会失去主动权，贻误大局，追悔莫及。

九江地处江南山区，温暖潮湿，具有优越的种茶条件，尤其山区群众，大多具有种茶的历史经验，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惠我以种茶大业，我们岂可弃而不顾，坐失良机呢？

诚然，我市茶叶生产，较之十年前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进程中还存在着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少、低、散三个字上面：

少，就是种植面积还太少。九江历史上种茶面积仅修水一县曾达30万亩，据1936年调查也有15万亩，而现今十县一区、一山（浔阳区不计）也只有15万亩。发展的空间很大。

低，就是技术含量低。无论茶叶种植还是茶叶加工，都必须大力提高科技水平，实施科学种茶，科学加工，在科技含量上不断提高档次。大量采用机械制茶，完全抛弃那些原始的制茶方法。

散，就是生产分散，形成不了规模。今后必须走向农户加公司，公司联成集团的现代化经营模式，壮大经济实力，以利于提高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1936年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将茶叶运抵上海，遭到沪商及洋商的抵制，数度协调，历经旬月，仍未开盘成交，委员会当即申称，愿以两省财政实力为后盾，将茶叶运往伦敦销售。以致沪商洋迪于压力，立即成交。以此可见，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是不可想像的。以小商品经济的经营模式，要想挤进国际大市场也是望尘莫及的。

发展茶叶生产还必须稳定土地承包政策。因为茶叶生产的周期较长，一年播种，三年成株，五年成丛，七年大采，没有远大的前瞻性，希图一蹴而就是不行的。解放以后，茶叶生产发展较慢，与“以粮为纲”的政策有关，但与土地经营权的不够稳定也不无关系。

在茶叶种植技术上，当务之急是要改良品种，合理施肥，合理采摘抄，提高产量和质量。国际茶叶市场对茶叶中残存的化肥农药限制甚严，如果这一条达不到要求，就会被拒之门外。因此，为了提高中国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从根本上抓起，做到不用化肥大力提倡培植有机茶。适时采摘，精细加工。举办加工技术培训班，制定规范的茶叶成品的技术要求。福建安溪定期举办茶叶加工技术比赛，从村到乡到县均评出“茶王”，茶王的产品在香港销售，几乎与黄金等价。诸如此例是可借鉴。

在提高茶叶质量的基础上，提高品牌意识，力创品牌产品。只有打出名牌，才能扩大销量，占领市场，走向世界。




茶  余  絮  语

 

（一）九江是一座古城，既有城墙，又有护城河，把城内与城外，隔离开来。这就出现了“城里人”与“城外人”的说法。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拆城镇河，扩街修路，以及人际的交流，人口的移动，逐渐互相融合，语言习惯，几无差别。但是据老九江人说，还不免有语言用词上的差异。此为城里人叫“吃茶”，城外人叫“喝茶”。

为什么老九江人把喝茶叫做吃茶呢？这是干越语系的异化，或者说这是官话化的影响。现在江西的大部份地区，包括九江的大部分地区，都把喝茶叫做“洽茶”。洽者吃也。“洽茶”当然就是吃茶了。

众所周知，茶是喝的。为什么在干越语系中偏偏叫做吃茶呢？因为古代人类发现茶叶可供食用以后，也就同其它食物一样，放在一起食用。在人类食物的不断丰富和食物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茶叶才逐渐分离出来成为饮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饮食同源的道理。既然饮食同源，那就不难理解干越语系中把喝茶叫做吃茶的了。而且人们在饮茶的历史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内容的变化。比如修水武宁等地，就在茶中加入了不同的可供吃的像花生、黄豆、芝麻……等等内容。这是大家熟知的事情，也就不必赘述了。

（二）瑞昌市过去曾分为东南西北四乡。在北乡的大部分地区，即现在的码头、夏坂、南阳等乡镇有一种共同的习惯用语，即把吃午饭（午餐）叫做喝茶，而早晚用餐则叫做吃饭。以致不少外来人往往产生误解。比如请客人到家喝茶去，那就是请客人去他家吃午饭。因为当地人过去多以种田和捕鱼为业，早出晚归，中餐只能在外吃些简单的茶点而已。所以中餐叫做喝茶，就成为习惯的代用词语了。

（三）在九江的地方，都有吃立夏茶的风俗习，所谓立夏茶并不是茶，而类似今天的八宝粥或腊八粥。它是用炒熟的大米，加上炒熟的黄豆、菜豆、红豆、大麦、蚕豆、红枣、莲子等等混合煮成粥，在立夏这天食用。在吃过立夏茶后，人人都要称量一下体重。

在瑞昌还有吃“枣子茶”的风俗。在男女结婚度蜜月期间，如果有客人到来，就要用枣子茶招待。所谓枣子茶，其实并不是茶，而是一碗爆米花，加入几颗红枣，用温开水冲洗，供客人食用。这样一来，让客人既有喝的，又有吃的，特别是深寓着借用枣子即早生贵子的谐音以图吉利，可谓一举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