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大姨父

发布时间：2009 - 06 - 18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李传权

我的大姨父刘道杭，字寿朋，号越工。生于清光绪17年（1891）江西九江县城门乡人，他一向以字行世，不管好歹，在九江也算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1934年，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大姨父当上了湖北省建设厅长，公开收入，支简任3级薪俸，每月500元大洋。承他的情，把我父亲安插在该厅当主任科员，从此我家便由九江挪到湖北省武昌住了下来。当时，我年仅8岁，哪知道天高地厚！

一天夜晚，姐姐带我去看大姨父。他住院在武昌城西的一条僻静小巷子里，是座两层洋楼。他身材魁梧、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眼睛深度近视，嘴边喜欢衔根吕宋烟。不过，他很喜欢小孩子，他把我抱在膝上，不断拍我的屁股，呵我的腋胳窝，逗得我咯咯大笑不止。我生性腼腆，不敢亲近生人，几次三番从他怀里挣脱开。临别时，大姨父叫他的贴身副官朱天尧，用小轿车送我们回去，还捎带了一大堆吃食，大概算是见面礼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大姨父，也是第一次坐小轿车，记忆特别深刻。

当年，武昌既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只做官的配备美国造的“福特”轿车。成天只看见这几部轿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威风十足。在我童稚的眼光里，确是武昌城内一道独特的“人造景观”。轿车牌号按“民财建教”的次序排列，5号是民政厅长孟广澎；6号是财政厅长贾士毅；7号是建设厅长刘寿朋；8号是教育厅长程其葆，1号当然是省主席张群的。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姨父当上了建设厅长后，许多亲友都想夤缘谋得一官半职吃碗公事饭，不少人长期住在武汉的鸡毛店里候差。可是，大姨父对这班封建家庭出身的没落子弟深恶痛绝，即使是至亲友好，也常常赏以闭门羹，因为一旦用上了这班嗜酒嗜赌嗜鸦片的纨绔公子哥儿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会影响他自已的声誉和前程。所以大家在背后都说，大姨父这个人不重乡情，不讲戚谊，做了官六亲不认。

众所周知，张群是个有名的“亲日派”，在其主鄂任内，曾同日本人勾结出让大冶象鼻山和铁矿产权。大冶铁矿是湖北省建设厅下辖大型企业，大姨父身为一厅之长，能脱得了干系？故而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时，武汉三镇大中学校学生上先进游行示威，大兴问罪之师。队伍行经建设厅门前时，学生们不顾军警阻拦，冲进门去要把大姨父揪出来，可是楼上楼下遍寻无着！原来大姨父在情急之际，蠖身藏在壁橱里得以幸免，否则势将成为第二个“章宗祥”！事后，大姨父还一再为自己辩解：“我连大冶的门槛也不曾跨过一步。”继而，蒋介石亲自来湖北视察，大姨父跻身于迎送的地方大员中，当他随蒋步上江汉关码头时，蒋不明就里，见他满头白发（其实是少年白，时年刚40出头），突然对他说：“唷！头发都白了呵，应当好好休息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姨父听蒋这么一说，心中犯疑，以为这回蒋为了平息民愤，解决“象鼻山事件”，一定要拿他开刀，现在无非给自己提个醒罢了。所以一直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心中忐忑不安。过了一段时间不见动静，心里的一石头这才訇然落地。可见为官作臣委实在不易，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患得患失，仰承上司鼻息！

此后不久，鄂省主席果真易手，由政学系另一核心人物杨永泰取而代之，张群他调，大姨父跟着卸职。

抗日战争期间，张群出任渝蓉两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并一度主川，军衔上将，大姨父当上了行营秘书长，一袭戎装，佩着金灿灿两颗星的领章，由文宫摇身一变成了武将。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月，国民党在“实行宪政”的幌子下改组政府，张群继宋子文之后出掌行政院，此前，行政院秘书长一职成了官场竞相角逐的肥缺。当时亲友们纷纷估猜，这回非大姨交莫属，他自己也认为十拿九稳。那会儿，南京新安里他的公馆门前，投机钻营的人纷至沓来，趋之若鹜。谁知国府公报正式见诸《中央日报》那天，其中任免事项一栏中，竟然发表甘乃光为秘书长，刘寿朋则“敬陪末座”，以监察委员任用。虽说监委大小也是个京官，但监察院素来被人视为投闲置用的冷衙门！为此，不仅他自己心中老大不快，连亲友们也惊诧莫名。殊不知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张群只称雄于政学系这个小圈子里， 焉能一手包办，加上暗箱操作，究竟鹿死谁手，岂能逆料！

那时，我已成年，在《南京晚报》当访员，不时到山西路监察院去找大姨父，想从他嘴里掏出点新闻来，但收获很小。只记得1948年有一次，他同另外两名监委王冠吾、白瑞一道由京赴沪，核查中新纱厂老板荣鸿元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案，后因“小蒋”的“打虎运动”被“老蒋”和宋美龄一手扼杀，此案也就不了了之。同年底，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江北，国民党政府仓皇撤往广州，我赶去见了大姨父一面。我以时局的现状与前景相询，他却王顾左右而言它，大肆炫耀自己过去的“政绩”。他告诉我：

“抗战胜利初，中共和谈代表团由延安飞渝，翌日，重庆各界假胜利大厦（今重庆大厦）举行鸡尾酒会接风，我以行营秘书长身份参加。席间，我让吴玉章出了一次洋相。我问他：‘既然中共强调官兵平等，待遇一样，为什么你们吃起饭来，有大、中小灶之分？’弄得吴一时语塞，尴尬异常。”

“1947年1月，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重庆上万名学生举行坑暴大游行，向公署（此时委员长行营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递交请愿书。我和参谋长萧毅萧出来见学生，有个女学生当场质问我们：“你们对抗议美军暴行有何看法，当时慑于众怒难犯，我委转地向他们解释：‘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所感到的，我们都能感到，我很同情你们，我所要说的话，是同情你们，你们的请愿书，我一定交给张主任，一定……’。我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悄然而散。”

“同年，重庆‘六一事件”后3天，民盟梁漱溟到公署来找张群和我，要求释放《民主报》被捕人员。张群告诉梁：‘六一行动是最高当局指示的全国性统一行动，目的在于防止共党制造暴乱，被捕人员经审查后，如无问题，定当释放，请梁先生放心！’，并言明他近日将去南京开会，以后有什么事，请梁先生直接找刘寿朋秘书长。还吩咐我，务必将今天谈话内容转告萧毅萧和孙元良（重庆市警备司令）。第二天，梁又来催促我们放人，经我与萧、孙商榷后，6月中旬总算把《民主报》被关押的27人，分批释放了，梁先生大喜而去。”

说话间，大姨父显得踌躇满志，仿佛在欣赏自己在左右逢源，上下通达，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本事。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他和我的永诀！解放前夕，他由九龙远遁台湾。

大姨父是政学系分子，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曾一度参加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是“南社”中少有的九江籍会员。辛亥命首义成功后，历任广都司令秘书、军务编纂处主任、广东海疆边防督办公署秘书、两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广东乐昌焕山等县知事。北伐战争胜利后，滇人朱培德主赣，委他为江西省实业厅长，其间九江市长张远西，特聘他为市府顾问。将介石“围剿”红军时，他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政务处长，武汉行营军法处长，再后，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全国禁烟督察处副处长，湖北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抗日战争初期，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继任渝蓉两地委员长行营秘书长等职务。他同张群的关系甚为密切，一向把张当作自已的政治靠山，毕其一生紧跟其后，张群也把他看作自己的左右臂。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海峡两岸坚冰开始解冻，据由台北回大陆探亲者谈：“你大姨父一到台北后，一直寄居在张群门下，孤身一人，住在偏屋，足不出户，噤若寒蝉，一切生活费用均由张群承担，日子很不好过，心中思念故土，一往情深，但又害怕共产党要算他的政治老帐，进退失据，落寞寡欢，久而久之，抑郁成疾，于1965年病逝台北，终年73岁。”当时，张群念及旧友故交，一应殡葬事宜，悉由其出面张罗操办，还在台北《中央日报》发一简讣告。

风云变幻，人事沧桑。综观大姨一生，浮沉宦海，几起几落，从不知道替子孙谋财置产。不仅老籍九江县城门乡未见尺土寸地，连九江市柴桑支路唯一的一幢私邸，也是抗战胜利后，花4000元从某师长手中买来的“二手货”，解放前夕遁台，还是向亲戚借得一两黄金充盘缠，想不到最后竟落得个长眠孤岛的悲惨结局！往者已矣！我惟愿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台湾及早回归祖国，让许许多多同大姨父遭际相仿的人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