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 山 与 隐 逸 文 化

发布时间：2009 - 04 - 15 编辑：张建莉 来源：寻庐人文网

李 廷 楷

 

纵观中国历史数千年，有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一直绵延不绝，波及历朝历代，这就是所谓的“隐逸”。“隐逸”者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自己潜藏起来，与尘世隔离，被人们称为“隐士”。隐士们在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中，创造了中国独有的“隐逸文化”。在庐山，我常常穿行于深山峡谷、莽莽丛林之中，寻访历代隐士们的行踪遗迹，发现庐山与隐逸文化的关系竟是那样千丝万缕、源远流长。

中国最早的隐士，大概要追溯到上古时期的许由和善卷二人。相传这两位都是所谓的“高士”，却对做官毫无兴趣，尧要把君位让给许由，许由一听说赶快逃跑，躲到箕山脚下“农耕而食”去了。尧又去请他当九州长官,他说你这“做官”二字把我的耳朵都弄赃了，我要到颍水河去洗洗耳朵。武陵人善卷也是和许由一样的倔脾气，相传他是尧的老师，舜曾打算把天下让给他，可他却“辞而不受”，跑到深山里藏了起来。以后，春秋时的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介之推背老母隐居绵山，宁死不出，他们都算得上是隐士们的老前辈。

隐逸者往往都是些饱学之士，他们有的是逃避乱世，保全性命；有的是厌弃仕途，不愿做官；有的是探求学问，专心读书；有的是对前途失望，所以退居山林；有的可能是自视过高，不屑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有的可能为了等待时机，以期东山再起；还有的是对当时统治者的腐败、愚蠢越来越厌恶，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决心一“隐”了之。

提起隐逸人生，总是要说到大诗人陶渊明，他那流传千古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很多中国文化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神往的人生境界，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和恬静。所以数千年来，隐逸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颇为热衷的人生形式，不断有人从纷乱、烦恼的生活中逃出，走到深山密林之中，寻求庇护和宁静，体验“久在樊笼里，始得返自然”的滋味。他们有的隐于诗，有的隐于画，有的隐于书，终生孜孜不倦，多有所成，从而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庐山，作为一座山高林密、泉石遍布、风景绝胜的千古名山，历来是隐士们心驰神往的乐土，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隐居之地，历朝历代都有不少高人名士来这里隐遁避世，留下的诗词文章、摩崖石刻、趣闻逸事、神话传说、古迹遗址，可以说是寻觅不尽，数之不清，从而把庐山造就成了一个无比丰厚的隐逸文化的宝库。

首先，“庐山”这个名称就是隐逸文化的产物。传说早在公元前十七、十六世纪的周朝初期，有位匡俗先生隐逸庐山，“结庐而居”，学道求仙，周天子屡次请他出山相助，他屡次回避，最后潜入深山，无影无踪。人们说他成仙了，把他隐居的地方称为“神仙之庐”，又称“匡庐”，这座山也就被称为“庐山”了。

在庐山的隐逸者中，最负盛名的当然是晋代陶渊明了。这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傲岸之士，毅然辞官还乡，在庐山脚下隐居起来，写出了《归去来辞》、《归园田居》、《桃花源记》等流传千古的不朽篇章，成为田园诗派的始祖。他留下的《陶渊明集》十卷，和他在庐山的遗迹如醉石、濯缨池、五柳馆、归去来馆、陶墓等，一直为后人所瞻仰和凭吊，他的文章辞赋一直为后人所传诵。正是庐山的山水和土地，滋润和养育了这位光照中国文学史的伟大诗人。

比陶渊明稍早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边在江州为官，一边在庐山营建别墅，算得上半个隐士。他留下的“羲之洞”、“鹅池”、“墨池”等遗迹至今犹在，成为旅游者流连缱绻的胜迹。

到了唐宋，来庐山隐居的人越来越多。隐士们的茅屋、草堂遍布山南山北。如刘混成隐居木瓜洞，李腾空隐居屏风叠，李公择隐居白石庵等等，真是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大诗人李白。“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李白因政治上不得意而放逸超脱，纵情山水。庐山的云蒸霞蔚、万千气象，让李白惊叹不已：“予行天下，所游览山川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他一生至少五次游览过庐山，并在五老峰下的屏风叠建造“太白读书堂”，在此隐身以避乱世，他甚至打算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他为庐山写出了二十多首脍炙人口的杰出诗篇。其中《望庐山瀑布》、《望五老峰诗》、《庐山谣》等已成为庐山千古不衰的名片和广告辞。

与李白相比，大诗人白居易也算是个准隐士，因为他在庐山隐居期间还有“江州司马”的官职在身。然而，他对庐山的爱是那样真挚、深沉，在历代文人中，为庐山留下诗篇最多的就算白居易。“香炉峰北面，遗爱寺西偏”，“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他住过的“草堂”、走过的“花径”等遗迹至今仍是国内外游客凡来必访之处。他为庐山写下的70多首诗篇，成为庐山隐逸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正是白居易这句对庐山的由衷赞叹，成为此后人们对庐山众口皆碑的评语，让多少古今中外游人对庐山心怀向往，纷纷慕名而来。

沿着历史一路算下来，在庐山隐居的文人学士、各色人等简直数不胜数。譬如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他们拒绝做官，相继到庐山隐居，“布衣蔬食”，专心研讨学问，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和敬仰。当时和“浔阳三隐”同样有名的还有玄学家翟汤一家四代隐迹庐山，人称“翟家四世”。他们不求仕进，朝廷和地方官多次来敦请礼聘，他们或称病不起，或藏到深山回避。翟汤的孙子翟法赐甚至躲到庐山顶巅结茅隐居。高山性寒，不产粮食，他靠野生植物充饥，裹兽皮、结草为衣，后来老死在岩谷之中。

唐代李渤，这位在九江当刺史时修筑了甘棠湖堤、施惠政于民而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吏，年轻时曾在庐山白鹿洞和栖贤寺隐居读书，从而使这两地成为历代盛名远播的重要胜迹。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解除印绶后，随即在庐山北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隐居讲学，并在这里写出了文辞简短、意味深长的名篇《爱莲说》，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两句，千百年来被广泛传诵，成为清官廉吏们为官处世的座右铭。

比周敦颐稍晚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聚集门徒，传播理学，使白鹿洞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首，因而名扬四海。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遁迹隐逸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的“隐逸”，即出家为僧为道。以晋代高僧慧远和道士陆修静为代表的无数僧道，千百年来在庐山译经修行，著书授徒，绵延不绝，使庐山在宗教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客观而论，不可一概否定隐逸人生在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意义。当仕途过于拥挤、难以走通的时候，一部分人从中分离出来，将全部精力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正是大量的隐士一代代隐迹庐山，极大地丰富了庐山的文化内涵。可以说，隐逸文化是整个庐山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联合国命名的“世界文化景观”，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庐山可以在丰厚的“隐逸文化”方面做更多的发掘和研究。有的名山也许在自然风光上稍胜庐山，但在文化底蕴特别是隐逸文化的遗存上却很难与庐山媲美，庐山的长项理应得到充分的发挥。以隐逸文化为例，历代隐士们留下的故址遗迹，都在默默叙说着一段段动人心弦或意味深长的故事，他们隐逸的时代背景，他们的身世、生平，他们流传下来的轶闻佳话，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等，都是庐山特有的文化宝藏，倘能全面搜集、挖掘、整理，并以不同方式详尽介绍给旅游者，必将给庐山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