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江城市历史

发布时间：2011 - 08 - 02 编辑：杨丽萍 来源：寻庐人文网

老  石

 

　　读了钱政《九江城市历史仅2000年吗》一文（载《寻庐文化》2011年第9期三版），很感兴趣，很受启发，很同意钱文的某些提法。既然钱君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妨来讨论一下，我也想就此谈谈自己的某些看法。

　　在谈九江城市历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对中国城市历史（城邑文化）有一个概略的了解。我想首先应弄清什么才算城市？或曰城市的标志是什么？中国何时始有城市？

　　古代的城市跟现今的城市肯定不同（指形式上），古代城市一般都有城墙，现今的城市则没有。比如九江，作为古城，以前有城墙，现在没有。九江的城墙是1924年拆除的。所以古代对一个城市的认定是以有无城墙为标志。但最早的城市肯定没有砖墙，因为最初的先民们不具备砌筑砖墙的技术，也就是生产力的水平或文明程度达不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城墙都是用砖包砌而成，但早先大多是土城墙，只有少数重要城镇的城墙才用砖包砌。据百家讲坛主讲人钱文忠教授讲，对全国的土城墙进行包砌，是明成祖朱棣提出并进行施工，在明朝全面完成这一浩大工程。这真是永乐皇帝做的一件了不起的好事。他还做了些足可彪炳世界文明史册的好事，如编《永乐大典》，建北京故宫，所以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帝王。按照有了城墙即可被认为是城市，而最初的城墙又是土筑，我们就可凭此去探寻我国古代的城市。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王力先生在《先秦文学绪论》里说，我国最早的城市为黄帝所创，指出这虽然是传说，但比较可信，学术界一般都接受这一说法。他特别介绍：涿鹿之战，黄帝胜，蚩尤败，经此一战，基本确立了炎黄部落（汉民族）在华夏的主导地位。此时轩辕帝为了更好地保护本部族，防止外族侵凌，构想出一个建筑史上的创举，动员部族用土沿聚居地夯筑起一圈绵延巨大的坝，这即被认为是中国最初的城墙。被圈围的区域便算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历史（城邑文化）便从这里开始。

　　按照这种描述和最初城邑形成的意见，再来探测九江城市历史的渊源，似乎就有了某种可供参照的依据。

　　关于九江城市的形成，现在通行的（也是普遍被认同的）一种说法是：西汉初灌婴筑湓城。言灌婴追击叛将英布，来到湓口（即今九江市区），筑军营，称湓城，是为九江筑城之始。考《史记》，英布于汉高祖十一年七月在淮南（安徽寿春）举兵叛汉，灌婴于汉高祖十二年春追击到湓口，十月阵斩英布于鄱阳（今鄱阳县）。则湓城之筑，当为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事。

　　钱政撰文，显然是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九江城邑的出现应该前移。他提出了三个时间段，①五帝时期（三苗部落联盟），②夏代，③商周时期。这种敢于破除迷信，勇于独立思考的精神，正是读书应取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我也认为九江城市形成的时间应该前移，在吸取钱文的营养之后，试提如下意见，并阐明个人看法，兼以求教同好诸君。

　　西汉以前，有两个时期，在九江极有可能形成城邑。

　　一、 三苗时期。

　　三苗是远古之时生活在从洞庭湖到鄱阳湖之间的一个族居部落，九江是当时三苗部落聚居的一个主要点。关于三苗的史事，有三部重要典籍有载，《史记》《左传》《山海经》，三部典籍中，《史记》的记述多一点，但既使多，三苗在其载中也只有3见，总共才41字。而《左传》与《山海经》关于三苗之事都只有一句话，10余字而已。倒是为《史记》作注的注家述三苗事较详，这是我们了解三苗的重要来源。所以九江最初的先民应是三苗部族，这是有史籍为据的。至于三苗之前在这块地面上的居住者是谁？再找不到史籍凭据了。综合各类典籍史料，有关三苗的基本情况大致如下：三苗是唐虞之时（即尧舜之时，帝尧国号唐，帝舜国号虞，二帝之时史称唐虞之时）生活在江南的一个大部族，民性桀骜，不尊王命。尧为帝时，命舜巡视南方，舜见三苗性好为乱，向帝尧建言，对三苗进行分化，把一大部三苗迁徙到西边遥远的三危山一带，（据《括地志》言，三危山在敦煌南。）那是一片荒漠之地，沦为西戎的三苗对恶劣的环境尤生怨气，更加作恶。舜为帝时，三苗部落暴发了大规模叛乱，帝舜命禹率军征讨，当时随禹出征的伯益（上古一贤者，禹崩前意欲传位于他）向禹建言，勿用兵讨，以德感召；禹采纳了这个意见，对三苗进行宣抚，便率军而归，免除了一场血腥。随后三苗部族被再次大规模迁徙，迁往更为遥远的漠北。故《山海经》云：“黑水（黑龙江）之北，有民有翼，名曰苗民。”说他们身上长有翅膀，这当然是讹言，可能是形容他们生理生性都很怪异。此后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三苗部族便销声匿迹了，但在上古之时，他们确实曾一度是个强大的部族，单从他们所跨的地域，从洞庭到鄱阳，就能说明这点。

　　根据九江是三苗聚居的一个主要点；根据三苗曾一度是个强大的部族，强大与能力又往往一致；根据他们又敢于与中原地区的炎黄部落相抗衡；我推测当时生活在九江一带的三苗部族应该建有自己的城邑。这样他们才能既有保护自己的屏障，又有抗拒中原的底气。加之此时中原的城邑已是经过了1000年的发展，很容易传到江南地区，以及依据三苗当时的强大，筑个庇护自己的土围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如果这个推测能被印证，能被赞同，则九江的城市历史应在“汉初灌婴筑湓城”说前移2000年。

　　二、 春秋时期。

　　春秋之时，九江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个典型的说法——吴头楚尾。现今庐山北山公路6公里处有个吴障岭，从五七二七厂或谭畈、潘湾村均有山径可达，此处古代是个关卡，古时由九江到星子，必由此关经过，至今其关隘痕迹犹存。此关被公认是当时吴楚分界地。如今依关建有一庙，名关帝庙，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当地的百姓都说，当年伍子胥过昭关，过的就是这个关。依照吴头楚尾的说法，凭籍古关的遗存，春秋之时九江处在吴楚边缘，则是无需怀疑的。

　　纵观春秋，诸侯争霸是当时的主台戏，在南方，吴楚争雄是当时历史的一件大事。考《左传》，吴楚争雄始于东周灵王二年（前570年），这年为楚共王二十一年，吴子寿梦十六年。（吴立国较晚，为子爵，故称吴子。寿梦为王名，因无谥号，便以名纪年。）吴得晋助，国势日强，（晋助吴也是想钳制强楚。）吴国一强，就有了野心，就要扩张，就想争霸，首先是在南方争霸，于是与南方的强国楚展开了争战。

　　两雄相争，作为吴头楚尾的九江，必然就成了争雄双方的要冲，无论是楚攻吴或吴攻楚，九江都成了前线。这样一个军事重地，没有城邑怎么护卫？所以当时作为军事要地的九江，如果没有城墙，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汉初的灌婴追击英布，仅仅是路过湓口，还不是在这里直接交战，都知道筑湓城保护军营。难道春秋时吴楚的将帅们一个个都比灌婴蠢得多！就不懂筑城利于守护的道理？

　　所以我认为在吴楚争雄的春秋之时，九江应该是筑有城邑。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则九江城市历史应在灌婴筑城说前移近400年。

　　以上两点仅是推测性的意见，所谓推测，也是平时读书的感悟，产生出联想，至于能否成立，有待方家的考实或考古发掘的印证。不过除了上述两点推测，近时读书偶然发见了一条史料，明明白白的证实了九江城市历史早于灌婴筑湓城。

　　前些日子读《黄梅县历史的沿革》，看到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元和郡县志》载，‘九江故城在黄梅县西南七十里，汉九江王英布所筑’。”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根据此载对“九江故城”之于黄梅的方位与距离的介绍，当知便是现今九江市区无疑。

　　因为这句话，我特意参读了一些史料，知道了相关的史事和英布在九江筑城的时间。英布是秦汉之际的战将，少时违秦法被鲸面（在面颊上刺刻记号），故又称鲸布。秦末之时他参加义军，在项王（羽）麾下，被封为九江王。后投在汉王（刘邦）麾下，汉王仍以其为九江王，领故地，即秦时九江郡，治所在安徽寿春，辖境为皖南、鄂东南及赣等地。汉高祖四年被刘邦立为淮南王。他于汉高祖二年来到黄梅，旋即过江，看到九江地势山川形胜，便在此处筑城。其时汉高祖尚未立他为淮南王，故《元和郡县志》有“汉九江王英布所筑”语。

　　《元和郡县志》是唐宪宗元和年间成书的一部地理志书，以当时全国47节镇为基准，分镇记载各府州县的沿革、山川、特产、名胜、贡赋等内容，所记全面，所载详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地理典籍，在我国学术乃至文化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的撰著人是唐宪宗的宰相李吉甫。李系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在历史上是个有作为的宰相，其为相时，做了两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一是策划并着手改换了36藩镇，（即对大区司令进行对调或撤换。）籍以削弱藩镇势力，巩固大唐中央的地位。二是裁减冗员，从中央政府做起，从中央到地方，一次裁减各级冗官冗吏共2200余人，使政府精干，深得民望。他身为宰相，在务政的同时，又留心典籍，倾心治学，故而写成了《元和郡县志》传世。历代学者都认为书中所言可信，可以为据。故“九江故城为英布所筑”是完全可信，可以为凭的。据此，九江城市历史比灌婴筑城又提前了10年。

英布所筑的城可能在鹤问寨，即钱文所言的七里湖一带，魏晋六朝时这一带是江州及寻阳故城的中心。灌婴是依湓口（龙开河口）而筑城，且有浪井为证。二者直线距离相间约10里。如果是在同一地点或相距很近，在情理上又会有碰撞。英布筑的城不可能十年即溃；灌婴也不可能有故城又筑新城。只是灌婴按军事需要就地扎营，并筑城以护军营。二人筑城均有典籍为据，都是九江城邑文化史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