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九江的两党斗争

发布时间：2011 - 06 - 02 编辑：杨丽萍 来源：寻庐人文网

潘治富

           题记：拂去岁月的风尘，审视这段真实、沉重、壮烈的历史，从这个缩影中，我们能看到那株幼苗顶着巨大的岩石，从缝隙中生存、发展，成为苍天大树。谨以此文献给建党90周年。

　　大革命时期，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以国民党右派势力操纵的“中国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围绕着革命领导权这一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市党部的组建及其活动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而改组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九江市区的铁路工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严延生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他回到九江，又发展了熊好生、严运生、张如龙、王子平、吴九思、饶柳门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随后，在共产党员、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赵醒侬的指导和帮助下，九江团地委以很大力量积极投入了九江国民党组织的筹建工作。6月10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在九江秘密地成立了。团地委秘书易虚、农工部长曾宪明分别被推为市党部组织部主任和农工部主任。（1）市党部成立后，为组织群众，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做了许多宣传工作。1925年2月6日，市党部联合20多个团体，成立了“九江国民议会促成会”，该会通电北京政府，敦促“容纳孙中山篠电主张”。这些对建立各阶层人民的革命联盟，开展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主张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推动国民革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期间，在领导九江工潮和支援上海工运的斗争中，团员中的骨干脱颖而出。经过周密的考察和筹备，1925年7月，中共南昌特支在九江设立第二小组，（四名党员）这是中共在赣北最早建立的组织。1926年4月，九江党小组改为中共九江特别支部。（2）后来，由于九江市党部组织内，右派势力有所抬头，曾宪明逐步蜕变为右派，九江革命活动遭到了很大挫折。1926年秋，在中共九江特支曾延生、帅古农等主持下，针对当时市党权落入士绅派之手，形成左右两派的情况，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对市党部进行了改组，团结和发展了左派力量，整顿改组了市党部机构，成立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左派占优势的“中国国民党九江市执行委员会”。（3）1926年11月6日，即北伐军攻克九江的第三天，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公开挂出牌子。此时，中共九江特支也改为中共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接着，小池口、黄老门、港口、马楚等区的国民党区党部及所属各乡区分部也相继公开挂出牌子，开展活动。国民党九江各级组织的公开，这在当时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对外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的情况下，成为了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公开指挥部，成为我党领导下各阶层人民的坚强联盟。1926年冬，在三马路大东旅社召开了九江市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许多代表发言揭露国民党极右分子、九江商会会长辜竹平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罪行。当时，蒋介石、郭沫若、苏联顾问鲍罗廷均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说。蒋介石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之后就扬长而去。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力量的声势，给了蒋介石一个深刻的印象，使他感到震惊。（4）

　　中共九江特支及后来的中共九江地委，通过国民党九江市党部这个组织，领导九江人民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他们积极组织人民打击反动军阀的统治，以实际行动支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动员组织工人、农民为北伐军传送情报，充当向导，进行支援和接应。1926年12月8日的《民国日报》曾在《九江新气象之来客谈》一文中报道：“该两区（九江的第一区封角乡、第二区赤松乡）于北伐军作战时，组织铁道队、侦探队、向导队、运输队等，参加战事，北伐军得助不少。”他们在九江光复后，立即建立革命政权。中共九江地委通过市党部推定，由北伐军第四军党代表廖乾吾宣布，委任帅古农（共产党员）为九江县长，成立县署。（5）革命政权仰仗人民，剪除了一批土豪劣绅，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他们发动农民，公开组织农协，反对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其势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县广大农村。他们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斗争，取得了收回九江英租界斗争的胜利。他们领导青年学生及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开展收回教育主权斗争。当时，革命群众扬眉吐气，斗争形势如火如荼。

　　

国民党右派策划组织县党部

 

　　九江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这种形势严重触犯了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右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很快暴露出来，而且迅速地激化了。蒋介石把九江作为进行反革命政变的一个重要基地，几次带大特务杨虎和AB团首领分子段锡朋及李鸿翥等人在九江密谋策划，指使驻防部队扶植右派势力。（6）他们原想改组市党部，企图篡夺九江人民革命的领导权，但由于市党部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这一目的难以达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是，他们计划筹建“中国国民党九江县党部”与“中国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相对抗。李鸿翥、许德瑗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在九江纠集大豪绅地主王若渊、熊克家、高伯韩、高传贤、李振时等先在官湖、阎家渡一带扩展反革命势力。1927年1月底，举行了国民党九江县党部筹备会议，确定了李鸿翥为主任委员，许德瑗为副主任委员，李振时、高伯韩、高传贤、孙墨千、王若渊、陈亚民、程孝安等为委员。至此，“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宣告成立。（7）县党部成立后，便积极扩展反革命势力，先后在沙可、港口等地组织了九十三个反动的乡农民协会。同时，在城市指使把头凌老五等纠合流氓、地痞打入各码头，破坏工人运动。　　

 

土豪劣绅抢夺农民运动领导权

 

　　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县党部成立后，千方百计抢夺农民运动领导权，说什么“市党部只能领导城区工作，乡村工作应由县党部领导”。强迫各区党部将“国民党九江市××区党部”的牌子取掉，而代之以“国民党九江县××区党部”的牌子。（8）

　　当时，中共九江地委为了加强革命统一战线的团结，一方面警惕他们的破坏阴谋，另一方面还是尽量争取与他们合作完成革命事业。1927年2月间，决定在市党部召开九江县农民代表大会。一些土豪劣绅乘机四处活动，制造谣言说：“共产党就是长毛再世（当年对太平天国军队的称呼——作者注），共产党共产共妻。”还有更恶毒的一着，就是谁种了他的田，如果参加农会，他就退佃。致使不少农民代表在县农代会召开之前动摇了。（9）这次是农代会，主要是研究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问题，同时，选举县农民协会的组成人员。李鸿翥以反动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参加会议，企图操纵会议的进行。中共九江地委书记曾延生也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身份出席了会议。李鸿翥在会上讲话，他说：“农民穷，就是不识字，不识字就不懂得革命道理。参加农民协会就是为了学文化，学了文化再学三民主义，然后才能搞革命工作。”至于农民受压迫、受剥削和必须起来向豪绅地主展开斗争问题，却避而不谈，企图以“读书学文化”为幌子消除农民的战斗意志，把农民运动引向歧途。曾延生同志针对李鸿翥的欺骗阴谋，一针见血地加以揭露，他以“谨防扒手”为题，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农民是很穷的，但是为什么穷？为什么没有文化？这是因为受剥削、受压迫。在此革命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谨防扒手窃取农民协会的领导。那种叫我们学好了文化再来搞革命的讲法是骗人的，我们大家要防止受骗。”他的演说，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使一些原来受右派欺骗而在政治上表现模糊的代表也觉悟过来了，国民党右派在会上狼狈不堪。接着大会选举，共产党员吴九思被选派为主席，共产党员易怀三、戴振球、张贤庆、张贤思、汪仲屏、丁巨轩、张传儒等均被选为委员。右派的代表几乎全部落选了。经过这次斗争，革命力量取得了完全胜利，对国民党右派及其所代表的豪绅地主是一次严重的打击。（10）

　　反革命右派的欺骗阴谋失败后，继续制造谣言，说“市党部只爱工人，不爱农民”、“市党部要取消农民协会”等等，并且组织“九十三乡代表团”到城里来请愿。总工会和市党部闻讯后，立即组织市区广大工人和市民，举着“欢迎农民兄弟”、“拥护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等大幅横幔到郊区迎接农民进城。同时，在街头巷尾悬挂横幔，张贴标语，对受骗的农民热情招待，并召开联欢大会，对农民耐心地进行解释，揭穿右派的阴谋，教育农民不要受骗。很多农民明白之后，纷纷自行退回。右派的阴谋又失败了。此后，一些区分部纷纷摘掉了“县党部”的牌子，重新挂上市党部的牌子。

　　

蒋介石在九江制造“三·一七”惨案

　　

　　随着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反革命集团越来越惊慌失措了。这时江西南昌已成为蒋介石反革命活动的中心。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他的走狗惨杀了江西总工会执委、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志。16日，蒋介石又命令其爪牙解散了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解散了江西省学生联合会，封闭了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11）

　　对于九江人民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蒋介石早已怀恨在心，并亲自来九江策划反革命活动。三月初，蒋介石派其亲信爪牙（卫队长）温建刚带着大特务宋子文、丁维汾、陈纯、张静江、张群、杨虎等来九江与国民党右派的“县党部”策划反革命阴谋，决定利用纪念“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枪杀北京爱国学生的纪念日）的名义，欺骗乡间的农民进城，企图攻打市党部。

　　3月17日（蒋介石从南昌到达九江的第二天），国民党九江县党部的反革命分子王若渊、翟非墨、胡巨人、高仲韩等欺骗农民说，“蒋总司令欢迎农民上街，每人发现洋两元”，组织大桥、沙河、港口、江北等地数百名农民涌进城里，举行反动的游行示威，大喊反动口号。一些地主、豪绅、青红帮、流氓地痞和反革命分子，带着行凶武器，夹在农民当中。他们将市党部层层围住。当时，市党部常务委员严延生、团地委书记吴季冰等同志作说服解释工作，部分农民知道又受骗了，纷纷退出市党部。这时，反革命分子王若渊等，眼看他们的阴谋又将破产，于是，亲自率领一批流氓打手蜂拥而上进行攻打，吴季冰同志当即受伤。原在市党部内的几个工人纠察队员奋起抵抗，掩护市党部工作人员从后面撤退，终因寡不敌众，当即死伤数人。工人纠察队裕生火柴厂分队长曹炳元同志，被暴徒包围后惨遭杀害。暴徒们进入市党部后，大肆破坏，将礼堂的桌椅门窗板壁捣得稀烂，文件书籍全被焚毁，并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撕成碎片，任意踩踏，整个市党部被掠夺一空。接着，暴徒们又攻打了市总工会，进行了同样的捣毁。

　　这时，全市区的工人和革命群众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个个义愤填膺，坚决要求与之搏斗。于是，中共九江地委采取了紧急措施，调集全市工人纠察队包围全城，向暴徒进行反击。同时，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也派出了部分军队，协助工人进行镇压，反动分子见势纷纷逃窜，工人纠察队当即抓捕暴乱份子50余人。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同志，3月31日写了一篇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充分揭露了蒋介石制造九江“三·一七”惨案的反动面目。郭沫若在文章中写道：

　　“3月16日我们到了九江，第二天他（指蒋介石）就命令我上庐山去视察阵亡将士墓的工程。我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回到九江，刚刚遇到暴徒们把九江市党部打完了的时候。暴徒们手拿武器在街上游行，长矛、大刀等不一，尤有一种特别的武器形如连枷，上面纵横都是尖刀，也有的是竹头的尖钉。我走到总工会门首的时候，看见一位工友被打得头破血流，一身都是血渍，我才知道已经打伤了好几个市党部的执行委员，还打死了好几个。那时街上有些店铺已经罢起市来，我便跑到审判厅的总部行营里面去见蒋介石。我把外边的情形报告给他，请他派兵去赶快把暴徒弹压着，首先要解除他们的武装……但他派兵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他派了他的卫士大队去，一方面弹压工人，一方面掩护暴民出市，同时借保护为名竟把市党部、总工会占领了……他当晚就任命第六军留守唐蟒为戒严司令官，叫他要禁止工人罢工，同时又密令初开到九江的警卫团，假如“三·一八”有工人罢工，便立行拘捕。他对待民众就是这样的态度！一方面雇用流氓地痞来强奸民意，把革命的民众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了，他又实行用武力来镇压一切。这就是他对于我们民众的态度！”郭沫若在文章中悲愤地说，“九江的‘三·一七’惨杀已经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污点。”他向全国人民声讨说，“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壕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12）

　　当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对蒋介石在九江制造的“三·一七”惨案所耳闻目睹的事实，也作过详细记载：“当时，蒋介石对来找他告状的代表说：‘我毫无办法，这是人民的愿望。’后来，蒋介石力图把他的阴谋和恶行的证据隐藏起来，抢劫了已经发往武汉的国民党档案，把重要的文件都抓在自己手里。他派士兵在九江闯入装运这些文件的轮船上，殴打护送档案的人员，并没收了船只。”（13）

      蒋介石在九江策动“三·一七”惨案后，接着又在安庆、芜湖、四川和福建等地施行了同类的暴行。所有这些反革命暴行，都是蒋介石后来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前奏。

　　

还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三·一七”惨案发生后，人民群众怒不可遏。市党部根据中共九江地委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大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增强人民的武装力量，并且取缔非法的国民党九江县党部，逮捕暴乱份子，以严厉镇压敌人的嚣张气焰。4月4日，市党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领导大批工人纠察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县党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革命”等口号，包围了“县党部”，捣毁了他们的反动巢穴，焚烧了他们的反动文件，逮捕了参与策动“三·一七”惨案的祸首蒋介石的走狗王若渊、翟非墨、陈文豪、刘伯勋、熊克家、黄昌富、李云生、刘道权等人。漏网的反动分子许德瑗等跑到南京，如同丧家之犬，他们以九江县党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监执委联席会议呈文，哭诉说：“……职部执委黄昌年、监委任英华、前筹备员许德瑗因公外出，幸未及难，五日只身由间道乘民船抵安庆，复由安庆而大通而芜湖，路费无着，其所穿之外衣，质当几尽。今幸安抵南京，详报一切……”他们还提出“恳祈”，要“枪毙主凶”，要释放他们的同志，要赔偿他们“因公受累之损失”，要“封闭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并解散其爪牙之纠察队。”(14)可见，这帮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与此同时，大土豪劣绅高伯韩，仍在继续策划反革命阴谋，在港口又纠集了恶霸地主、流氓地痞三、四百人，带着刀、矛等凶器从小路入城，企图对市党部和革命群众进行第二次进攻。但由于市党部在农民的帮助下，事前侦得了消息，遂由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长何瑞庭，带领大批工人纠察队员出城迎头堵击，打得暴徒们四处逃窜，狼狈不堪。工人纠察队又在农民的协助之下，一直赶到李振时、陈亚民、邱克刚等土豪劣绅的家里，查封了他们的房屋。反革命的第二次进攻被粉碎了。高伯韩害怕受到人民的惩罚，偷偷逃往外地躲避起来。

　　

掀起轰轰烈烈的“倒蒋”怒潮

　　

　　九江“三·一七”惨案以后，蒋介石带着血淋淋的魔爪沿江东下，又在各地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之后，于1927年3月底到达上海，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勾结一气，把上海的封建势力、买办阶级、流氓恶棍等反动势力集中起来，进行反革命活动。

　　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及帮会流氓的合作支持下，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对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这时，九江的反革命势力也乘机公开活动，提出“反对赤色恐怖”、“反对跨党分子”（即反对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拥护蒋总司令”等反动口号，到处散布谣言，制造紧张空气。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九江地委于4月下旬某日在市总工会楼上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到会有五十余人。会上，地委负责同志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分析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本质及其阴谋。同时指出，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必须发动广大人民坚决打击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开展反蒋斗争，打倒蒋介石。到会同志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起来，集中力量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作坚决斗争。（15）

　　在中共九江地委的领导下，“倒蒋”运动在九江城乡迅速开展起来了。反对蒋介石的宣传活动和示威游行形成了高潮，全县人民都以极其愤怒的心情，咒骂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反对新军阀”、“反对白色恐怖”、“反对亡党的清党”、“打倒蒋介石”等标语口号，在街头巷尾无处不见。4月25日，由九江市党部主持，在大校场举行了九江各界群众数万人参加的规模巨大的反蒋大会。会场布置得极为庄严，主席台前贴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

 

革命者请进来  反革命滚出去

 

　　会上，各团体各阶层代表发表演说，一致谴责蒋介石的无耻叛变行径，还大量散发了印有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小册子。文章说，“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猾的刽子手了。他们的罪恶书不胜书。……赣州、南昌、九江的事变，都是出于他的指使……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的革命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这篇声讨蒋介石罪状的檄文，擦亮了人民群众的眼睛。人民看清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真面目以后，无不切齿痛恨，情绪更加愤怒。“打倒蒋介石”的怒吼声响成一片，如雷震耳。随即，举行了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纠察队给反革命分子戴上白纸帽子，上书“蒋介石的走狗”游行示众。（16）

　　在此同时，广大的农村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农民们拿着锄头，举着扁担，捣毁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场所。在沙河街、赤松乡、桑落乡、封一乡、封二乡、仁贵东乡、仁贵西乡、德化乡等广大的农村中，都先后发起了反“九十三乡农民代表”（均系反动的地主豪绅）的斗争。英勇的农民队伍，吓得反革命分子躲的躲、逃的逃。据统计在此期间，被捉被打的豪绅地主有一百多人，有十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被农协判处了死刑。反动头子黄昌年、许德瑗、刘定远、唐仁钧、刘道钧、杨有诚、程孝安等都吓得抛家弃产再次逃往南京、并无耻地组织所谓“九江各团体代表请愿团”，向他们的反动头子—蒋介石南京反动政府乞求救命。他们在6月18日的呈文中污蔑说，“共产分子假国民党之名”，“实行”暴徒专政之事实”。向蒋介石哀告，我们“流离千里，亡命来宁”，“为此呼号涕泣，务恳国民政府发不世之仁拨发巨款，济此灾黎”。“速出师大张讨伐”，“代表们救党情殷，忧乡念切，务恳尅日兴师，戡平赣乱，拯民众于水火……”（17）这次“倒蒋”怒潮，充分表现了九江工农群众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和坚决的战斗意志。

　　

严厉惩处反革命分子

　　

　　在轰轰烈烈的“倒蒋”怒潮中，为了震慑敌人，由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等组织，选派代表，组成了“九江人民裁判委员会”，公推王子平为委员长、负责对“三·一七”惨案中的反革命的审判处理工作。5月5日，“九江人民裁判委员会”在纪念马克思诞生一O九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对暴乱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审。首先由裁判委员会报告了“三·一七”惨案发生的情况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接着，许多因受骗参加了“三·一七”暴乱的农民，揭露了县党部组织暴乱的阴谋及本人受骗的经过。当时，群众的情绪极为愤怒，同仇敌忾，一致要求给反革命分子以严厉的制裁。最后王子平代表“人民裁判委员会”，向群众宣读了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的判决书，判处王若渊、翟非墨、陈文豪、刘伯勋、张浩如、凌老五等六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为死难同胞报了仇，为民除了害。（18）

　　

大革命在九江的失败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某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反革命面目也日益暴露出来。继湖北、湖南之后，军阀朱培德也在江西打出了“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旗号。他在告示中欲盖弥彰地说：“……系政治工作人员中，有思想行为过激者，与军事人员发生龌龊，以致双方具呈辞职，因之权衡轻重，不得不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辞职，请其暂为休息，并非对共产党有何意见”。（19）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在朱培德的指使下，也开始了“礼送”，贴出了布告：“限一切共产党员在三天内一律出境，否则人身不予保护”。正因为陈独秀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的立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接受国民党所颁布的镇压工农运动的训令，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还提出了在国民党部和报馆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听从国民党的命令和指导，不得有任何独立的主张，做新闻工作的党团员要写文章批判农民的“幼稚”，中央宣传部提出宣传大纲，纠正农民的“过火”行动。（20）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九江党组织对当时国共分裂的局面缺乏思想准备，没有在组织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入地下。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7月下旬，金汉鼎按照原县党部秘密拟制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九江共产党员、团员骨干名单，（21）已酝酿在全市进行大搜捕。在这险象环生、局势一天天恶化的情况下，九江党组织仍然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九江开展了反对宁、汉合流，反对武汉政府叛变的斗争。九江《国民新闻》连续发表文章，学生到处讲演，群众纷纷集会，发传单、贴标语，揭露汪精卫集团的阴谋活动，戳穿其伪装进步、伪装革命的反革命嘴脸。（22）7月29日，汪精卫、孙科等到庐山开“反共”会议时，在九江上岸，九江市党部巧妙地召开了一个名为“欢迎”，实为反汪的群众大会，市党部代理常委张如龙在会上作出了演讲，以汪精卫自己讲过的话：“革命的站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辛辣地警告汪精卫悬崖勒马。（23）当天起，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在庐山举行了反共反人民的会议，决定：一、严令叶挺、贺龙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社，并逮捕其负责人；三、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24）后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曾讲到：“兄弟受两主席团的委托之后，二十八号晚上离汉口，二十九日到九江。……九江《国民新闻》，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最近更是厉害。于是二十九日就告诉朱张两部总指挥将他当日停止出版。”（25）八月一日，张发奎下令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即将九江市党部、县党部（4月4日后，改组了的以革命左派为骨干的——作者注）、总工会等机关一律封闭，捕拿逆伙。”（26）一时间，乌云笼罩九江，全城一片白色恐怖。反动的土豪劣绅到处为反革命刺探情报，监视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的行动，反动的九江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到各工厂、机关、学校大肆搜捕。他们封闭了市党部、总工会、国民新闻社和九江书店，解散了各革命群众组织。反动派对被捕的革命同志使用了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刑罚，进行审讯逼供，并用铁丝穿过他们的锁骨，吊在警备司令部的马房里。尽管敌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但是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丝毫不动摇、不屈服。无论在监狱里或是在法庭上都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金汉鼎曾将他在九江的功绩向汪精卫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报告。国民党二届中常会二十三次扩大会议记录曾有这样的记载，“现在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来电，说：九江宣布戒严，市县党部、工会、国民新闻、通通是共产党把持的机关，一齐解散了，请派人接收。”（27）到8月7日，九江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革命人士七十余人，随即进行大屠杀。（28）8月9日，反动派在大校场布置了阴森的刑场，一次集体枪杀我党优秀儿女和左派革命群众26人，他们是：戴振球、张如龙、彭江、吴九思、张伟业、王德勋、熊好生、卢镜华、郑青麓、罗树梅、冷先甲、饶柳门、徐之琼、徐兆麟、吴祖珍、罗城山、曾炳生、张老三、卢岭楼、王汝林、徐亚福、白盛泽、丁巨轩、熊奠亚、周礼太、陈四真。（29）10月15日又在三马路杀害了温眷血、严韵笙、何瑞庭、王XX等四位同志。（30）这些烈士，在敌人的刑场上，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就义、临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他们壮烈地牺牲了，这就是反革命在九江制造的大血案。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浔阳江头，九江，落入了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大革命失败了。

　　蒋介石、汪精卫这些刽子手们的屠刀，虽然扼杀了一场大革命，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九江一些劫后余生的共产党员如林修杰等人，潜伏九江、星子一带农村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使革命高潮逐步转向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