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负盛名的九江茶市

发布时间：2009 - 04 - 29 编辑：张建莉 来源：寻庐人文网

熊学明

茶，是中国对人类，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

九江自古以来，就是通都大邑，扼三江之口，当四达之冲，交通十分便利，加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肥沃，茶叶生长的自然条件优越，很早就成为我国茶叶生产、销售的集散地。与福州、汉口同为我国著名的“三大茶市”。

九江茶市的形成和发展，兴于唐朝，盛于宋、元、明、清。早在晋朝，东林寺高僧慧远就曾以自种之茶款待陶渊明、陆修静。他们“品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白居易也曾在九江城南的庐山香炉峰下结草堂，种茶树。他在《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诗中，留下了“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麇林鹤是交游”的诗句。誉为“茶圣”的陆羽，在他的专著《茶经》中，还品定了九江附近庐山康王谷水为“天下第一泉”，招贤寺方桥潭水为“天下第六泉”。这一品鉴，除了告诉读者关于陆羽在论述茶与水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独创性学术见地之外，也进一步说明九江不仅出产好的茶叶，而且还有优质的泉水可供沏茶。自此，用庐山水沏江州茶，则为诗人、游客所向往。

唐代的繁荣，饮茶之风也盛行起来。当时受陆羽《茶经》的影响，上至宫廷王侯、士大夫，下到僧人、隐士、士井庶民，爱好饮茶之风与日俱增，到了唐代中后期，茶几乎成为人人必备之物，“嗜茶之切，无异米盐”。茶成了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在经济上也就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唐德宗在位时，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实行收税。从此茶税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朝廷也因此大力提倡种植茶叶。这期间，江南各地遍开茶园，广为种茶。当时瑞昌县不少“农户不种五谷，专业种茶”。唐代时期九江、洪州（今南昌）、饶州、南康、吉安、浮梁（今景德镇）及安徽的徽州，池州等地都是重要产茶区。其中庐山的云雾，宁州（今修水）的宁红，洪州西山的白露被誉为绝品。

随着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茶叶的大量生产，促进了茶叶贸易的发展。而贸易则往往总是与交通便利相得益彰。古代的交通主要是利用河川，依靠船舶。九江“襟江带湖，据三江之口，四达之衢，七省通连”。从唐代起，就成为江南重要的商埠，因此茶叶贸易在九江行市也就理在其中了。据记载，江西的大量茶叶都是经由九江远销华北各地。当时一些“周流天下”的商富大贾，集于九江，他们把茶叶输南运北，利而弃室，不亦乐乎。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记述歌女叙说自己不幸遭遇时就曾写到：“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

宋代朝廷对茶叶生产买卖控制严密，当时在江南的产茶地以及交通要道设立了六个茶叶运输和买卖机构，由朝廷直接派出官员或委任地方官兼管茶政。宋建炎三年（1129年）置茶盐合同场于江洲，乾道年间（1165-1173）在德化县（今九江，下同）设茶运司。宋时规定茶商买卖茶叶，要先到管理机构预交茶价，领取“茶引”（券），然后到产地领茶出卖。对茶农则专置户籍，征收茶租，交纳茶叶，并规定多余茶叶也只能卖给政府，不得私卖。因此到江州领“茶引”的，纳税的，向政府卖茶叶的络绎不绝。但是好景不长，重利很快就变成了封建统治者对茶农，茶商敲骨吸髓的枷锁，压榨和剥削日益加剧，公元一一五九年的瑞昌茶农失业和公元一一七一年至一一七三年的江州茶商起义便是它的直接恶果和证明。经济的损失和政治的打击，使朝廷不得不对茶叶的生产和买卖限制作出某些修改和让步。

茶叶贸易一方面给朝廷带来了经济利益，而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也产生了统治者意想不到的好处。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对促进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的交往与团结，安定边疆，和睦友邻曾起了很大作用。中原需要马匹，少数民族多食牛羊、乳酪，而茶性通利，有益身心，茶便成为他们的必需品。唐宋时代，政府在四川、甘肃设有“茶马司”，专营以茶易马的业务，九江部分官茶也曾溯江而上，为国家换回马匹。

元朝统治者对茶叶的生产和贸易非常重视。他们借鉴宋代对茶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置“榷茶转运使”于江州，负责征收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六省茶税、管理茶叶的运输和买卖。那时茶的生产地都在江南，而江州又处在江南的水陆运输中心，七省都可通达，便于朝廷对各产销地进行控制，也方便茶农茶商缴纳茶税。以后又将所辖六省扩展到整个江南，管辖范围扩大以后，园户、商人纳税不便，逐在产茶地区设立“提茶司”，专司征当地茶税和办理买卖手续，并于每年十二月到江州榷茶转运使领取次年茶的生产和税收任务，上交当年所得税。元代统治者不需以马换茶，便在茶的买卖上废除长“引”，专用短“引”（“引”即茶引，是政府发给商人运销茶叶的证明）。长引可往他处出卖，短引只能在本地出售，同时允许茶叶零售。这些措施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照顾了多数小农小商的利益，实际上是一种更加严厉的剥削手段。物以多为贱。茶叶增多，他路不可卖，只好以低价卖给政府，故江州茶税年收入由唐初二万四千锭猛增到二十八万九千锭，成为元朝宫廷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明、清两朝政府在九江设有“批验茶引所”，征收茶税和管理茶叶运输与买卖。崇祯年后，俄国人开始使用中国茶叶。康熙年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双边贸易开始，中国茶叶成为向俄国输出的主要商品。当时山西一带商人，组成商队，到江西购茶叶运往河南，然后由河南运往边境与俄商交易。自此后江西茶叶开始进入俄国市场。

十八世纪以后，由于我国茶叶深受世界人民欢迎。世界各国饮茶日渐普遍，以至有人为了能买到中国茶叶“其价几何，在所不惜。”为了促进茶的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本省景德镇、婺源、武宁、修水、铜鼓、德兴、上饶及安徽南部的祁门各地生产的茶叶，除了通过水路运往上海、汉口外，又增加了陆路越梅岭（大庾）直达广州以供出口的渠道。

俄国人喜食砖茶，把毛茶贩运回国力资昂贵。一八六三年俄商李特维诺夫在汉口创办了顺丰洋行制造砖茶，开始了掠夺性的经营。随后有俄商阜昌砖茶厂相继在福州设厂制茶。这些外资厂商，开初用木机制造，产量低，供不应求，乃改用铁制机器，至使产量激增。然而由于福建茶叶种植日趋衰落，所出原茶不敷制造。因此，顺丰，阜昌两厂客商不得不深入产区，进行更直接的掠夺经营。他们在九江设分厂（厂址在现在中百站后），派雇员直接到修水、武宁等茶区收购原茶，吸引其他茶区茶农来九江买卖。同时两厂又在九江以廉价招雇工人，据估计每年夏秋季节，两厂工人高达七百余人，年产量可达三万一千担。所制砖茶运往上海、天津，转运俄国，获利巨厚。

随着九江茶叶加工和销售的大量增加，九江茶铺、茶店日益增多，仅上海在九江就设有“源茂” 、“裕茂” 、“永和”等八家茶叶分栈。茶叶的加工业、包装业、运输业也随之兴起，其中著名“百岁坊”就是从事茶叶包装起家的。当时九江可以到处看见卖茶的、买茶的、制茶的、运茶的，人来客往，真可谓茶叶辐辏，茶庄林立，到处呈现一派茶市的繁荣景象。

十九世纪末，我国茶的出口占当时出口商品第一位。在国际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一八八六年是我国茶叶出口最多的一年，经九江出口的，仅江西省（不包括安徽南部茶）达三十二万七千零九十六担，约占当时全国出口茶的七分之一。就是在中落时期的一九一五年，九江出口的茶也高达三十二万九千七百八十八担。其原因是：“江西茶品质、香味比其他国家好得多。”修水茶内含单宁酸成份比任何国家的茶都少。文献记载：修水红茶在宋代就被列入供品，漫江“原盛福”茶行生产的“白字号” 、“太子茶”得到国内外茶商专家的赞誉，荣获“荣盖中华，价甲天下”的大匾，因而有“宁红不到庄，茶叶不开箱”的行规。因此，由九江出口的江西红茶，一直占出口的首位，俄国购入茶叶大部分是江西红茶，曾出现“非九江茶不购”的局面。

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早为外国商人所眼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印度大量生产茶叶，为了争夺市场，英国商人从中做伪，将中国茶掺入印度茶，以低价出售，人贪其价廉而纷纷购买，以为与中国茶无多大区别，从而打入国际市场。致使中国茶在欧洲各国的销售数量逐渐减少。加上国民党的统治，苛捐杂税的盘剥，许多茶农纷纷破产，茶的加工工艺又得不到改进，致使我国茶叶生产逐年减少，九江茶市也就随之萧条了。

九江茶市历经千余年，曾为不同时期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巩固国防、民族团结、财政税收发挥了重要作用。认真总结其兴衰原因，能否重现昔日茶市的辉煌，对于落实市委提出的“建设美而富、和而强的新九江”，强力推进“三加一”战略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