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革命前后九江人民的英勇斗争

发布时间：2010 - 02 - 23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桂蓬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故乡九江度过的。九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历史名城，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初期，便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处在时代浪潮的流浪旋涡中，哺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儿女，他们为挽救祖国、人民于水火，抛头洒血，写下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篇壮丽的诗章，它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英雄史册。

九江人民的双重苦难

九江是一个小城市，在二十年代市区内人口不过五、六万人，但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扼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交会之点，号称“七省咽喉，江西门户”。水路上溯武汉三镇，下达南京、上海；陆路有南浔铁路连接省会南昌。再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开发较早、文化发达等等原因，使它成为赣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又有庐山拔地而起，经年云雾缭绕，吸引了多少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留下了多少时代传颂的绝唱名篇。山光水色之胜，文物古迹之丰，为九江增添了风采与价值。

鸦片战争以后，如此大好河山，受到帝国主义的垂涎觊觎，早在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老牌的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将九江辟为通商口岸，并划西门外到龙开河一段滨江地带为英帝“永租地”。英人强行拆除中国居民房屋，修建领事馆和巡捕房，四周筑起高墙，密布铁丝网。租界上空票飘扬着异国国旗，租界成了国中之国。帝国主义者依仗“治外法权”，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俨然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人制定种种法规，如打赤脚、穿草鞋的人不准在租界人行道上行走，中国人不准在租界内休息、游玩和谈笑，稍有违犯，便施以种种处罚。英国还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修建了“太古”、“怡和”两个船码头，专供停靠英轮船之用。长江航线由上海至武汉这段水运，几乎全由英国垄断，年复一年地攫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九江港是江西省内外的物资交流、联系长江及赣江水路的枢纽，却只能在龙开河的狭窄地带停靠船只，运输大为不便，九江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这时，英国又来一批冒险家，带着施工人员到庐山勘探地形，打算霸占土地修建房屋。庐山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家园，以锄头扁担为武器，驱逐侵略者，反复斗争了多年。但腐朽的清政府却与英帝妥协，把牯岭到芦林一片中心地带割让给英国，于是英国又得以在庐山建立租界。

日帝不甘心英帝在中国独占利益，从清廷手中取得南浔铁路的经营权，并在龙开河以上，琵琶亭以下修建“日清”码头。行人由南昌坐火车来九江后，只能径直上“日清”码头，坐日本轮船。

英、日帝国主义对九江的侵略，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无孔不入。首先是经济侵略，除控制九江的水陆交通命脉以外，向九江广大城乡市场倾销洋货，以致致在九江老百姓的口语中，几乎所有货物的名称均加上了“洋”字，如“洋船”、“洋布”、“洋油”、“洋伞”、“洋车”、“洋房”、“洋火”、“洋钉”、“洋铁”、“洋枪”，租界内的街道叫“洋街”，码头叫“洋码头”，外国人叫“洋人”，“洋人”牵的狗也叫“洋狗”。大机器生产的廉价舶来品如潮水般涌进九江市场，银元滚滚流入外国资本家的腰包。整个九江地区的经济逐步沦为外国资本家的附庸，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排齐与摧残，元气大伤，处于苟延挣扎之中，只有少数产品如贡缎、模本缎、万载夏布等，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得以在洋货倾销中生存下来。

随着经济侵略，接踵而来的是文化侵略。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设教堂，二是办学校，什么天主教、耶稣教，圣公会、同善社、育婴堂、福音堂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象瘟疾一船在九江城乡流行起来。外国的牧师、神父争先恐后地来到这里，散播精神毒素，发展宗教势力。在我们家乡一离市区四、五十华里的港口小集镇，也建立了同善社。帝国主义在九江开办的第一所学校是同文书院，后迭经改名为南伟烈大学，同文中学。后来还有圣约翰中学。女子中学有儒励书院、偌立书院。另有教会办的小学多所，遍布市内。帝国主义者办教堂、办学校，是为了从思想上麻痹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软化我国人民的反帝意志，豢养洋奴，收买人才，为帝国主义的长治久安效劳。这些学校学费昂贵，不仅穷人家子弟被拒之门外，就连小康之家也往往无力缴纳，就读的多是富家子弟。教会学校所授课程以外文为主，学生毕业后，一般有较优的出路，不是“金饭碗”（海关），就是“银饭碗”（邮政）。由于教会学校推行奴化教育，其学生政治态度多较消沉，在轰轰烈烈的九江人民反帝群众运动中，一般较少介入。但事情并非全部按照帝国主义者的心愿发展，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也促成了一批热血青年的觉醒。方志敏烈士就曾在南伟烈大学读书，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学校当局以开除学籍相威胁，不准他发表爱国反帝言论。一九二二年方志敏自动离校赴上海，在上海结识了江西著名群众运动领袖赵醒侬，并经赵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二人联袂回南昌从事江西革命工作的开辟。

方志敏烈士的遗著《可爱的中国》中，描叙了一艘外国客轮上发生的我国同胞受辱的场面，那是旧中国的缩影，也是当时九江面貌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浩荡的江面还是在热闹的市区，这类事情屡见不鲜。尤其是每到溽暑盛夏，外国人纷纷上庐山避暑，从九江经十里铺、莲花洞、好汉坡、小天池到牯岭，二、三十华里的路程上，外国人坐着软桥，由中国苦力汗流浃背的抬着，招摇过市，络绎不绝，这在九江人民的心中，怎能不涌起和方志敏同样的悲愤之情！

九江人民憎恶“西洋鬼子”（指白种人），尤其憎恶“东洋鬼子”（指日本人）。因为东洋货在九江市场上倾销最多而质量又最差，中看不中用。更主要的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北洋军阀政府与日帝签订了全面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把这天定为国耻纪念日。人们在白析扇上一面印着“二十一条”条文，冠以“触目惊心的‘二十一条’！”黑字标题，另一面印着被日帝割占的我国神圣领土旅大市的地图。夏天白析扇人手一把，反帝宣传深入千家万户，而这纯粹是群众的自发行动，由此可见九江市人民同仇敌忾之一斑。

九江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决心把“洋鬼子”通通撵走，撵不走也要打它一个痛快，出出胸中的闷气。因此，一有机会就大闹一场，至于小规模的零星反抗，那从来不曾停止过。在青年学生中，反帝情绪尤为强烈。九江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犹如沉睡的火山，炽热的岩浆在酝积着力量，等待着爆发的一天到来。

九江人民在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同时，又倍受地主豪绅的压榨，剥削的形式是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在我家乡农田分已业田和东道田两种，农民要种东道田，需要花一半的价格买下后才能耕种。因此这种田地主不能退佃，农民有“永佃权”。地租规定每亩三担，名曰三担起亩，每担折合光稻60斤，每亩折合光稻180斤，不论年成丰欠，都是如数收租。即使丰收年景，每亩最多也只能有500斤左右的产量，由此可见，地租剥削是十分沉重的。如果农民缴不起租，地主就向县衙门控告，名曰“禀佃”，佃户就得吃官司。此外，地主收租，佃房还得办租饭，并规定必须有木耳炒鸡这道菜。有一年发鸡瘟，鸡都死绝了，租饭中缺少这个菜，地主就把饭桌掀了，逼着佃户重做。

封建迷信活动的花费，是九江农民的又一沉重负担。各乡各村都有菩萨，什么“郭舍人”、“吕舍人”、“王公三保”、“王公四保”、“王公五保”等。农民每年除负担香火费以外，还要负担唱春戏（一种宗教活动）的花费。因为这款是按所种地亩摊派的，地主豪绅不种田，所以一个钱也用不着拿，都转嫁给农民。年年唱春戏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大批农民家中断炊，四处告贷。而高利贷剥削也非常厉害，我记得有段时期是加三息，即借10元一年要还13元，以后又增加到三六息，更残酷地剥削是“印子钱”，借10元一年要还20元。有首歌谣：“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夹在中间吃不消。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此外，农民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地方上的光棍、地痞、流氓经常巧立名目向农民敲诈勒索，如什么“整酒”；地痞流氓给各家农户写一张请吃酒的贴子，装在红纸封内，名叫“书子”，农民接到“书子”，必须送钱送礼；还有什么“打秋风”：每年秋天，这些人用少量的钱买点小礼品，送到哪家就必须以厚礼奉还，否则大祸就要临头。我家就被一个光棍送了一点麻壳饼，我父亲没有理睬，结果那光棍勾结衙门，捏造一个“聚赌”的莫须有罪名，把我父亲用铁链条锁颈押到九江县衙门，关进大牢，牢头禁子又天天向我父亲勒索辱骂毒打；由于纯属诬陷，难以定罪，后来不得已将我父亲释放回家。由于我父亲受内伤很重，经常吐血，不久死去，终年只有38岁。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农民群众就过着这样痛苦的生活。有首歌谣是；“谷登场，泪汪汪，毛虫吃个光，武装又下乡，辛辛苦苦，一扫光”。土地兼并情况越来越严重，贫者无立锥之地。以我家乡夏家山村来说全村四十六户人家，其中有十六户失去全部土地，有的学点匠人手艺糊口，有的常年当雇工；还有几家贫农略有点土地，年年也要打零工；其余是下中农、中农；连一家富农也没有，土地都集中到地主豪绅手中去了。农民吃今天愁明天，吃上餐愁下餐，常年累月不得一饱，经常是农事一完便外出逃荒要饭，任何偏远的小庄都有乞丐的踪影，要衢大路边的村庄要饭讨米的就更加穿梭一般，过年都不能回家，直到第二年春耕开始时，要饭的人渐渐稀少起来。每当数九寒天，冻饿死在路旁、荒野的，时有发生，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时的九江人，尤其是青年，普遍陷于精神苦闷，感到国家没有前途，个人没有出路。生活教育了他们，使他们对旧政权不抱任何幻想，决心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新思想纷纷兴起，思想界呈现十分活跃的状态。

我的故里港口区（即赤松乡，北伐军光复九江后编制为九江县第五区），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形成两派不能调和的对抗力量；一派是传统形成的豪绅地主集团，力图维持现状，维护既得利益；另一派是青年，他们受到压抑，主张革新乡政。一九一O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乡一位叫叶瑞堂的青年，在广东受到新兴革命思潮的影响，回到家乡后，积极参加革新乡政活动，团结了一批青年人与豪绅地主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于是酝酿成立了“赤松礼教会”，报九江县政府立案。为扩大影响，培养人才，礼教会在港口镇上创办了辅仁高等小学校，聘请曾在大城市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人任教，以良好的教学质量悲声乡里。从这个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不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九江首批殉难的二十六名烈士中，就有辅仁学校的学生和礼教会会员，如丁巨轩、熊殿亚、周礼泰三位烈士，他们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港口区的豪绅地主为打击孔教会这支进步力量，特地纠合一伙人成立了“自治促进社”，也在九江县政府立案，也创办了一所高等小学校。“孔教会”与“自治促进会”壁垒分明，斗争持续多年，一直到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我的家乡才换了人间。

“五卅”运动在九江

一九二三年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在南昌建立，是年终九江第一个团组织一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支部建立，设在“太古”洋行。江西与九江地方党、团组织初建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先建团后建党，不少党员是团员转来；二是中共党的工作主要通过国民党党部来进行，很多中共党员兼为国民党员，即“跨党”。据我所知，当时九江第三中学、第六师范学校、五邑中学、商科中学都已建立了团的组织，以青年学生为工作对象，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理论的宣传及群众斗争的组织工作。因此，九江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青年学生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他们关心时事，追求真理，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普遍地向往两所学校一是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一是南昌的黎明中学。黎明中学是中共党秘密培训革命干部的教育基地。由此可见，九江团的工作是做得十分出色、卓有成效的。

毛易虚是九江团组织早期的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二年夏，我第一次到九江寻找出路，曾与几个熟人一道在花园巷毛易虚的住宅会见他。他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耐心地向青年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团组织？怕不怕危险？勉励我们要准备吃苦，不怕牺牲，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还告诉我们要严格纪律，保守秘密等等。革命先驱们就是这样地为党辛勤工作着，把一代新人引上革命道路，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漫长的岁月过去了，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对我同胞的血腥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消息传来，九江人民埋藏在心中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地爆发了。中共南昌特支和九江党小组的领导下，很快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九江分会”，六月七日举行了有两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游行人群由大校场到三马路，浩浩荡荡，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外国人滚出九江去！”“抵制日货！”各个中学的男女学生还组成讲演团，深入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五卅”惨案真相，控诉帝国主义对我国主权的践踏及对我国同胞的残害。尤其是第六师范学校的学生，情绪最为愤激，斗志最为旺盛，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南昌学生还组织了代表团来九江声援。这标志着九江斗争的新阶段，已经由自发的反抗上升到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运动。英、日帝国主义一方面胁迫九江镇守使邓如琢派兵保护，一方面调兵舰停靠在九江码头，将炮口对准市区，褪下炮衣，一队英国水兵也武装登岸，以开火相威胁。帝国主义的横蛮更加激怒了游行群众，人群怒吼着冲破北洋军在租界外围部下的防线，涌入租界，捣毁英日领事馆及他们经营的三个船码头，放火焚烧吸吮我国民脂民膏的日本台湾银行，吓得租界里的“洋大人”失魂落魄，纷纷逃到英舰上“避难”。英国水兵平日耀武扬威，哪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但此时慑于群众威势，终于不敢开枪，溜回军舰去了。

与此同时，九江还掀起了抵制仇货运动。通过宣传造成强大社会舆论，以卖仇货、用仇货为耻，组织工农商学妇联合参加的“仇货检查队”，到处搜查日货，发现就地焚烧，一时之间，九江市场上的外国货为之绝迹。这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击了帝国主义。

“王卅”运动在九江人民的反帝史上是第一次重大胜利，它体现了九江人民的意志，喊出了九江人民的心声，表现了九江人民的力量，这就为北伐后收回租界奠定了基础。

国民革命光复九江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并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设了黄埔军官学校，组织国民革命军，积极准备北伐。这个以反帝反封建为使命的资产阶民主革命，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五卅”运动以后，九江党组织为适应北伐战争日益迫近的新形势，及时地决定将工作重点由城市向农村，推动工作向纵深发展，派遣了许多同志下乡开展农民运动，我也被调到港口故乡工作。

我回到赤松乡，在孔教会力量比较强的赤松上乡一带活动，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自卫军，等待时机成熟举行武装起义。这时，我乡早期革命者汪仲平同志常给我们激进青年讲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他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既向我们宣传革命理论，又向我们传授工作方法。我们对农民进行宣传，主要围绕着“谁养活谁”这个问题，联系农村实际，把话说到农民心里。我们又乘夜间四出散发传单，张帖标语。凡自制的标语几乎全是“打倒”当头，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从外面邮寄来的“洋”标语则内容较丰富，形式也美观，多是道林纸彩色石印，除上述内容，还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拥护三大政策”之类。有的宣传材料四周围以花边，上半部印着孙中山头像，下半部印总理遗嘱，深受群众欢喜，有的群众偷偷揭下来拿回家中珍藏。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孔教会支持，群众逐渐觉悟，涌现了一批先进分子，其中张笃贵（雇工）、李泽铨（雇工）、徐葆川（泥水匠）、刘振灼（中农）等四人被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秘密的赤松乡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自卫军武装主要是梭标。当时民间持有的火器有两种：一种为洋枪，叫毛瑟枪，毛瑟枪有独子和九子枪两种；另一种是猎枪，小的叫乌铳，大的叫长龙。猎枪较易寻找，毛瑟枪比较难搞到。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在广州誓师北上，向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发起进攻。九月，北伐军进军江西，那时盘踞在长江中下游的是孙传芳部队，孙任南方五省（福建、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联军总司令，为抵挡北伐军，他集重兵于南浔铁路沿线，并亲自坐阵九江督战。他下令禁止群众集会结社，乱捕乱杀，以血腥手段镇压九江人民的反抗。这时北洋军一个师受命布防在九江瑞昌之间，从靠近南浔铁路的阎家渡开始，经洗心桥、生机村、马家龙、茶岭、到瑞昌县城，他们不设营房，官兵均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这些戴着大沿帽的北洋兵，虽然生活在群众之中，但却象瞎子、聋子一样，对当地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处境十分孤立。不久，南浔铁路沿线形势吃紧，北洋军把防线撤到刘家仑、大桥、城子镇、码头一带，最后不战而逃到江北去了。这样，港口区地下组织也就放弃了准备暴动以夺取北洋军枪支的计划。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光复江西省会南昌，乘破竹之势沿南浔铁路北上。十一月四日，北伐军进入九江市区，市内北洋兵不战自溃，到处逃散，旧政权的首脑人物及其家小纷纷逃到外轮上要求庇护。九江的工人、学生、店员把准备好的爆竹放到洋铁桶里，劈劈拍拍燃放荡不羁起来，把青天白日旗插在门上，全市欢声雷动，人们奔走相告，九江光复了！热烈庆祝进步占胜了反动，光明战胜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地方政权被摧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九江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光复的第二天，中国国民党的九江市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在搭公祠挂牌办公。市党部基本上是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主持。十一月八日，在大校场召开祝捷联欢大会，一些负责人和群众运动领袖在会讲了话，会后表演了游艺节目。

摧毁了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县政府，成立了九江历史上第一次人民政权，帅鼓农（中共党员）被推选为九江县知事。县政府根据群众要求，惩办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

政权的建立，推动了九江工人运动迅猛发展。九江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各种工会相继建立，有铁路，码头、栈业、瓷业、黄包车、理发、纱厂、火柴等工人工会。其他群众组织有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工商联等。有的工会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日夜巡行在大街小巷，维持社会治安，保卫新生政权。

革命热潮很快由城市扩向农村，各区、乡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连小孩也组成儿童团。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县农会成立那天，隆重追悼了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被北洋军阀在南昌杀害的赵醒农同志。赵醒农同志牺牲时担任了中共直属江西省委书记之职，是江西党的卓越领袖之一，深受群众爱戴，九江人民对他的被害深感悲痛，纷纷送来挽联，表示对烈士缅怀及誓将革命进行到底、为烈士复仇的决心。港口区农民协会的挽联写道：“吾赣三千万民众之中能奋头，能牺牲，惟有先生慷慨；我们二二分哀悼以后，要忠诚，要努力，促成革命慰英灵。”

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设在九江繁华地区的英租界，是安在九江人民心上的一颗钉子。使得九江人民时时刻刻感到丧权辱国之痛。那飘扬在租界上空的英、日国旗。玷污了华夏神州的万里晴空。伤害了九江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光复后的九江，群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大人唱，小孩唱，城里人唱，乡里人唱，慷慨激昂收回租界是九江人民心中宿愿。市党部开会讨论时，会上群情沸腾，众口一声，市党部曾延生同志参加会议并讲话，热情支持群众收回租界的要求。会议决定组织大规模的民众游行，向帝国主义示威。为壮大声势、连夜派火车、轮船到四乡接农民进城参加游行。一听此事，九江人民谁不踊跃！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上午数万群众齐集大校场，浩浩荡荡向租界进发。游行群众手持“打倒帝国主义！”纸旗，高呼口号，把租界包围起来。当时又看到长江水面上停泊着英国军舰，群众情绪更趋愤激，象潮水般涌入租界。租界内的洋大人吓得逃跑一空，敌舰见势不妙，也赶紧起锚开走。游行群众目睹这情景，兴奋得又跳又笑。群众占领租界后，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帝提出归还租界的严正要求。一月九日，市党部、总工会联合各界公团与九江驻军，又成立了“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处理租界一切事务。二月二十日，英国领事欧玛利在无条件归还九江租界和庐山租界的协议书上签字。三月十五日，正式将租界管理权移交给我国政府。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旗在九江人民万目暌睽之中降下，这片土地又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九江群众无不感到扬眉吐气，全市沉浸在欢乐之中，大革命的胜利至此发展到了最高峰。九江和庐山两地租界的收回，这在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及我国革命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斗争

一九二六年冬，九江光复后不久，在三马路大东旅社召开九江市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揭露国民党极右分子、九江商会会长辜竹平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罪行。蒋介石、郭沫若、苏联顾问鲍罗廷均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说。蒋介石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之后就扬长而去。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力量的声势，给了蒋一个深刻的印象，使他感到震惊。

当时九江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这种形势严重触犯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之，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右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很快暴露出来，而且迅速地激化了。蒋介石把九江作为进行以革命政变的一个重要基地，几次带大特务杨虎和AB团分子段锡朋及李鸿翥等人在九江密谋策划，指使驻防九江的独立二师师长贺光旭，扶植右派势力，并授意反动头目高伯涵、王若渊等组织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反对以共产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分裂革命队伍。当时九江市党部曾派张权予等二人为代表，面见贺光旭进行质问：“贺师长！你为何不听党的指挥？为何组织县党部？”贺光旭支吾搪塞，应付了事。实际上继续暗中支持县党部。县党部有恃无恐，活动十分猖獗。他们造谣惑众，混淆视听，挑拨市党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又说“市党部要工人，不要农民”，“市党部要取缔农会”等等，煽动群众对市党部不满情绪。反支分子阴谋活动的焦点是争夺领导权；扬言市党部只宜领导城市，乡村工作应由县党部领导；不许各区乡农会悬挂市党部下属单位的牌子，而必须改以县党部下属单位的字样。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反动派纠集了一批豪绅地主流氓打手，并欺骗一部分群众，组织了所谓的“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团”，以请愿为名，重重包围市党部，捣碎门窗，殴打工作人员，打伤我同志二十余人，将工人纠察队分队长曹炳元同志杀害于市部院内，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九江“三·一七”惨案。

“三·一七”惨案是敌人蓄谋已久的暴行。这以后九江形势急转直下，揭开了长时期大规模的武斗史。九江人民称之为“打两党”。九江的工人群众首先起来反击敌人，四乡农会会员也进城支援，同反动派对打。起先是在市区内，后来范围扩大，上自沙河，东抵庐山山麓，到处混战。结果，所谓的“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团被打得溃不成军、作鸟兽散。不久中共九江地委决定反击反动势力，四月四日，市党部发动群众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县党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革命！”，游行队伍包围县党部，逮捕了制造“三·一七”惨案的打手王若渊薮、瞿心墨等人。五月五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零九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公审、宣布武汉国民政府批准的判决书。处决了制造“三·一七”惨案的六名歹徒——王若渊、瞿心墨、陈文豪、凌老五、张浩如、刘伯熏等，其余二人——徐子宜、廖济宽名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这次斗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如果说发生在三月六日的“五卅惨案”，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第一个信号，那么九江“三·一七惨案就是蒋介石向革命打出的第二枪、接踵而来的有“三·三一”重庆惨案，不久，蒋介石公开撕下下革命伪装，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外彻底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残酷杀害革命人民，并提出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从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了。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曾有这样一首歌曲从武汉流传到九江，歌词是“蒋逆是什么东西？去年‘三·二十’，揭破假面具，整理党务案，胆敢背总理。军事极独裁，不受党指挥。封建思想，扶植反动，党国前途危。党权运动起，伊竟敢反对。在江西纵倪弼，枪决工执委。一到安徽省，党部被捣毁。反共反农工，革命的民众敌。大家起来一鼓作气，打倒蒋介石！”与此同时还流传着一副对联：“反侵略废封建坚决奋斗！除军阀灭右派不怕牺牲”，横幅是“打倒新兴军阀蒋介石！”这首歌词和这副对联的创作和流传，不少同志已认识到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发出“党国前途危”的呼声。

“四·一二”政变后，九江险象从生，敌人磨刀霍霍，县党部早就秘密地制造一份多达七十人的黑名单，囊括了九江市党部的骨干力量及群众运动领袖，于四月二十七日上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只待时机成熟便要下手。五月，朱培德公开投靠蒋介石，“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这些被逐的同志多数经过九江转赴武汉，九江形势更趋紧张。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我们当时对国共分裂的局面缺乏思想准备，对汪精卫叛变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在组织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入地下。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投靠蒋介石，宁汉合流，九江卫戌司令金汉鼎也公开叛变。这样，他们很容易按照事先确定好的黑名单，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在全市进行大搜捕，八月九日，将我二十六名革命同志集体枪杀于九江大校场刑场。这个日期的确定，是根据丁巨轩烈士墓碑的记载——“殁民国十六年古七月十二日辰时”——和丁巨轩、熊殿亚、周礼泰三位烈士亲属的回忆——“丁巨轩、熊殿亚、周礼泰当时宿九江旅社里，于民国十六年古历六月二十七日（即阳历七月二十五日）被逮捕，于古历七月十二日辰（阳历八月九日），和另外二十三位同志同时被枪杀于九江大校场”。

有一种说法是：这二十六位同志于七月三十日在九江市党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集体被捕，并于八月五日枪杀；又说这是反动头目高伯函、李鸿翥等人召集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次会议。这是一种误传。事实上，烈士们是在那几天里被敌人分别搜捕的。

二十六个烈士中，有一位名叫陈忠珍（又名陈仕珍）是我们的交通员，当时在大校场中弹，但没有死，后偷偷地回到港口二里半家中，因受伤又受惊，不久去世了。因此这次在大校场刑场牺牲的只有二十五名烈士。这首批殉难的烈士据现在所能回忆的有：彭江（市总工会主席）、熊殿亚（群众运动骨干）、易怀三（九江县农会主席）、王子平（市党部组织部长）、丁巨轩（农运工作者）、熊殿亚（农运工作者）周礼泰（农运工作者）、张如龙（市党部工作人员）、徐凌云（教员，搞学生运动）、饶柳门（工会秘书）、张敦鑫（市党部工作人员）、徐玉书（六师教员、农运工作者）、曾炳生（市党部九江书店经理）、吴九思（县农会主席）、熊好生（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丁省三（学生群众运动骨干）等。烈士英名，千古留芳，永远照耀着我的故乡的历史进程！

这些烈士是我党在九江的重要骨干，他们遇难，使九江的革命工作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从此以后，九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陷入空前的大混乱及大屠杀中。我同志一批一批被逮捕，被枪杀。严韵笙（市党部主要负责人）、陈冰（市学联主席）、温眷血（九江市委宣传部长）、何瑞庭（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等又一批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于当年十月被枪杀于三马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党员及无辜群众在九江被杀害者约三千余人，鲜血染红了浔阳江水。

我党在九江机关被摧毁，幸存的同志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没有把共产党杀绝，也没有把共产党吓倒，许多同志在险恶环境下，从未丧失过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无论是工人纠察队还是农民自卫军，没有向敌人缴过一条枪，而是用这些枪武装了自己，在血泊中挺立起来与敌人战斗，将九江的革命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二七年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他的领导职务，选出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各地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纷纷举行暴动。在九江地区，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为“星子暴动”。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农历九月初八）晚，以中共九江中心县委书记林修杰同志为总指挥、徐上达同志为前敌指挥的一支农民武装，由北门攻入星子县城，放出监狱里的革命同志和群众数百人，伪县政府的职员及保安部队从后门越墙逃跑，到九江乞援。天色大亮后，我部队从北门出城，绕黄岩庙，本想上庐山杀死正在那里休养的汪精卫及张发奎两个大反动头目，但因枪弹不足，无力攻上庐山，逐抄小道出灌口，回到九江马楚，休息数日后转移到岷山。岷山地处九江、德安、瑞昌三县交界处，山脉蜿蜒起伏，便于隐蔽周旋，群众基础也好。九江县委根据这些有利条件，在星子暴动之后又发动了岷山暴动，建立了岷山根据地。

“四·一二”将介石公开叛变后，在南京建立了蒋家王朝，九江地区地主豪绅更加嚣张。一九二七年古历端午节，港口地主豪绅头目张武加、冯育衡、胡良佐、周宇爽等人，在冯家大屋、张家湾、胡家湾、周家大屋、李家大屋等村庄，纠集流氓，打手并裹胁欺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约近千人，拿着土制的武器如梭镖、百丈、猎枪和棍棒等，进攻港口镇等五区农民协会，遭到农民自卫军坚强抵抗，进犯的敌人在战斗中发现自卫军有快枪，即败退到港口于家，魏家一带溃散，自卫军为防敌人夜袭，也当即转移到港口河对岸三七乡去。

精精卫叛变革命，和蒋介石合流后，九江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更高，以为共产党这一下完蛋了。地主恶霸陈仁甫等又在赤松下乡纠集千余人进攻港口，并占领了港口镇，洗劫了街上陈万隆商号。豪绅地主头目张式如、冯育衡、周百川、冠克明、谢椿庭、陈惠丰、陈仁甫、熊克家、黄育渊等，齐集港口下街头王家，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消灭赤松乡共产党，如何推行保甲制度，以镇压人民。他们找来港口有名的教师爷柳圣传，让他负责率领一部分反动武装，并配备土炮一座，把守港口上街头横坝；以为这样一来，港口可保万无一失。我赤卫队获得此情报后，立即决定打下港口，组织力量，不从正面强攻，而以智取。挑选了几名机智勇敢的队员，二更时分，用木头漂在闸下的水面上，踩着木头，出敌不意地爬上坝头，黄兴奎同志勇敢地冲上去，迅速打掉悬挂在闸上的马灯；柳圣权急放土炮，不料土炮引线事先已被我内线同志用水浇湿，炮灯不响，柳圣权慌了手脚，拨腿就跑到港口上街头，往一屋顶上窜，不料撞到垛子上摔了下来，一个赤卫队赶上来，从背后一把抱住他，另一个队员一梭镖把他桶死。据说他死了还在笑；老百姓后来解释为：这是捅在笑门上了。但当时大家认为他没有死，便又给了他几矛尖。赤卫队冲入街里，据守镇上的敌人纷纷逃窜，正在开会的豪绅地主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一口气逃到九江去了。后来我们知道谢椿庭也参加了此会，把他处决。后来这些豪绅地主曾在冯家大屋，请来许多道士为柳圣权做斋五、六天，扬幡招魂，说要不是柳圣权为他们卖命，他们都没有命了。

豪绅地主向九江告急，要求派兵镇压。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九江派来一连兵进驻港口镇，连长段跃周和连部住在查金堂家（查是我方同志）。当时反革命造谣惑众，气氛紧张，我们同志四处隐蔽，观察军队动静。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军队没有什么行动，也没有抓人，而连长段跃周还动员查金堂家属找查金堂回来，他保证人身安全。段连长在双方进行调解，出面召集双方代表人物在一起商讨，达成停止武斗协议。之后，段跃周带队伍回九江了，走时，赤松乡群众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和衷共济”，表示欢送。我方接受了这一协议。因为处于当时形势达成停武斗的协议，对于我方蓄积力量是有好处的。

敌人在整个九江地区，尤其是马迥岭、黄老门、小阳、岷山、港口等过去革命势力活跃之处，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协会员、妇女会员、赤卫队、甚至儿童团。在白色恐怖下，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极大压抑，一些过去同情我们的积极分子这时也不敢再与我们接近，甚至避之惟恐不及。我们的同志在停止武斗协议达成后，陆续地回返本乡本村，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向群众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一方面揭露反动地主豪绅的滔天罪行，另方面大讲革命道理，说明革命的低潮和困难是暂时的，最后必将胜利，坚定群众的胜利和革命意志。这是当时一切工作的前提与基础。我们除有时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外，主要是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如把革命道理编成山歌、莲花闹、采茶戏、黄梅戏、汉剧等，到群众中去清唱。群众十分欢迎，不仅爱听，许多人还学会了，并到处传唱。我还记得一段用汉剧《取荥阳》曲调编成的戏词，词文如下：

“大喝一声如雷霹，革命健儿自徘徊，回首武汉伤心地，扬子江岸血花飞。蒋介石狼心狗肺，屠杀工农好不惨凄。养一伙残民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趁势逞淫威。每日里在县城烟酒吃醉，要把我革命者践踏在铁蹄。散谣言，放空气，风声鹤唳，造成白色恐怖人自危。说什么剪发妇女用枪毙，说什么革命二字已成问题，说什么要铲除第三国际，说什么共产党胁迫共妻。看起这些鬼话无根底，尽都是凭空捏造信口吹。靖卫团、区公所是他们膀臂，好借清乡刮地皮。兵来时，抢与杀、恶甚土匪，只吓得老百姓，小孩们，老老小小哭啼啼。纠集流氓和地痞，欺压群众为所欲为，诈了财罚了款还要赔他一个礼。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又把我等围。十家连，五家保，门被封闭，只逼得同志们无家可归。城与乡闹起来天花乱坠，要把我革命者一个个一个个一个一个，个个性命追。反革命的本质就是这样凶恶，残忍，革命不怕杀越杀越多，看他怎样为。狗县长和劣绅互相狼狈，到任后与土豪结拜兄弟，用非刑苦拷打陷害罗伟，（注）人虽铁石也伤悲！尤其是国民学说话哄鬼，戴一付假面具阳奉阴违，尽量儿施行那苛捐杂税，不管人民吃亏不吃亏。另外组织什么警察队，纳饷拉夫总是老百姓倒霉。资本这恶地主变本加厉，摇摇摆摆把帐催。纳双租，加三六，重租高利，一担谷十几串价还嫌低。可怜了工农们，黄汗流到脚跟底，供养这些不劳动的坏东西。海可枯，石可烂，志不可馁，革命者不怕死前赴后随。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生和死，死和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关头就是这一回。旧社会打一个落花流水，把那些寄生虫化骨扬灰。手持革命工具枪和刀，一刀一个，两刀一双，砍他的头颅祭烈士，用他的脑壳作洒杯，倘若是取得了最后胜地利，到那时享大同各取民需，衣食住行无阶级，红旗飘飘扬光辉。”

（注：罗伟是我党湖北阳新县负责人，一九二七年七月被捕，在阳新城关被残暴的敌人五马分尸惨杀。）

这一段戏，骂的全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身边事例，感情饱满，富有韵味，因此受到群众欢迎，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群众情绪逐渐活跃起来，向革命靠拢。

一九二八年夏，国民党强制推行保甲制度，一人蒙罪，全甲连坐，他们认为的“不良分子”，除编甲外，还必须另觅五人作保，这叫“十家联五家保”。敌人企图用保甲制度捆住群众手脚，割断群众与革命者的联系。联保主任多为豪绅地主充任，他们借“清乡”之机到处抓壮丁、拉夫、连钱财、抽大烟、横行无忌。当时群众流传着这样的话：“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钱财是保长的。”短短两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血泪仇！

在赤松乡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但是敌人并没有停止反扑。因为我们处死了谢椿庭，反动头子高伯函、高仲涵唆使谢椿庭的小老婆和王若渊的母亲到九江去告状，控告我方张敬予、张贤思是杀害王若渊，谢椿庭的主谋者，九江卫戍司令部将二张逮捕入狱。第五区农民协会，发动父老及群众数百人到九江请愿，每人手拿一柱香，到九江卫戍司令部申诉二张是好人，谢椿庭、王若渊之死与他们无关。请愿活动持续三、四天，卫戍司令部被迫将二张宣判无罪释放。港口地主豪绅，不甘心失败，用阴谋手段进行报复，乘张贤思同志回家途中，把他捉住，装进麻袋丢入长江。

这时陈贡章同志（即徐上达）调来港口区任我党区委书记。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港口区农民又起一暴动了，这次群众发动得充分，计划周密，范围也广，上自城子镇，下至洗心桥，东西长约四十华里，北从外河，南至山乡，南北宽十华里许，同时行动，一个晚上就杀了地主恶霸何绍熙、简相柏、李德望、张细海、徐老九等人。参加暴动的同志都先集中在白华寺，接受任务后，分头出发到各个目的地去。其中有一路集中于港口下街头坝里，每个均手持梭镖、棍棒、大刀等武器，有的还带着大爆竹，静悄悄地等候着。夜深人静以后，一些同志按预定的布置奔赴民愤极大的恶霸徐老九所在的村庄，包围了徐老九家，马上燃放炮竹，大喊：“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笔老九踩着凳子往楼上跑，大家冲进他家中，将他拉下来杀死。事成之后，同志们立即撤走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这次暴动声势大，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那些活着重的主豪绅都惊慌地逃跑躲避。广大群众反映，共产党力量是这么大，一个晚上杀了这么我坏蛋，很高兴。

桂家鸿是我区参加革命较早的一位同志，当时他还在上海敌人牢狱服刑，港口敌人为了报复，谣传他回到港口乌秃堡家中了，高家湾的反动分子高策（是简相柏女婿），带了一批暴徒闯到他家中，将桂家鸿同志的母亲、妻子、兄嫂、儿子及前来做客的一个亲戚共六口人全部杀死，投入长江；其中有个三岁的幼儿，被反动派用枪剌着示众。同时敌人成立区公所，区长由反革命头子张式如充当；组织靖卫团，团长是杀人不眨眼的坏蛋高传贤，他们网罗流氓打手一百多人，全部武装起来，充当团丁。这个反动武装经常到各村骚扰，将许多无辜的老百姓诬陷为“赤匪”、“红军探子”，捕去杀害。凡是被他们抓去的，十有九个不能生还。在短短时间里，赤松乡就被杀了许多人。

那时我母亲被称为“土匪婆”，家中房屋被烧，我弟弟也作为匪属被捕和另二十七人关在一起。同室之中天天有人被拉出杀害，到后来所余无几。我弟弟幸有母亲娘家侄儿，通过他内兄的关系找区公所靖卫团活动，我母亲又四处告贷，好不容易借到五百块钱，才把人赎出来。反动派朝夕侦察我的下落，乡间多次风传我已被捕或已惨遭杀害，我母亲一夕数惊，终日啼哭，以致双目失明。这种苦难，不是我一家独有，而是当时革命人民的普遍遭遇，长江之滨的锦秀河山成了鬼蜮世界。

一九三O年四、五月间，港口区公所、靖卫团的武装向赤湖南岸山区村庄，挨家挨户，漫山遍野地搜查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员。反动派借“清乡”之名祸害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在外赛、梁家嘴、胡须保、花园一带骚扰更甚，把农民的猪、牛、鸡鸭、粮食、衣物洗劫一空。由于我们同志和当地群众早已安全转移了，他们一个也没有捉到，敌人“清乡”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一九二九年六月，反动派在赤湖周围地区实行经济封锁，群众普遍没有盐吃。共产党设在港口的交通联络站，以经营百货商店为掩护，由区委委员查金堂同志任经理。他派查沛琪、刘长溪二同志去武穴买了十包盐，船经瑞昌码头，被缉私局“查获”，以“走私”罪名没收了盐，并以非法经商罪扣留了查沛琪和刘长溪二人。我方得知消息后，派人去码头缉私局交涉，回答是：从武穴贩盐过来是“违禁”的，要没收；放人，必须罚款五百银元。去的人提出罚款数目太大，一时实在交不出，要回去设法筹款，要求放宽限期，对方答应限五天。查金堂和汪仲屏等同志决定以武力解决，打缉私局、救人、夺盐、夺枪。当时我们手中没有枪，于是一方面由汪仲屏、舒立庭、文经寿等同志去三七乡发动群众，一方面由查金堂同志到外河找旧友叶诗佐借来二支马枪和若干子弹。因缉私局上司规定：“没收的东西限五天内上交，过期违法”；我们规定在限期之后去打，叫他挨了打不敢上报；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伤他们的人，以免扩大事态。汪仲屏率领三十余人，带马枪二支、土造单枪一支、其余是梭镖、长矛、大刀等。黄昏时从白华寺附近出发，分乘小爬船六、七只，午夜到达码头，这时敌入正在打麻将。我们按计划行动，首先包围了缉私局，封锁前后门，由汪仲屏同志叫门，诈称“送银元来的”，进门后，敌人洋洋不睬地照常打牌，汪仲屏同志突然亮出手枪，大声喊“不许动！”门外武装人员冲进屋内，两支马枪对准敌人，缉私局长跳起来反抗，我队员一梭镖戳中他的大腿脚，吓得敌人目瞪口呆，乖乖地坐在那里，我队员从墙上取下四支步枪，夺了两箱子弹及全部被没收的盐，被扣留的人也救了出来，待一切停当之后，监视敌人的队员便全部撤出缉私局，乘船神不知鬼不觉地驶离码头。这次行动迅速顺利，前后仅有半个多小时。翌日太阳东升时分，我们的队伍凯旋归来，大家高兴地把六支枪同时朝天放一排。赤湖人民吃到了便宜盐，家家户户都很高兴。

一九二九年冬，查金堂同志又带领这批同志去打瑞昌白涉渡垦荒局，消灭了敌人武装，处决了两个坏蛋，缴获了七、八条枪支。此后我们就以这三十多人和缴来的枪支子弹为基础，并扩大参加暴动的青年农民将近一百人，组建了“赤湖红军游击队”，队长程世旺，指导员汪仲屏。这支队伍的成员，政治觉悟高，有一定的战斗力，以赤湖为根据地，经常出发打击敌人。用缴获的枪支武装自己，与德安、星子的游击队合编为“赣北红军游击大队”，活动的范围更大了。

一九二九年底，瑞昌县委书记蒋友梅同志发动群众进行一次年关斗争，没收地主豪绅的浮财、粮食、衣物，分给贫苦的农民过年。这场斗争先驱者在乌石街一带进行，很快扩展到县城边上。瑞昌的敌人向九江告急，从九江来援的两团敌兵已行至中途我方游击队才发动攻城，进城后激获敌人不少武器，但此时敌人援兵已到，对我发动攻击。我军缺乏应战准备，抵挡不住，仓皇地退出城来。

一九三O年初，蒋友梅同志率领一支农民武装，用竹床抬着枪支，上面复盖着棉被，化装成宗族械斗中被打伤的苦主进城告状，混入城中，走到伪县政府门口，便放下竹床，抽出枪来打响了。敌人仓皇逃散。我们打开监狱，放出被囚禁的我方同志和革命群众数百人，并夺取了敌人一部分枪械，然后撤出。但由于考虑不周，竹床背面写有物主姓名，没有事先擦掉，伪县政府按照姓名捉人，造成了一些同志不幸牺牲。

一九三O年四月，红军第八军纵队从湖北阳新开来一部分人，再次攻打瑞昌。过去敌人在瑞昌不设防，先后二度失陷于游击队之手，因此九江方面这时派兵在此驻守。瑞昌、港口、岷山等地的农民赤卫队配合主力部队将瑞昌县城包围起来，打了一天，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街垒战。天气突变，大雨倾盆，城中积水很深，我军颇有伤亡，只得退出城外。红八军撤走了，农民自卫军和赤卫队也都分别陆续撤离。

为配合红军主力攻打瑞昌，赤胡游击队将瑞昌至九江的电话线割断了。攻城后的第二天，一支被我们打得残缺不全的敌军出城查电线，走到安城桥，因山洪冲垮桥梁，这支敌军乘一只渡船来到冯家大屋对面的山岗上。当时冯家大屋有人患病，在“接菩萨”（求神祈福的一种迷信活动），门上插一面红旗。敌人见到红旗以为村庄内驻有红军，吓得往回跑，路过一个叫马家垅的村庄，抢劫了一家肉店，走到安城桥，因水深无法前进，便在桥东一个村庄做饭。我们赤卫队发现了，立即向他们追来。敌人向船上拥去逃生，在惊慌争夺中将船压沉，除极少数会游水的逃生外，其余都淹死在水中。赤卫队在水中捞到三、四十支枪及许多子弹，武装了自己，这就是安城桥战斗的始末。

一九三O年立三路线时期，规定各地党委书记一定要工人或贫雇农担任，知识分子只能作秘书。三、四月间，港口区委书记陈贡章改任秘书；港口区委书记由贫农邓必魁担任。那时第五区农民协会也由地下转为公开，机关建立在赤湖畔的一个大村庄——朱湖，农协主席李云香，付主席朱矩璜，后李云香随“赣北红军游击队”去阳新改编，由徐文阁任主席，正式起用信章并公开出告示，实质上成了人民的政权机构。

当时，我们领导机关驻在赤湖边一个叫老屋张的村庄。有一次游击队出发到外地打仗去了，只留少数队员警戒。群众报信说瑞昌敌人要来进犯。当时负责人叶瑞堂认为我们几次出击都获胜利，敌人不敢来进犯，疏于防守。不料古历初八日，敌人举进犯，我们措手不及，老屋张三面环水，敌人从陆路打来，我们只有从水路撤退，叶瑞堂同志被敌人赶到水中，不幸牺牲。叶瑞堂是党外同志，但在革命低潮时期，始终和共产党员战斗在一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当时我担任赤湖游击队给养工作，仓促跑到村外时，才发现钱包还遗在村里，那里面装着革命的经费。我顾不上同志劝阻，急跑回村中取出钱包。敌人鸣枪追来，我急中生智，从包内抓了七、八块银元尽力向后抛散，敌兵忙着抢银元，又有舒立庭同志在旁掩护，我才得以脱险。

有一次我到瑞昌、阳新交界处执行任务时，在归途中路过一个村庄，遇到一位不相识的农民大嫂，她急忙中告诉我说：“前面有白 狗子在搜捕人，你赶快躲起来！”我就进入她家屋内，她叫我赶快上楼躲到梁架上一个稻草堆里，她用稻草把我遮好才下楼。这时敌人已追到她家门前，喝问：“有没有看见赤匪？”她指着村外答到：“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往那边跑了”，敌人顺着她指的方向追去。这位善良的大嫂，机智地把我掩护下来。这种对革命战士的赤诚爱护、使我终生难忘。

一九三O年，活跃在岷山和赤湖一带的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已发展成为千余人的队伍，战斗十分频繁，经常出发袭击敌人，使这两块根据地不但在敌人重重包围下坚持下来，并有所发展，呈现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立三路线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当时我党的指导思想强调打大城市，相对忽略根据地巩固与建设。一九三O初夏，红八军奉命开赴湖南待命攻长沙，在湖北阳新只留下一小部分队伍留守，为了扩大红军，我赣北红军游击队也奉命开赴阳新龙港，与驻守该地的红八军留守部队合编为红八军第五纵队。赣北红军济南大队在赴阳新途中曾在朱湖等村驻扎一个月左右，开拔时，赤湖根据地许多干部以及一些进步青年同时调去阳新改编。当时九江县委书记（姓郑，名字不详只知道他的绰号是“叫花子”）、瑞昌县委书记蒋友梅等领导同志均于此时离开了赤湖。这些部队先是改编为红八军第五纵队，后来又在黄梅考田改编为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开赴大别山去了。这支部队建制一直保留到今天，现在是我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师一O六团，是该军仅有的一个红军团。

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开赴湖北阳新龙港改编为主力红军，赤湖只留下区委和少数干部坚持根据地斗争。这时瑞昌大批白匪乘我空虚向根据地进犯，查金堂同志等十人又从湖北调回根据地。八月间，敌人进攻朱湖，政治指导员桂敏同志带了廿多名游击队员在村外顽强抵抗，掩护我农民协会机关和工作人员撤退，在战斗中桂敏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此后，我们在赤湖西岸立足不住，被逼到赤湖东岸一个狭窄地带。而港口方面的敌靖卫团又乘机不断向我进犯，经过多次战斗，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游击队无法活动，被迫暂把枪支埋藏起来，四处分散隐蔽。汪仲屏、查金堂、何见炎、聂声芳及我等几个同志被迫转移到长江边找了一只粪船（其他船艇人要搜查的），划到九江对岸小池口，躲在江滩芦柴林里隐藏。商量如何坚持斗争。为了工作的需要确定成立了九江临时市委，由汪仲屏、查金堂同志和我三人组成，汪仲屏同志任书记，并决定汪仲屏同志和我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九江革命斗争的形势和请示工作。我两去上海与党中央没有联系上，就返回安徽。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奉汪仲屏同志指示再次去上海，找到党员交通机关，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但工作没有淡完，我就被捕了。

一九三一年五月，汪仲屏同志得知我在上海被捕，心里很着急，立即设法去上海与党中央联系。临走时，他在青阳木石潭将有孕在身的妻子聂声芳拜托一位叫汪青山的农民朋友照顾，第二天就毅然与爱人分别，他明知这次分别后是很难见面了。他到达上海后，党中央指示他返回九江，恢复党的工作，把九江市临时市委改为九江临时县委，要他任书记；在九江市内设立交通联络站，使上海党中央与苏区之间建立交通联系，并把武装斗争恢复起来。还规定了暗语，如通讯地址，就说有收购伙计住九江市╳╳路╳╳号；如武装斗争恢复了，就说黄豆、八月白收购情况很好，等等。当时汪仲屏同志只能用脑子记住，并叮嘱同去上海的查沛贤也用心记住。然后他就毫不迟疑地带查金堂父子离开上海回九江，秘密进入港口彭家湾地区，各找关系，分头活动。查金堂同志不久秘密地去许湖刘家联系工作了。留在彭家湾的几个同志被地主赵达伟发觉，向靖卫团团长高传贤和伪区长张式如告密，舒立庭、何建炎二同志被捕，接着敌人便搜捕汪仲屏同志。这时汪仲屏带着查沛贤住在易家楼上。汪仲屏同志听到徐家湾方向传来嘈杂声，自言自词说：“情况不好！”立刻和小查下楼对屋主（易绪松）说：“易大哥，你用船把我送走”，并对小查说：“你就在这里隐蔽！见到敌人不要乱说！”他目光四处扫视，用嘴指指易家后门扳鱼台，小查很机灵，立即戴上草帽跳上去，装着扳鱼的群众，敌船从旁划过，没有注意他。汪仲屏乘船走后不久，查沛贤听下游不远的地方，敌人在狂叫：“汪仲屏捉到了！汪仲屏捉到了！”，一、二十只敌船继续沿赤湖和长江四处搜寻，边找边喊：“查金堂还没找到！”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敌人把汪仲屏、舒立庭、何建炎三人押到港口，三位同志英勇就义。

一九三七年秋我从上海出狱后到港口，故乡的群众怀着深情争相向我讲述汪仲屏同志就义的英勇情景：一九三一年阳历八月，汪仲屏同志被港口的敌人逮捕，反动分子弹冠相庆，头面人物收集镇上，九江国民党知道这个消息，要港口区公所将汪仲屏等三解往九江。反动分子高伯涵亲自跑到港口，用尽威胁、利诱办法，企图迫使汪仲屏、舒立庭、何建炎三位同志放弃革命立场。汪仲屏等同志毫不动摇。敌人的阴谋彻底失败，于是决定杀害。汪仲屏同志临刑前说：“我有话说！”高伯涵以为他回心转意了，高兴地说：“好！汪先生请说。”“我要理发！”反动派答应了，在理发店里，理发师付给他理发时手直发抖，汪仲屏从容地说：“你不要害怕，他们不杀你，他们要杀我们”。汪仲屏理发完毕，整整衣襟，对舒、何二同志说：“请吧！”舒答：“请！”三位烈士昂首阔步向刑场走去。理发店在港口下街头，刑场在上街头的横坝上，三位同志穿过整条街，态度自若，视死如归。路边群众见此情景，失声哭泣。如何建炎同志的母亲拦路痛哭。汪仲屏同志劝慰她说：“老婆婆你不要伤心，今天他们在这里杀我们。二十年后，我们要在这里杀他们！”三位同志走到刑场，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了。

十八年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九江解放，群众欢欣鼓舞，反革命分子一个个相继落网。港口群众纷纷揭发控诉杀害汪仲屏烈士的凶手——高传贤、张式如、谢三疯子，我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这几个反革命头子枪决了，大快人心。汪仲屏烈士的预言实现了，由此可见烈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信念是多么强烈，多么坚定。

最后，我用一九三七年我为悼念汪仲屏等烈士而作的一付挽联来结束对这段历史的回顾；

干革命，赤胆忠心，回顾赤松，赤子无辜流赤血！

为人民，青春壮烈，书铭青史，青云有志震青天！

本文作者桂蓬：九江县赤松上乡夏家山村人。现年八十岁。大革命时期，曾任赤松乡农协委员。解放后，历任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副省长、省纪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