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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风俗 第二章 服饰风俗 第三节 服、饰宜忌

    发布时间:2009 - 07 - 24 编辑:蔡奇 来源:寻庐人文网

    服、饰,是人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主要道具,它不仅被穿、戴在人的身上,而且有时单独出现,被应用有某种象征的物质。如人们每逢到一个节日,以应时序,就爱穿戴上与这个节日相关的服饰;每逢是这个节日中的歌唱舞蹈,歌舞人员也要穿有一定特征的服饰;还有些是一些活动中仪式主持人或者参加者穿戴的服饰,必定带着某种含义与象征等等,所有这些规范化了服饰,日久天长,便与其他习俗一起构成了民间的各种习惯。

    端午节,各地小孩子兴佩戴长命缕、挂香包,涂雄黄酒、两眉间点小红点点,女人穿老虎鞋、插栀子花等。香包,是以各种色布缝成桃子、金锁、小猴、青蛙等形状的小袋,外编用各色丝线绣成,内装香料,也有包以独瓣圆大蒜,浓香四溢,浓鲜美观,小孩以五色线系香包挂于胸前,俗以驱邪恶。

    春节,是农历新年。清潘荣逵《帝京岁时记》说:“士民之家,新衣冠,肃佩带”,新童谣:“新年到,真热闹,穿新衣戴新帽”,成为年俗的重要内容。过年时,闺女和新媳妇总以红衣红饰为主,以图个喜庆红火。

    年节庆典中的游艺表演服饰,比起惯用服饰来,显然其艺术的成份更多一些。载歌载舞,环佩叮当,其摆动的服饰,其撞击的乐音,都会使人更加领略到节日的欢快气氛。而且游艺服饰本身又形成节日盛景中的一个重要动态画面。像春节、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是民间举行歌舞集会的最好时机,因此人们将一年的辛苦忘记,全身心投入到年节娱乐活动中去。人们在元宵赏灯、吃元宵汤元之外,还喜耍弄花灯,表演彩绸舞、跑旱船、蚌壳舞、踩高跷等,表演者都是穿着鲜艳的衣服,红、绿、黄、蓝各色的服装上还有绣花或沿(缘)着花瓣,以明快醒目的色彩、式样为年节增添喜庆气氛。

    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初的服饰就得到充分的关注。服饰连同降生时的民俗活动,被新生儿的父母和亲属,视为关乎孩子一生吉凶祸福的大事。当新生儿一落地,母子平安,就要马上到外祖母家报喜,外祖母家便不失时机地备上小孩子的衫裤、裙、帽、襁褓、手镯、脚镯和食品,遣人送去。孩子的满月或“周岁”时,还要给孩子戴上项圈、银链、小锁等。

    在人生重大仪礼中,作为当事人,最重要而且表现出最兴奋和最喜悦之情的就要属成婚仪式了。婚姻服饰,除去新郎与新娘的服饰以外,婚礼前男方所下聘礼、婚礼中双方互送的礼物,还有女方自己带到新家去的嫁妆,不管其他地方有多少约定,有多大差异,但其中是少不了服饰品。而且伴郎和伴娘民穿戴的服饰以及来祝贺新婚之喜的亲友的服饰都是比较讲究的,一般不会也不肯含糊。与聘礼(或称彩礼)由男方出相对的婚俗,就是女方要在出嫁前备好嫁妆。所谓嫁妆,就是女方要带到婆家或是自己小家去的日用品,其中不乏贵重物品。概言之,新郎与新娘的服饰是塑造这一对新人形象,并象征人生新里程开始所必需的,含有一定的祝福、喜庆意义。

    正由于服饰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所以,什么时候适宜穿戴什么服饰,什么服饰会给人带来好运或厄运,什么人不能穿戴什么服饰等等,都人为地生成,人为地扩展,又人为地给自己(主要指穿衣佩饰)设置了层层篱笆或陷阱。人们明明知道衣服就是无生命的物质品,但对有关禁忌宁可相信其有,不愿相信其无,只要本地区流传的着装佩饰禁忌,大都是小心谨慎地遵守,惟恐因一时疏忽而给自己或家人带来灾难。即使是科学已经证明了的真理,人们仍然无法摆脱这种种着装佩饰禁忌的桎梏。民间对颜色的区分好恶并不着重于审美角度,而是赋予其以明确的象征意义,多以黄、紫色为贵色,而以白、黑色等为凶色。在穿戴上,举办丧事,都带黑纱,或穿白色孝服,佩戴白纸花等。男子忌戴绿巾、绿帽子,惟恐与贱业、贱民同路,沾上“不洁”、“污秽”之名;忌用拾到的帽子,戴了有歹运;男人忌穿女人的鞋,穿了走路伤脚趾头或下水不会捉鱼。服饰置放上,忌讳将妇女和小孩的衣服在夜间凉放在室外,恐冲犯夜游神煞;小孩子衣服忌搭在高处,俗称三尺以上有神鬼,恐伤害着小儿;放衣服忌男衣放在女衣之下,恐坏男人福气;结婚时忌新娘鞋放在男鞋之上,恐日后女压男;外人衣帽忌跨足彩,忌坐在别人衣帽上,用东西压在别人衣帽上或者无意把别人衣帽弄脏都是不可取,忌讳的。浓妆艳抹,穿着华丽,在民间也是犯忌讳的,俗以为服饰的色彩是应当与人的年龄、相貌、品行、德才相符合的,如果不相符合便有“超越本分”之嫌,被视为一种“越轨”行为,女人艳妆过分被视为轻浮下贱之人,男人穿着鲜亮过头被视为浪荡好淫之辈。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九江民间在服饰方面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是从颜色上或者是从款式上、佩戴的时间、场合上看,旧时的禁忌有革有从,与时跟进。

     

    附:唐厚纯在《脚穿“老虎鞋”去看赛龙船》一文中描述:“记得每年五月初五人们都要到河边、湖岸观看划龙船,最沁人耳目的就是看龙船的女人们,几乎个个都穿着一双煞是好看的绣花‘老虎鞋’,而且节后的两三天内还要携儿带女回娘家,乡里人叫‘走节’。……童年时代,小小的新港镇有两家纸扎店,老板姓万,同由祖上艺人世传。每年一到农历四月,两家纸扎店便用极薄的白纸剪簇出各式各样的绣花鞋样,并设专柜销售,为应时令,这时最多的便是‘老虎鞋’样了。村里的小媳妇、大姑娘托人或自己到镇上买回彩色丝线、‘老虎鞋’纸样以及大小不同的绣花针,小心翼翼地放在一种特制的‘样板本’中。新秧插完,一转眼天光逗水的田间已是‘种密移疏绿毯平’,又乘闲黄梅时节,女人们三三两两有的围坐在窗前,有的倚门槛谈笑风生,素手飞针,走线绣着贴上‘老虎鞋’样的鞋帮。端午节这天,看龙船的女人们来到湖边,或在树荫下,或撑着阳伞,坐的坐,站的站,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一双双绣花‘老虎鞋’。在绿草茵茵的田埂上,千万头‘猛虎’昂头咆哮,奔腾纵跃,扑地甩尾,各呈其状,动似呼风,静似唤雨,千姿百态,自然天成。绣面多为大红大绿,确实是一次绝妙奇观的民间艺术大汇赛。”

    蒋彝在《过年》中说:“每上深秋季节,祖母总要请裁缝师傅来给我们做新衣、新年是要穿新衣服的。裁缝师傅在我家做半个月或半个月以上的工夫。我的伯母、婶母和年长的堂兄弟,便挑选好的丝绸衣料,同裁缝谈论服装式样。我平时不爱穿新衣,因为穿起来不自在,妨碍行动自由,但逢上过年,每人(包括大人们)都穿新衣,我也就不太在乎了。每当旧年腊月最后一天的清晨,我们年轻人都得着意梳妆打扮,穿上新衣服。年龄最小的女孩子,还要在双眉之间的鼻梁上方,涂上一个红点。家里的整个气氛都变了。每个人都精神起来。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决不会挨骂,我们也决不会挑这个日子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