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和准备南昌起义的九江与庐山会议

发布时间：2010 - 02 - 23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是党史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一九八二年冬，笔者在九江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工作时，曾与南昌市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同志协作，组织省内外知名学者就南昌起义前夕的九江和庐山会议举行专题笔谈会。与会同志提供的资料表明，南昌起义前夕，由于武汉形势险恶，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曾奉命随同“东征讨蒋”部队汇集九江，就组织南昌暴动一系列重要问题多次在九江和庐山秘密举行会议，进行酝酿和讨论。九江地区是发动南昌暴动的前进基地，在南昌起义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由于酝酿南昌起义的九江和庐山会议是本市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我市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所关心；同时，也由于在酝酿起义中的统战工作资料值得重视和研究。因此，就《九江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之机，将这段历史始末予以介绍，以飨读者，不当之处，希识者教正。

一武装斗争的觉醒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使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在这个时期的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党的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在统一战线内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国民党右派的叛乱面前，妥协退让，无力抵抗，助长了“宁汉合流”联合反共的反革命气焰，形势日趋严重。

1927年夏，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把持的武汉政府反共面目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各地相继发生反革命事件。在湖北，有夏斗寅叛变；在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在江西，朱培德强制解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派兵搜查革命团体。在九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也遭到搜查，数十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被逮捕，遭杀害，血染浔阳江头。

面对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血淋淋的现实，当时我们党内许多有识之士，如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等，多次揭露敌人阴谋，早就提出了武装反抗的主张，预防国民党右派发动全面的反革命政变。例如：“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从湖南来的同志开会，指出“马日事变”是右倾投降主义造成的，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①

周恩来等在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②

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多次主张号召工农、武装工农，“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蔡和森等这一提议一度为中央通过，并得到中央军部书记周恩来的坚决支持，曾派出数十名军事干部赴江西、湖南等地，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许克祥。后来由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犹予，这一计划终于被取消。③

当时党内有不少领导，从血的经验教训中已经强烈意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建立一支在自己直接领导下的、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国民党反动军队一旦叛变，就无力组织抵抗，就将人去生存的权利。

所有这些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不仅不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陈独秀所接受，相反，他变本加厉执行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于六月三十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强行通过了向国民党右派全面妥协的国共合作关系的十一条。声称“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的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的与训练。”④

显然，只有排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武装暴动才有可能。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了汪精卫等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并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表示了“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坚强决心。从此，武装斗争的思想和路线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临时中央政治局担负起在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的重担。

二，酝酿过程中的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有一个审时度势的酝酿过程；也有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力量的发动过程。

当时面对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即将破裂的严重形势，党中央一些负责干部开始重视争取和团结北伐军将领的工作。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是重点争取团结对象之一。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二方面军中的力量比较集中，张发奎本人对共产党的态度较唐生智等人要好一些。张发奎管辖的部队约三万人，是武汉政府下属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力量。当时，两湖地区为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所把持。江西是五方面军朱培德的天下，河南为冯玉祥所占有。唯有张发奎无地盘，且与唐生智矛盾很深，有借助共产党的力量，脱离唐生智的挟制，返回广东的打算。正是这一背景下，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建议，党中央有“依靠张为领袖”、“国粤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打算。⑤之所以要“回粤徐图发展”⑥，是由于“我们的党曾看见了长江流域及其北方皆已成为反革命混战所在，以广东（一）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二）工农运动之核心，（三）财政之丰裕，（四）交通之灵便等等，因决定以我们同志的军队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⑦。

七月十六日，党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做好接应张军的准备：“四军十一军或将回粤，现已抵江西”、“须有政治上军事上种种准备，假使张军来时，即有援助”⑧。

形势在急剧变化。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已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张发奎的态度向右转，“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⑨在这种形势下，张发奎能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去，直接影响到回粤计划的实行。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及时调整了对张发奎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努力争取张发奎共同回粤，“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另一方面，临时中央政治局也预见到与张发奎分离已不可避免，在七月十八日前后，又做了第二手准备，“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这里所指的“脱离关系”就是“认为我党应独立担负起义的领导责任，不能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赖他”⑩

形势的发展正如临时中央政治局所预到的那样；“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共产党”⑾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到武昌，找到张发奎作了最后的谈判，张态度右倾。于是，中央遂抛弃“依张回粤”的政策，改为“独立的军事行动”。“及见汪精卫已在九江拉拢了张发奎敌视我们，我们党才决定离开张发奎……单独打到广东去。”⑿

上述可见，临时中央政治局对张发奎的统战工作，既注意团结，又坚持斗争，能合作则合作，不合则分，不抱幻想，两手准备。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开始成熟的表现。

党中央在争取张发奎的同时，也做争取贺龙同志的工作。1926年6月，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独立十五师，因北伐河南，作战成功，被武汉政府擢升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这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引起了各方面的注目，并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取的对象。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首脑人物如唐生智、张发奎等，都想牢牢地抓住这支部队。南京方面的蒋介石通过关系向贺龙提出，只要拥护蒋介石，立即可委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贺龙大义凛然，不为所动。⒀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共产党员周逸群、叶挺争取和改造这支军队。早在1926年9月，周逸群在独立十五师任政治部主任时，就通过工作关系与贺龙朝夕相处，畅谈形势，指明前途，对贺龙影响很大。

1927年6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贺龙时，也做了他的工作。关于这次会见，廖汉生同志在回忆录中做了较详叙述：

“这时，汪精卫正在策划宁汉合流。面对武汉三镇的刀光剑影，面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淋漓鲜血，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贺龙同志的心里更明白了。就在这时，周恩来同志前来会见贺龙同志，分析了当前政局，讲述了共产党对政局的主张，征求贺龙同志对回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意见。贺龙同志的思想豁然开朗，通过黑暗看到了光明。尽管明知前进道路上充满艰险，但他决不回头。他激动地向周恩来同志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⒁

这段材料说明，贺龙是周恩来点的将，为使用叶、贺部队，举行南昌暴动打下了基础。从这以后，贺龙同志就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部队进行武装暴动的思想发动工作。“大约是七月十七或十八日，贺军长来到黄石港……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他针对部队思想动态，说明宁汉合流的情况，愤怒斥责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出卖革命。他最后表示，不管武汉方面如何，我们仍然继续东征（讨蒋）。他命令全军立即开拨向九江进发。”⒂

三、大军集结九江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全国讨蒋之声四起。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于1927年7月初提出了“东征讨蒋”的口号。并于七月中旬，在武昌南湖誓师。“这次誓师，张发奎慷慨激昂，煞有介事地发表了演说”。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部队，以张发奎为江右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江左军总指挥，以叶、贺部队担任中路先锋，浩浩荡荡，顺江东下。七月“二十三日，贺龙到达九江。”叶挺部队比他早到一个星期，大约在七月中旬左右就已抵浔。宁汉双方，盘马弯弓，大有对垒之势。实际上，这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政治骗局。

请看郭沫若的回忆：

“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原来，在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心目中，九江及南浔线是进退裕如的理想地域。对外来说，九江地区是东征讨蒋的进攻出发地，是战略要冲，兵发九江，理直气壮。从他内心来说，九江也是他南下广东的最理想的转折点，可以避开蒋介石、唐生智不打仗而直下广东，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因此他在武汉慷慨陈词，东征讨蒋。

唐生智假借“东征讨蒋”的用心更为险恶。1927年8月29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对此作了充分揭露。

“第二次北伐时，唐生智对于共产党有关系之军队，既已步步提防，饷械两项格外慎重……而对于在赣之共党军队（即第二十军贺龙及第十一军叶挺一师），亦有根本解决之计划，即以东征为号召，以贺叶军队担任中路先锋，左路唐生智之第三十五军沿长江西岸先行，三十六军更紧随其后；右路为程潜之第六军及十三军，朱培德所部则在赣南集中，为断彼回粤之计。在（再）以左右两翼之力量，压迫彼去打硬仗。为胜利，则令其开赴江北，且饷械不予接济，则彼必归于自然消灭一途。”原来，唐生智是想用共产党的力量打老蒋，打垮老蒋，一切归唐，打不败老蒋，两败俱伤。

由些可见，所谓“东征讨蒋”是他们欺骗人民，扩充地盘，争权夺利的手段，是他们妄图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阴谋，真正主张“东征讨蒋”的是共产党。早在1927年4月中旬，在上海的周恩来、陈延、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就联名向党中央发出一封意见书，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由于陈独秀的右倾和武汉政府内部思想不一致，东征改为北伐，在蒋介石羽毛未丰时错过一次征讨的机会。这次东征讨蒋，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但是，军权不在我手，军令不由我出，想把自己控制和影响的部队调往南浔一带是调不动的。现在假借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之手把党所控制影响的部队调到南浔一带来了，从而也就产生了酝酿南昌起义的九江和庐山会议，这是历史的安排。

四、九江和庐山会议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公开反共后，又竭力煽动张发奎反共，要他在第二方面军中进行清共，消灭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在汪精卫的影响下，张发奎的态度动摇，形势非常危急。此时，叶挺等同志率领的部队因奉命“东征讨蒋”已赴九江

在这种情况下，七月十八日左右，党中央曾在武汉召开会议，对我军的行动问题做好了研究。会后，周恩来同志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等三同志组织前敌军委，立即去九江，要他们协同叶挺等同志“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做好执行中央命令的准备。

聂荣臻回忆说：“举行南昌起义，是中央7月中旬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当开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位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发动，要听中央的命令”。

此时，“我们的军队因讨蒋任务”全集中九江。聂荣臻同志接着回忆说：“当时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有驻在南浔路马迥领的第四军的二十五师。还有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刚从鄂东开到九江。”此时，由于汪精卫公开反共，武汉形势紧张，党的许多领导先后到达九江。他们有的是借叶、贺部队作掩护，由武汉转南浔潜伏工作；有的则是隐蔽在叶挺部队内，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据当时任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朱其华回忆说：“许多方面的要人到了九江。除了代英、语罕住在我们一起外，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编者注）、李立三……彭湃等等都来了，于是九江的空气也紧张起来了。”又据李淑一同志忆：“直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与郭亮等几十名湖南的共产党一起，随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开往九江，并随军到达南昌”。这么一大批重要人物集中到九江，是很不寻常的。而且多在7月19日前到达，说明在这之前，中央有重大决定，要在九江酝酿了一个重大行动。

形势急转直下。“至七月二十日左右……张发奎已实行分共政策，令我们著名的同志退出共产党。……由谭平山召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样，表示我们反对分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但谭平山未得中央决定，已将暴动的一切计划，告诉贺龙。”

这就是叶挺在南昌起义后写得一份报告提到的7月20日的九江谈话后，实际上是一些中央负责人的碰头会。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第一次九江会议。

在第一次九江会议上，与会同志认真分析了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反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中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神农架之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

基于这种形势，大家认为，“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左倾，那么依靠张为之领袖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因此，大家认为，党中央“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王国军事行动。”“也就是南昌暴动。此次暴动的纲领，会议确定：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反对武汉政府”，“还是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行。”

对南昌暴动的计划与步骤，会议认为，“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部队”“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成立革命委员会，用国民党中委联名名义宣布”

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与会同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谈到请示中央时，由于情况紧急，有人曾“主张不得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聂荣臻回忆说：“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燥、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他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我说，不那么简单，我们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很重要。……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这次会议的参加人，据有关同志回忆，有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叶挺、吴玉章、林伯渠等。

在九江会议期间，早已在庐山疗养的政治局常委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邀请在浔中央委员上山汇报南昌暴动的酝酿情况。从而举行了庐山会议。时间约在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之间。

庐山会议的参加人，有鲍罗廷、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林伯渠、叶挺、彭湃、聂荣臻、郭亮等九人。

会上，当李立三等把九江会议提出的举行南昌暴动的方案汇报后，“秋白亦完全赞成这项意见。”鲍罗庭因即将回国，他想了解中共下一步打算，回去有所交待，因此，听完汇报，没有表示意见。时“闻中央有召开紧急会议之讯”，秋白要到中央去参加会议，故李立三、邓中夏等，“请秋白代表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向中央汇报，“并请中央即速可决。”

庐山会议期间，聂荣臻同志特地到牯岭医生洼，看望在这里养病的刘少奇同志。“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七月二十三日，贺龙到达九江、恽代英亦于同日到达。恽代英是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委、武汉军事政治学校负责人，“七·一五”后，又担任二方面军总参谋长。恽奉命来浔是与叶、聂一道“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的。由于形势更加危急，他与邓中夏、谭平山两人发电通知仍在庐山的李立三等回九江开会。

七月二十四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在九江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组织南昌暴动的问题。会议分析了形势：“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第二方面军中之共产党。同时，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会议决定叶、贺“”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在政治方面，”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争论。“立三，代英主张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认真“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他们“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的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门分化。”由于“争论激烈，当时会议无从决定（两边人数一样）”，最后“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这就是第二次九江会议情形。这次会议的作用，主要是加快了南昌暴动的准备工作，并具体研究了暴动的政治纲领和暴动的日期。

就在召开第二次九江会议的同时，因瞿秋白和国际所代表罗明那兹等人先后到达武汉，党中央根据九江同志的迫切要求，及时召开会议研究了南昌暴动问题，作出了同意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并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去前方主持起义。

七月二十六日左右，周恩来同志奉命到九江，立即和李立三等举行会议，是为第三次九江会议。周恩来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意见”。李立三等向周恩来报告了南浔形势和第二次九江会议的情况。恩来同志表示“形势既已为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对在浔同志在讨论土地纲领时所出现的分岐，恩来同志根据“中央意见”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从而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后，大家“遂积极作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

从此，南昌暴动就由酝酿发动转入组织实施阶段。

据参加起义的老同志回忆，酝酿南昌起义的九江会议三次，庐山会议两次。由于九江与庐山相距很近，几次会议相隔的时间很近。会议内容和参加人员大同小异。因而很难分清哪个议题是在九江定的；哪个议题是在庐山定的。所以，我们笼统地称之为酝酿和准备南昌起义的庐山会议。

对于这几次会议，当时在党内外，国内外均有传闻。据当时任七十一团参谋的黄序周回忆说：“在九江时，部队里传达了一个文件，是国民党决定在部队里”清共“的，这个文件是武汉发的。……这个文件一传达，情绪就变了。这时我们不知道要搞起义，但是知道在庐山召开了会议，听说党的领导人上庐山开会，我们看到一些迹象。”

一九三O伦敦出版的汤良礼所著《中国革命秘史》第287页记载说：七月十二日，武汉政府就“允许”鲍罗廷离开汉口，他先到江西庐山小憩。后来发现，他在庐山时曾与共产党人举行秘密会议，他们正准备发动起义。

五、小船会议

小船会议也叫“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由于这个会议也是在九江召开的，并且对暴动的决策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作一番介绍。

小船会议是在下述形势下召开的。七月中下旬，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和叶挺领导的十一军廿四师，因“东征讨蒋”集结在九江和南浔路一带。两支部队高涨的革命情绪，震惊了汪精卫和张发奎。他们当时在武汉就想除掉共产党控制的这两支军队。

七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和张发奎上了庐山。在他们没有动身前，就通知了他们那一帮了，包括朱培德、张发奎、金汉鼎、黄实、朱晖日、黄琪翔等，准备召开反共的庐山会议。《李立三报告》中提到，“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共产党”。就是指在这个阴谋解除叶、贺兵权的庐山会议。下面引用贺龙的回忆。

“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的……但是到了九江，情况就变了，说我的部队太红，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去开会。”并命令叶、贺部队集中到德安待命。

当时，叶、贺本人还不十分了解汪精卫召开庐山会议玩的是什么把戏。因为张发奎通知他俩上山开会的内容是讨论堂而皇之的“东征”问题。但是，敌人的阴谋被在张发奎部下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参谋长叶剑同英同志知道了。当时，叶剑英还未暴露身份，未引起张发奎的怀疑。每当历史的重大关头，他总是临危不惧，设法保护党的组织和同志。他当机立断，设法把敌人的阴谋及时通知了叶挺和贺龙同志。对于这段史实，当事人之一的高语罕于1927年10月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汪精卫……等赶赴庐山，开秘密会议，叶剑英亦被邀。第二天，叶剑英回来带了一封信给乾吾，……叶剑英说：老张（指张发奎——笔者）靠不住了。……他们已决定解决叶、贺。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负责同志……叶剑英又诚恳地对我说，我打算离开他们，到莫斯科去，并且到那儿加入c、p。他们（指张、黄）是没有希望的了，你们（指c、p）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七月廿五日，叶挺、贺龙、叶剑英、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谬乾吾（四军政治部主任）等五人在九江租了一条小船，假装游山玩水，在烟水亭（黄琪翔的临时司令部）所在的甘棠湖上，轻轻地荡着浆，秘密地商量着军机大事。贺龙回忆说：在小船上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

此时，贺龙和叶挺的警卫人员和马弁正在湖岸上散步，以为他们的军首长在碧波垂柳中玩得正惬意哩！

这就是八一起义史上有名的“小划子会议”。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划子上，我们的革命前辈，以“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做出了一项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翌日（七月廿六日）叶部在前，贺部在后，铁流滚滚直赴南昌。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指挥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暴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

六、几处革命遗址的考证

（1）关于九江会议的地址，有两种说法，一是勃兰地教堂，二是一七一医院。据参加过九江会议的老同志回忆，会议是在叶挺的廿四师师部召开的。廿四师师部在九江的什么地方？据曾在廿四师七十一团工作过的黄序周说：

“……很快到了九江，我们驻在离城不远的荒凉的地方。可能是住在一所中学里，好象是外国人办的，只记得周围都是荒地，但离城不远，我们经常在晚上跑到江边茶楼、酒楼饮茶。”

黄序周指的那所中学，很可能是圣约翰中学。据市博物馆有关同志的考证，圣约翰中学旧址，不是二中的四楼，而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一医院和北院的一部分。一九五O年就在这家医院担任检验科主任的曹植杰同志说：“当时，我住在北院进大门的一栋二层楼房内。医院对门一家私营小店的张老头对我说：“你住的房子有革命意义，它曾是“铁军”叶挺部队的指挥部。”事后打听，张老头曾当过伪九江警察局长。当地老人还反映，大革命后期，这栋房子门口插过旗子，根据现有材料，这栋独立的二层楼房就是学年叶挺廿四师师部，也是九江会议的会扯。

（2）贺龙二十军司令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贺龙到九江时，司令部设在督府院（前清时的道尹衙门），现为九江市军分区。”《董少仲回忆》。另一种说法是在“塔公祠”。当时此处是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所在。遗址在柴桑小学院内。待考。

（3）庐山会议会址。一九六O年夏，李立三到庐山时，庐山党委宣传部的同志就这个问题请教了他。李说：庐山会议是在英国人开的饭店——仙岩客寓（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一”疗养院）召开的。林伯渠的叔叔在该客寓当西餐大师傅。会议在厨房召开。为隐蔽起见，李立三还记得用厨师的白围裙遮住了窗子。房里点了蜡烛。当时，瞿秋白就住在该寓，房租很贵，六块大洋一天。

（4）小划子会议地址，贺龙回忆说：“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开会。当时叶挺在黄琪翔的司令部，在鄱阳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和我，三个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许多书刊根据贺龙这段回忆类推，认为小划子会议是在星子县附近的波阳湖上召开的。当年贺龙的警卫连长黄霖在回忆录中澄清了这个说法。他说：贺军长“如果去星子的话，来回起码要两天。如果贺老总要到市外的波阳湖的话，负责警卫工作的我连是一定要跟去的，但当时我连正在九江市内整编和补充兵员，根本没有离九江一步。”朱其华在他的书中回忆说：“找房子的付宫回来报告，已经找定在九江总商会内……到了总商会，但黄琪翔要住到甘棠湖中的烟水亭去，于是我们也同住在甘棠湖中了。”由此可见，四军军长黄琪翔的司令部设在商会（现今广播站）内。任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可能住在总商会。黄琪翔本人则住在烟水亭。小划子会议在烟水亭所在甘棠湖内举行无疑的了。

九江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由于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在九江和庐山多次举行会议，把南昌暴动由思想酝酿推向实施阶段，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这段历史应当成为我们教育人民，缅怀先烈，继承遗志，建设四化的重要教材。对诸如九江和庐山会议的地址，烟水亭小船会议地址以及贺龙指挥部等地方应列为革命纪念地，适当修葺，对外开放，供人瞻仰。

注释；

1、《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2、《周恩来选集》上卷

3、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

4、《“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5、9、12、21、25、26、27、31、33、36、36、40、41、42、43、44、见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6、10、24、28、30、34、39、见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

7、12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

8、《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1927年7月16日

14、17廖汉生：《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回忆贺龙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15、13刘达五：《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文化艺术出版社

16、《燎原之火》

17、周逸群报告

18、《郭沫若文集》第八卷

19、史沫特菜《伟大的道路》

20、35、38聂荣臻：《南昌起义》《纵横》第一期

21、聂荣臻：《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22、42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

23李淑一：《昔日长桥柳，早是伏虎人》

29、32（李立三一九六O年的谈话）

39、45《黄序周的回忆录》

37、38、40王昭敏《一切依靠党和群众——八一访问贺龙将军》

41、42、黄霖：《从武汉到潮汕》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