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路印象

发布时间：2012 - 01 - 31 编辑：杨丽萍 来源：寻庐人文网

        陈耀坤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家父为了生计，只身先来九江谋生，起初在一个店家打替，后在环城路圣庙巷开了一家只有父亲一个人的裁缝店。父亲安顿好后，我也就到九江来了。
        这年初秋，天空晴朗，气候凉爽，母亲托族人带我到九江父亲下榻处。其时，由乡间到九江，路上走了一天半，才到二套口乘木船过江，肚子虽饿，却也高兴。记得船到龙开河口登岸，进湓浦路（旧称里内洋街）过大中路到环城路，已是很累了。那时，我才十二岁，初次上街，一切都觉得新鲜，人来人往倍觉稀奇。我来九江时，日本虽已投降，但日军尚未遣返，过湓浦路日军兵营（今消防队址），见有日卫兵持木棍站岗，觉得不可一世的日军，也有如此下场，实感安慰。也首次感受到胜利者的喜悦。
        由湓浦路进大中路到环城路，街道并不长，但初次在街上走，两边铺面一派兴，鳞次栉比，历历在目，惊喜之心可想而知。日本刚投降，国人复业之迅速，市面如此之生机勃勃，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到了父亲住处，一时尚未进学校读书，闲不住的我，在街上逛来逛去是少不了的。

       当时，大中路是九江的一条主要街道，民国以前叫“正街”，西门口又是九江最热闹的地方，由此往西走到铁桥头，旧称“西正街”，也叫城外；往东走到东门口（今171医院后门处），旧称“正街”，也叫城里。西门口有个“庐山百货商店”，柜窗里陈列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泊来品”—“洋货”，如女人的玻璃丝袜和雨衣等日用品；在“黄利源”对面有家门面不小的“稻香村”食品店，那年中秋节，柜窗里布置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月兔拜嫦娥”，我站在街边看得发呆，不过月饼是买不起的；“黄利源”酱菜是九江有名的，“封缸酒”虽有名，只是后来才知道。母亲和弟弟们来九江圣庙巷安家后，则时常要我去“黄利源”打酱油，买些酱菜，如盐姜、酱姜、什锦菜、酱萝卜、大头菜之类的东西；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约在1946年或1947年，西门口我同学家对面，一家经销美孚，亚细亚洋油（煤油）的公司开业了，店面宽敞，十分气派，我只是在街上看看而已，没有进去过；靠西园巷口西边，有一家“正气书局”，经营小说和市面上的书，书台上摆有《中国之命运》和二战胜利时期的书，有时也进去看看，只是没有钱，也不感兴趣，就空手出店了。是时，繁华的大中路街面，生意之兴隆，虽受时局的影响，却仍然显得有些生机。

        解放后，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了。在进军营前，我们这些新兵，集中住在市区各旅店内，并在城外“振兴菜馆”就餐，这是我第一次进九江这么大的菜馆吃饭，内心有说不尽的高兴。在部队服役了几年之后，1955年退伍回九江，分配了工作，有了工资收入，养成了爱好读书和买书的习惯，于是常到大中路尊余里隔壁的“新华书店”逛逛，不时也买点书。后来书店搬到西园巷口西侧经营，我依旧是他们的常客，混熟了还可以买点内部发行的书。街面依旧热闹繁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极左风潮中，特别是中苏“珍宝岛”冲突时，要准备打仗了，许多市民被疏散或下放到农村，大中路行人稀少，商店多数已关门停业，只有几家国营门点在营业，街面显得十分萧条冷清。后来，由于市民和流动人口的需要，大中路许多店面逐渐恢复了生机，市区除几家大商场外，八角石的“飞龙阁”，四码头的“汤园大王”，城外尊余里边的“梁义隆”和其对面的“九江旅社”等，再也不冷清了。就我个人来说，“梁义隆”的牛油茶，只要一元多钱一斤，我比较喜欢，饮用时只要开水一冲就可；“汤园大王”的汤园，一角钱五个，还要收二两粮票，遇有熟人，服务员给你六个，并说“不要吱声”！真是“瞎子吃汤园，心中有数”。有一个同事，上班时总在食堂用餐，休假时则到“飞龙阁”用餐。他认为在家做饭，柴米油盐什么都要买，既要升煤球炉，又要购买餐具等一应用品，还要买菜洗菜，多有不便，也不划算，不如在餐馆用餐便当。在这里可以想见，当时市面餐饮业是为人民服务的，利润确实很低。

        座落在大中路与交通路（张官巷）口的轮船招商公局九江分局，是一家对九江及其周边经济影响颇巨的轮船业，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本文仅作如下简介：

        我国近代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始，外国势力渐次入侵九江，九江亦随之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咸丰八年（1858年）6月，在俄、美、英、法四国的胁迫下，《天津条约》出笼了，这年11月8日又签订了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25日中英签订《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和《九江租地约》。于是外国不仅在九江设立了“租界”，而且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1月1日在九江设立海关（人称洋关或新关，以与当时的常关或旧关相区别）。由此，长江中下游和九江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均操纵在洋人及其买办手里，而长江上的轮船业则悉数由外人掌控。国家的主权和水上航行权已丧失殆尽。
      为打破外人对我国航运业的垄断，挽回奄奄一息的民族经济，维护民族利益，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公局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成立，同年在汉口、九江、镇江设分局。并安趸船，建栈房，设码头，立机构。轮船招商公局九江分局帐房设立在紧挨“租界”东首的西正左街（大中路265号）营业。其时，轮船招商公局在长江上是唯一能与外商竞争的轮船业，是九江四大航运巨头（招商、太古、怡和、日清）之一。轮船招商公局投入营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外商在我国无所顾忌的作用。不过，日本侵占时期，则该当别论。抗日战争胜利后，轮船招商局得到了加强，九江分局则是九江最强的轮船业，业务亦有较大扩展，起到了左右九江经济的作用。

        大中路上的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在近代的九江，尽管时有起伏，却对长江流域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就是对促进九江区域经济，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正因为如此，使九江在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地位得以提升，成为继汉、宁之后的一大经济体，并成为赣、鄂、皖、湘四省结合部的一大商埠和贸易中心，赣北大市场由此而增强“三大茶市”和“四大米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