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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庐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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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姑塘商业
昔日姑塘商业 孔令炉 九江襟江带湖,上通巴楚,下连吴越,水运十分便利。三国时期,以水军立国的东吴,利用九江的江湖水域操练水军,史称“督护要津”。这样就有了粮草运输及水军的调遣,九江开始水道运输作业。 进入东晋南朝,九江称寻阳,为江州州治所在地。晋王隐在《晋书·地道记》中记叙:“寻阳南开六道,途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汉,来商纳贾,亦一都会也。”说明商业已很兴旺。 隋唐时期,九江就成为唐代江南西道水陆运输的重要商港,从南向北的著名商道,货物都要在这里集散和疏运。至此,宋元两朝官府就在九江设立港口运输,征税管理机构。元朝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又设置榷茶转运司,其管辖范围包括皖南、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等七省产茶区的征税、专卖和转运,俗称“七省通衢”。 姑塘,地处长江与鄱阳湖会合处,为天然鱼港和避风良港。宋时江州的茶叶、大米等物资,就在这里进出,往来贸易船只甚多,商贾云集,茶楼酒肆,林立姑塘,相应产业迅速兴起。九江的著名特产桂花茶饼就起源于此时的姑塘。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王朝又在九江设立钞关,专门征收进出口商船的船料税。清王朝利用这里地处鄱阳湖出口水域紧缩的要冲特殊地理位置,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设立姑塘分关,收取经由鄱阳湖出入口商船的关税。这样,九江、姑塘两榷关汇集七省商船,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均超过明代关税收入,居全国首位。港口的繁荣,人口的增多,大孤山市成为当时九个商业镇之一。米行、瓷行、茶行、货栈、客栈、茶楼、酒肆、歌寮、会馆等一派繁华,昼夜喧闹。此时,姑塘商号林立,店铺千百个,人口近二万。呈现“日对千桅杆,夜观万盏观”的繁荣景象。 1901年,姑塘海关被洋人接管,海关洋员、外国商人、传教士经姑塘上庐山度假、避暑,姑塘更加喧嚣起来,樯桅林立,商贾如云,南来北往的商客,上水下水的舟楫,登岸嫖妓、酗酒的外轮水手、游人,使姑塘处于全盛时期。到1931年全国海关撤销,洋人在姑塘的历史结束,但这里仍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水陆交通的要道,姑塘仍保持繁华。 民国时期,姑塘闹市还很兴旺。有王恒昌、罗兴隆、黄宝泰、黄利泰、王源丰、尹荣和、叶宏吉、王恒丰、杨兴和、王和丰、钟源昌、大三元酒楼、李木木水果行等名商号;更有长达lO里长街的小店小铺,如周家豆腐店、江家爆竹店、钟家肉店、何光树鱼店、崔家豆腐店、隋家糟坊等;还有时称四大头的钟肉头、王鱼头、曹轿头、杨船头的有名店外交易大户。各行各业,林立街市。这些来自本土和外地的行业中,还是本土的糟坊居多,姑塘闻名一时的“蛤蟆尿”酒就来源于此。这些南货(副食)号,都是在糟坊基础上,逐渐扩大发展的。豆汁、茶饼、黄烟也很有名。还有开树棚(卖木材)、木匠店、篾匠店、皮匠店、面铺、木履店、理发等诸多行当。 仅举几户颇有影响的商号: 南货(副食)业“王恒昌”商号。其创业人王槐哲,祖籍姑塘广桥村上屋王。他的祖辈就是开糟坊的。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王槐哲将祖传糟坊移出家门,到姑塘街落户,开始在横街(九湾)做酒买卖。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在姑塘七湾买了栋房子,二个门面,一个做作坊,另一个做南货店,挂起了“王恒昌”商号。此时,王槐哲大儿子王及鼎,从湖口一位叔父南货店学徒期满,回到家中,帮助打点生意。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又在南货店旁添了一间房子,扩大了南货的销售品种。这时又在海会做了一栋房子,开南货店。该店用人6个,请同乡隋福海在那里负责打点,一直经营到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军入侵九江,进入海会,被迫歇业。这年王槐哲辞世。 几个月后,王及鼎带领家人从庐山避日荒(时称躲反)下山,准备恢复在姑塘的店铺。先在九湾租同乡殷中汇的房子开业,不久用200银元将房子买下,这样,“王恒昌”商号由七湾迁到九湾。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日军投降。“王恒昌”商号又扩大了经营范围,增加了糕点作坊,请来师傅,这时用人达到十二个,门面四个。“王恒昌”第三代王及鼎的大儿子王乐龙掌管生意,一直经营到195 1年歇业。 “罗兴隆”商号。据“罗兴隆”第三代罗会琼回忆:“罗兴隆”商号始建于民国初年,他的祖父母就是做糕点的。从老家新港罗家大屋来到姑塘,租一小门面,专做茶饼卖。到1920年,在首二湾买了一栋旧房子拆掉,将材料拉到七湾做一栋三幢新瓦房,前幢做门面、糕点作坊;二幢做住房;三幢做糟坊,挂起“罗兴隆”商号。1931年其祖父去世,由祖母掌管生意,父亲兄弟三人,大伯专门跑外,二伯和祖母管内兼做糕点,糟坊请师傅专做酒,其父在九江教书。 “罗兴隆”店主要以经营糕点和酿酒为主,兼营南货.。糟坊每天出酒150一200斤,双吊(二口锅)出酒,发酵大缸60—70个,当时在姑塘算是大糟坊之一。同时在九湾还有一个典当来的门面,都一直经营到解放后,加入供销社。 “黄宝泰”和“黄利泰”商号。其祖辈是从湖口舜德黄金桥来姑塘的。始祖做木匠,挑流动担落户到姑塘雨淋港开树棚(卖木材)。“黄宝泰”和“黄利泰”两个商号是抗战胜利后,黄氏来姑塘的第八代黄海清和黄子山分别开的两个商号。 “黄宝泰”商号业主黄海清,开始以做豆汁为主,兼营南杂货。过去没有酱油,以豆汁为做菜调料,它以乌金豆为主要原料,以湖口板糖作辅料,蒸熟酶化而成。鲜香味美,远销南康(星子)、九江、小池口等地。附近乡民购买时用荷叶托回家,远销则用陶罐装,远近闻名。同时兼有糟坊,一口锅单吊酒,每天出酒50—60市斤,7口发酵缸循环,生意一直做到解放后。而“黄利泰”只做到解放前夕的1949年初就歇业,专营南杂货。 “叶宏吉”商号。由湖口籍叶治舜于清咸丰年间只身迁入姑塘,置地购房兴业,经营杂货、三珍水产。同治己巳年叶去世,其四子叶述和继承祖业,在姑塘、九江、湖口等地开设店铺,以姑塘为主要货物集散地,上至昌赣、下至沪杭,形成水上运输一条龙格局。其店铺很多,经营正道,家产庞大,家业兴旺。到其孙叶本泽时,才取店号“叶宏吉”,自设糕点、酿酒作坊,以诚为本,货真价实,信誉很高,远销湖北、安徽沿江一带。 姑塘的水上运输 陈耀坤 有长江水系宝葫芦之称的鄱阳湖,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水于一湖,出湖口人长江,形成江西省内一大独特的天然水网,而致水上运输四通八达,滋润着全省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步兴旺与繁盛,并推动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鄱湖大地,由鄱阳湖水网形成的众多集镇,如同分布在江西大地上熠熠生辉的明珠,吸引着周边城乡物流与人流的频繁交往,并带动本地区木帆船业的不断发展。活跃在鄱阳湖水网中连樯接帆的商船,既是连接各个集镇的纽带与桥梁,又激发了区域各种集镇的经济活力。在鄱阳湖流域水网的集镇中,姑塘镇不仅占有独特的帆樯林立地位,在江西经济史上也曾发挥过重要的水运枢纽作用。 鄱阳湖既是全省诸河流的总汇,又是成千上万舟楫流动的中枢。在鄱湖大地各干流和支流的水网中,镇因水兴,水因镇旺。作为舟楫必经之地和帆樯系泊之所的姑塘,居鄱阳湖西岸,陆路距九江仅20公里,在自然经济以木帆船运输为主的历史年代,这里既是出入江西的水上要冲,又是连接九江市区的陆上通道,更是各类船舶停留的理想之地。据《清史稿》卷292载文称:“离湖(口)四十里日大姑塘,为商舟所必经,水涨时有女儿港、张家套,比可泊舟;水落则平湖一线,夹岸泥沙,无风涛礁石之险。请仍移关九江,而于大姑塘设口分抽”(详见《清史稿》2653页)。如此,在客观上大姑塘已是江西省40类3266种商船系泊的理想良港和商人交往经商的市镇。 江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即便是在自然经济时代,由于自然资源丰富,经劳动人民创造的物产,出省者唯数颇巨。其中以米、茶、瓷、木和手工业品为最。从外省运进的商货,则以食盐和日用必须品为大宗。然而,这些商货的流通,大多数是由商舟运输承担的。清代的商品流通量约为明代的五倍,须用相应的交通工具,当然是以商舟为主。据史料记载,清顺治二年,江西出运漕粮40万担,约需漕船800只。又清乾隆3年8月至次年4月,仅8个月九江就过米船53032只,载商品粮1200余万担。这些进出省的商船,有许多也是必须经鄱阳湖进出,并在大姑塘系泊纳税,亦为人们起坡交易,上岸歇息(船民称散脚),泊船转运和上街购物的处所。 鄱阳湖之为进出江西商舟的中枢,就在于这是水网中各舟楫汇集之地。因为,所有进出江西的商船,都只有经过鄱阳湖出长江才可上达巴楚,下抵宁沪。进出赣州、吉安、樟树、南昌的商船,经赣江入鄱阳湖;进出河口、贵溪、黄金埠的商船,经信江入鄱阳湖;进出休宁、祁门、景德镇、浮梁的商船,过昌河入饶河(鄱江)和婺源,乐平的商船,过乐安河人饶河进鄱阳湖;进出南城、临川的商船经抚河进鄱阳湖;进出修水、武宁、永修的商船经修河进鄱阳湖。除上述干流沿岸的商船外,还有众多支流的商船亦需出湖入江,形成江西境内的水上交通网。如此众多的商船进出鄱阳湖,无不在大姑塘停泊受检,或卸载商品。 由交通推进的商品流通,加速了商业和加工业(手工业)的发展,而商业和加工业又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并将交通引向新的繁荣。大姑塘的区位优势,特别是清雍正元年(1723年)设立九江榷关姑塘分关后,使得这里极盛一时。兴盛时的姑塘街常住人口达三万余,各类商号鳞次栉比,南北杂货琳琅满目,行商座贾热闹非凡。如此情景,皆由帆樯林立所致。正如王安石的诗句所云:“大舟如山起牙樯,输泻交广流荆扬”。由此可知,宋时江西的商舟,已载 商货出长江上至荆州下去扬州了。并促进了商品交易。 姑塘设关后,“由江西至湖广,纳税大姑塘”“税无阙额,商无留行,因地形之便,免江湖之险而商旅安”(《江西通志》)。由此,这里成为过往舟楫完税的必泊之处,亦是江西出省木材应纳税款的系泊之所。为收取水路和陆路的过关税与落地税,大姑塘自设关时起,就设有水路和陆路两个关卡,后又增收厘金,使这里形成“来商纳贾,舟楫连樯,交易繁盛”之地。当然,也加重了商货负担。时至近代,虽有轮船在长江上营运,鄱阳湖亦有小轮进出,但木帆船仍不失为水上运输的一支重要工具。据史料记载,进出鄱阳湖须在大姑塘泊岸纳税的木帆船,1911年为、27519只,1916年为33979只,1918年为29716只,1919年为30869只,1920年为32095只,至1934年仍有24892只。木材为江西之特产,常年输往苏、锡、常、沪、宁等地达1600万立方尺。这些木材在吴城扎成大排后出湖,须系泊于大姑塘缴纳税饷,方可直放下江各地。 至于经鄱阳湖出运的茶、米、瓷等商品,为江西出运的大宗货物,亦须在大姑塘海关完税。据历史文献记载:茶叶出运量,清同治2年(1863年)为198209担,清光绪12年(1886年)即升至307096担,民国4年(1915年)又升至329798担,民国24年(1935年)时降至36900担;瓷器出运量,清同治2年为29100担,清光绪33年(1907年)升至67652担,民国18年(1929年)更升至127860担,民国21年(1932年)时降至 山),修水和武宁等地的商品,均水运至大姑塘停泊完税,为这里形成繁茂的街市创造了必要条件。可想而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日泊舟千艘的姑塘港口,其繁荣之状可谓至极,并使大姑塘兴盛数百年。 俱往矣,兴盛的大姑塘,在历史的变迁中,随着交通格局和交通方式的改变,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已走向衰变。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发展时期也必将给姑塘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曙光。我们坚信,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在建设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开发中,姑塘亦将再放光芒。 摘自九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九江历史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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