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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庐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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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码头文化交流及其特征(续)
九江码头文化交流及其特征 闵正国 六、 建筑文化
建筑主要是作为外来文化的别墅群,这在九江文化、庐山文化中有着鲜明的特征,有着独特的魅力,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九江自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英、法、俄、日、美等国列强的政府要员、外交使节、传教士、商人纷纷涌来九江,登上庐山,他们圈占租界,设置码头,控制海关,建立洋行,垄断贸易,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进行渗透和侵略。一时间,九江的洋商、洋行、洋货充斥,领事馆、巡捕房、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等纷纷建立,九江成了洋人的天下。洋式建筑亦成为此时九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群地标式景观景致。经过百年沧桑,已列为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太平洋行旧址,但福德医院院长公寓旧址,英美细亚洋行金鸡坡油库办公楼旧址,美孚洋行旧址,同文中学教学楼旧址,九江天主堂、生命活水医院住院部旧址,日本台湾银行旧址,九江修道院旧址,日本领事馆旧址,九江海关姑塘分关旧址,莲花洞天主堂旧址,太古洋行旧址等。这些建筑风格迥异,建设精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是商埠历史的活档案。 九江本土的建筑则以宗教建筑为其代表。九江的能仁寺、天花宫、烟水亭、锁江楼塔、浔阳楼、琵琶亭、小乔梳妆楼等都成为九江市地标式建筑和旅游景点,每每入选商埠邮票和明信片。 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以慧眼识庐山。他概括庐山的四大特点为:“文物、冰川、植物与别墅。”自牯岭开发以来,世界上三大洲(美、欧、亚)二十多个国家(英、美、俄、法、瑞典、瑞士、芬兰、挪威、奥地利、意大利、丹麦、日本、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捷克)的民众在庐山建各类别墅848栋(1933年统计,现今仍存600多栋)。牯岭的开发虽然代表了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大趋势,但也反映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它使庐山有了“世界建筑博物馆”的美称,成为庐山文化特有的现象。现今这些别墅中有六栋列为国保单位,它们分别是庐山会议旧址、庐山大厦、美庐、176号、359号、124号、442号别墅。另有20多幢列为省市级保护单位。有专家考察认为这些西洋建筑,从总体上看主要有: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庭式、东洋式、伊斯兰教式等几种类型。这些建筑群掩映于绿树丛中,依势而造,争胜斗奇,异彩纷呈,美不胜收。正如1986年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日人黑川纪章所说:“在中国,很难找到一处像庐山这样以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美丽的自然景观并存的世界名胜。” 平心而论,英人李德立开发牯岭功不可没。在国破家亡,国衰民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九江,没有李德立,可能会有马德立、牛德立取而代之。 除山顶之外,庐山含鄱口以下的太乙村,亦有将军村之称,有民国时期两广籍将领的十余幢各具特色的别墅,其历史价值、其建筑风格自不待言。 七、 隐逸文化 中国的隐逸文化,从老庄开始,魏晋南北朝兴盛,到唐宋时达到高潮。这是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学人士子为逃避现实,不满社会,追求精神寄托和理想世界而选择的处世方式。庐山把中国的隐逸文化推到了极致,相传庐山就是因为匡俗兄弟隐居于此得名的。 隐士之名有多种,如逸士、高士、处士、幽人、逸民、隐者等,多数为学有专攻、性格怪癖、自命不凡、不合时宜的名士狂人,其中不少人宦海沉浮,屡遭打击,怀才不遇,家门不幸。它是伴随着社会的动荡,统治的黑暗,政治的混浊而愈演愈烈的。魏晋时是庐山隐逸文化的高峰期,这是因为其特有的地理区位和地质概貌日盛一日受到士人的青睐而造成的。“翟家四世”是也, “寻隐三友”是也,“山中四友”是也,最为人称道的是陶潜。他被后人列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他归隐庐山二十多年,世上只是因此少了一位彭泽县令,却成就了一位流芳百世的田园诗派鼻祖。其《归园田居》、《饮酒》《桃花源记》是为不朽之作。也印证了隐士们所信奉的:“学问千年事,当官一时荣。” 李白五过江州,四上庐山,写出歌咏庐山诗篇14首,又留下众多遗迹遗址,其名总是与五老峰、香炉峰、青莲台、黄云观等紧密相连。白居易贬官落难浔阳,前后三年,遍访名胜古迹,写作诗词二十余首,记一篇。“花径”、“大林寺”自此名扬天下。一篇《琵琶行》长篇更引得无数文人骚客万般感慨。唐时洛阳学人李渤隐居白鹿洞,养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听韩愈规劝出山之后于读书处广植花木,增建亭榭,使白鹿洞成为文人学子聚会场所,为日后书院的创立夯实了基础,开拓了局面。南唐中主李璟治国乏术,但对文化教育却饶有兴致,曾筑读书台与秀峰之中,皇帝尚且如此,世风可见一斑。更有宋时建昌人李常在白石庵建“李氏山房”,藏书竟达万卷之多,苏轼为之作记,诗人为之感慨。北宋刘涣、刘恕、刘羲仲祖孙三人,均为志存高洁、学问博洽之士,早年隐居于此,死后归葬于此,后人名其居曰“冰玉堂”。大文豪欧阳修为之作《庐山高》颂之,朱熹为之建“壮节亭”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本为湖南道州人,早年游学江州,便生归隐之心。后官南康知军,终于辞官遂愿,先创濂溪书堂,后自诩江州人,与母与妻归葬于庐山之北栗树岭。后人为纪念他,续办濂溪书院,几经兴毁,常毁常新,为九江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其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影响后世甚为深远。更有抗金名将岳飞,原想功成身退,归隐庐山岳家市,把九江、把庐山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不料“莫须有”三字冤彻底粉碎了他归隐的梦想。人们不禁有报国无门、英雄屈死的感慨和惋惜。 九江的隐逸文化中的隐士们以庐山为基地。不论是“挂冠归故里”的终身隐居(以陶渊明为代表);“亦官亦隐”的中隐方式(以白居易为代表);还是“假隐真寻仙”(以李白为代表),以及借隐居为名,走“终南捷径”(以李渤为代表),都是采取退身隐居的方式成为一种文化定势,这是儒学文化的另一种具体体现,也符合一般封建士大夫所遵行的“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不论是采取哪一种隐逸方式,庐山隐士们都恪守士子的人品操行,以不同的作为创造不凡的业绩,他们隐居处所留下的草堂、书屋、寺院、书院、别墅都成为后人追寻的目标,瞻仰的圣地。庐山的山水丰富了隐士的生活情趣,增长了隐士的生活阅历,扩大了隐士创作的源泉,吸取了个中的艺术养分。陶渊明创一代田园诗风,白居易、李白成为唐代伟大的诗人,李渤出山后任江州刺史,创书院,减赋税,建堤坝,终成为一代能臣廉吏。 直到近代民国时,隐逸之风仍沿袭不绝,著名诗人陈三立,筑室“松门别墅”,专事赋文写诗,只热心公益事业,曾拒蒋介石于家门之外,过着与世禁绝“苦行僧”生活。著名学者李一平,在庐山之顶创办“芦林小学”,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平民子弟欢喜雀跃。还有晚清举人易顺鼎,在栖贤寺旁修“琴志楼”书屋,成为最后隐士们经常光顾的场所。 九江的隐士既有外来的,更有本土的。既有文人学子,也有僧侣道徒。他们互相融合,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志同道合,亦留下了不少传世佳话。 除庐山外,在幕阜山、九岭山,在修水,在武宁,在星子,在都昌都有不少隐士出没,高人卧居,如星子的“髻山七隐”(以宋之盛为首),武宁的柳山(唐宜城伯柳浑深弃官隐居读书其上,后官宰相),紫鹿岭(唐国子监祭酒张宁挂冠远游至此定居,武宁张氏均其后人)。 八、 旅游文化 九江自古以来就是旅游胜地,人们认识九江,认识庐山首先是从旅游开始的,是从向往景仰慕名开始的。九江自古就是山水园林型的城市,其周边更是景点众多,目不暇接。庐山不能只理解是山顶,是牯岭,它是一座山下相连,横贯南北,连跨两县两区呼应联动的山体,其风景各异,真而难识,历史久远,千年不衰。因为九江的山水首先是看的、是游的,是供人参观欣赏的,正如李白所说:“予行天下,所游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白居易更发出:“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感叹。正因为它的秀丽风光,而使之成为古今中外的游览胜地,度假仙境。正因为它有着得天独厚发展旅游的先决条件故而积淀了其它名山大川无法比拟的独特文化,它是以优美的自然,优美的山水为基础的,飞瀑流泉,碧水深潭,绿树青山,白云丹枫都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奇诡的峰峦,陡峭的山岭,雄奇的层岩,变幻的云海,都令游人乐不思归,流连忘返。据不完全统计,九江旅游景区可分为八大片,即市区、牯岭、山南、东林寺、石钟山、龙宫洞、鄱阳湖、西海等,有景点七十多个,包括山江湖、儒佛道、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它是立体的,又是直观的,有风光揽胜游、文化古迹游、宗教圣地游、名人故居游、休闲度假游、爱国爱乡教育游、山地运动游、冬季赏雪游等。 旅游是天人合一高雅境界,是文明进步重要见证,是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和谐共处,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身心投入,能尽情品味风景的绝优,风物的情趣,可以增长见识、愉悦身心、锻炼体魄,是风靡世界的支柱产业、朝阳产业。庐山的自然是诗化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庐山文化的背景与源头。正如联合国专家德席尔瓦所说:“自然是文明赖以生存及成长的地方,文化是人们对其生活利益和生活方式的采撷。庐山的自然非常有价值,并被当作中国人灵感的泉源。……不同的画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庐山,不同的哲学家从庐山得到很多的思想和观点,不同的诗人看过庐山后,得到足够的灵感,这一切都源于庐山之美。因此,千百年来,人们被这座山所吸引、所喜爱、所联想。这就不光是自然的魅力,旅游的魅力,也是文化的魅力,自然与人文紧密相连的魅力。文化是九江之魂,是庐山之魂,是对自然风光、自然景观的科学总结与概括,是九江旅游、庐山旅游兴旺发达不懈的动力。 九江的旅游先发优势明显,当九江庐山名声大噪之时,国内其他景点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九江、庐山历史上摘取的世界级、国家级桂冠不胜枚举。如庐山的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地质公园、中国十大名山、十大优秀旅游景区等。而九江则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山水园林城市、优秀魅力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可以说,不评奖则已,一评奖必中。 九江的旅游后发优势潜在,当老景区、老景点正焕发新的生机,增加新的看点之时,诸多的新景区、新景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美丽的千岛湖——庐山西海正迎头赶上,蓄势待发。千年古刹——云居山也正敞开胸怀,迎接宾朋。还有那参与性旅游项目峡谷漂流、溶洞泛舟、温泉沐浴、异域风情、野外生存等也红红火火,游人如织。 结论是,九江旅游的明天会更好。 九、 军事文化 九江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当赣湘鄂皖四省交汇处,襟江带湖,地势险要,号为“七省通衢”,是历史上的军事重镇。九江人既有文士的儒雅,也有武夫的雄健,有着崇文尚武的优良传统,“下马可草檄,上马可杀贼。”有着追求正义,不畏强暴,刚毅英武,忠贞不二的乡风民俗。 在残酷战争的岁月里,在国破家亡的流亡中,九江地区、鄱阳湖地区金戈铁马,排兵布阵,硝烟不断,生死搏杀,演绎出一幕幕威武悲壮,英勇惨烈的战争戏剧,可以说这里乃兵家必争之所。 秦始皇进军百越,开拓南疆,九江为必经之地。汉高祖命大将灌婴驻扎于湓浦口,成为九江城池修建之始。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驻军柴桑,在鄱阳湖上操练水军,以抵御曹操入侵,这支部队后来成为赤壁大战中的主力。东晋时,庾亮、陶侃会同温峤等在九江起兵平定叛乱,后地方人士建楼宇以为纪念,至今流传有庾亮楼、庾亮路。陶侃,本鄱阳县人后定居都昌,康复帝室,勤劳忠顺,官至太尉,长沙郡公,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其留下“竹头木屑”的典故和“朝夕搬甓 ”的故事,是后人惜物珍时的楷模。五代南唐,因抵抗宋军入侵,九江惨遭第一次屠城的厄运。“民无噍类,其田宅悉为江北贾人所占。”南宋与金对峙时,都昌人刘锜率兵驰骋疆场,保家卫国,“顺昌大捷”一仗,令敌丧胆,为此列为抗金十将之首。民族英雄岳飞奉命两镇九江,布防江边锁江楼一线,旧呼此地为“岳师门”。今庐山区赛阳镇仍存岳家市、岳氏名园,九江也成为岳飞的第二故乡。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争夺天下,开战九江,朱元璋以20万劲旅打败陈友谅60万之众,“鄱阳湖大战”以少胜多,惊心动魄,亦为朱明政权奠定基业,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规模远超“赤壁之战”。明初左良玉部焚烧浔阳城,“江州数百年居积尽归煨烬,万众赤子半化青遴。”这是九江第二次屠城。清代太平军兴,翼王石达开与湘军曾国藩几度争夺九江,大战鄱阳湖。曾国藩一生风光无限,但在湖口大倒其楣,落魄狼狈,竟至投水自尽,哀叹:“天杀我也!”至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攻克九江城,以林启荣为首的17000多太平军将士浴血奋战,坚持巷战,全部捐躯,浔城百姓“悉数伏诛”,成了一座空城、火城、血城。这是历史上第三次屠城。 到了近代,九江的军事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反帝反封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前赴后继,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九江是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城市之一,在全省及长江一线首屈一指,深受孙中山的高度赞扬。国民党人李烈钧、杨赓笙等在湖口发动“二次革命”,虽败犹胜,敲响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丧钟。1927年3月15日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也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空前壮举。北伐军之武宁箬溪大捷歼敌近万。九江江面“江永轮”被炸,让军阀孙传芳痛心不已。九江是我党发动的八一起义的重要策源地,留下了叶挺指挥部旧址、马回岭火车站旧址等遗迹。修水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面军旗诞生的地方。在抗日战争中,九江城区保卫战,星子东牯山战斗,德安万家岭大捷,庐山孤军奋战,武宁阻击战等,都称得上是可歌可泣,波澜壮阔。在星子、在都昌都发生了民众冒死抢救盟军飞行员平安脱险的动人情景,这是九江人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九江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更是光辉灿烂,深入人心,这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活动,苏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游击区的建立和发展以及那为人民翻身解放,为反抗外来侵略而牺牲的二万多革命烈士,数十处革命旧居、旧址、文物等。 历史上的九江多灾多难,战乱不止,仅屠城就达四次之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战争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胎与怪物,它毁灭了人类,毁灭了文化,毁灭了古迹,毁灭了一切文明的成果。直到1949年5月,古老的九江城才终于获得了新生,获得了解放。 九江文化因码头而起,因码头而兴,因新的历史时代而发展繁荣。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正如原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所说:“要从历史的荣光中获得启迪,在新时代的奋进中塑造江西人的新形象,才能前无愧于先贤,后无愧于子孙。” 九江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本土与外来文化,中国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培养了九江的城市精神,影响了九江人的品德、气质与性格。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 码头文化的多元性。 历史上九江码头的文化交流频繁活跃,速度也快,有异彩纷呈、多种多样的特征。外国的,中原的,吴头楚尾的,江之上下的,湖之四方的文化都在这里交汇融合。各式人等都在这里表演倒腾,各类货物都在这里集散转运。因此除了上述九种文化形态之外,还存在其它不少文化形态,例如商贸文化、民间文化等,因篇幅有限,不作一一细说。 二、 码头文化的包容性 随着商埠的开启,西方文化的入侵,九江地面始现“洋盛中衰”的格局。九江人对此既有抵触对抗的一面,又有吸纳容忍的一面。总的来看,九江人开放意识较强,接受能力也快,不保守,不狭隘,从思想观念到生活习惯都有所表现。基督教本为外来宗教,扎根九江后信奉践行的九江人不在少数。有如当革命高潮兴起时,九江人对收回英租界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心是令人扬眉吐气的。另外,不少外人从表面上议论九江人比较刁滑,其实,九江人骨子里还是诚信为本,忠义为上,讲江湖义气、朋友情谊、团结互助的。有着“海纳百川,敢为人先”的历史传统。 三、 码头文化的延续性 九江历史上的四次屠城,多次的半屠城,使九江的文明成果损毁殆尽,人口多次锐减。现今的九江人居住年限少超百年,不过五代就是明证。除了战火,还有水患、地震、旱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都没有使九江人屈服、倒下,一蹶不振。而九江码头文化虽然屡遭重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压榨,受文字狱的迫害,但却能屡坏屡兴,屡毁屡建,其人文精神,其气质性格。其面貌风采却依然得以流传、沿袭和继承可说是“越挫越勇”、“多难兴邦”。 四、 码头文化的地域性 九江既是沿江城市,又是沿湖城市;既是襟江带湖,又处“九省通衢”,其地域性独特性明显,这有别于他处。因此,九江码头文化的地域性也很突出,,这主要体现在民间艺术中,湖口的青阳腔,修水的宁河戏,武宁的采茶戏、打鼓歌,瑞昌的剪纸,城区的灯彩等均已列入国家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九江的乡风民俗如饮食、服饰、建筑、出行、婚姻生育、寿庆丧葬、卫生保健、语言土话、节日风情亦很有特色,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艺术底蕴。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古老的九江码头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重开的城西港区、金沙湾港区也迎来新一轮的崛起,让我们借鉴历史,开创未来,真抓实干,努力奋斗,为建设我们更美好的家园,为建设更优秀的文化而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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