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四）

发布时间：2010 - 12 - 06 编辑：杨丽萍 来源：寻庐人文网

   莲花            罗光岩           

    四    

     其后的三十六年中，“迹不入俗，影不出山”，慧远以东林寺为基地，潜心于他的佛学研究。

     慧远常常感慨南地经律未备，派遣弟子法领、法净等西逾流沙，遍寻经律。每逢西域有高僧来到江南，必诚恳咨访。他身在庐山却非常关心鸠摩罗什、弗若多罗对《十诵律》的翻译，后因弗若多罗的去世，《十诵律》的翻译不得不停下来，恰逢精于藏律的昙摩流支来华，慧远便致书请他帮助鸠摩罗什将此律补译完成，由是《十诵律》才得有完整的译本。

     慧远之前，由道安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僧伽制度，制定了僧尼轨范确定了“佛法宪章”规定了：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常日六时行道（日三时，夜三时）、饮食唱时之法；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戒规不仅在当时天下寺舍普遍遵循，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同时由道安首倡的凡出家为僧，均以“释”为姓，在当时就蔚然成风，而至今亦然。

     随着佛教在江南的普及，教徒难免鱼龙混杂。孝武帝时，琅琊王司马道子弄权，“姏姆尼僧，成为亲近”，“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贿赂，辄临官领众。”安帝时佛教徒秽杂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或垦植田圊，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哉，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慧远一方面疾呼，号召佛教徒脱离政治，从干预政治和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保证佛教的独立弘法，要求僧徒依法弘道；另一方面，广泛搜求戒律，为自己的僧团建立了《社寺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戒律轨范。东林僧团一律按照这些清规节度，“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兮忘寝，夙宵惟勤。”

     在这些节度和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里，慧远尽量调和佛教与儒家的关系，将儒家的一些礼仪准则运用到佛教和僧尼的行为准则之中，解决了困扰中国佛学界佛学中国化的问题。同时，把在家弘佛和出家修道加以区分，以一种折衷手法兼顾儒佛两方面的特点和尊严。通过在家弘道教徒的忠君孝亲的原则规定，把佛教和儒家伦理道德、封建政治统一起来了。通过对出家僧侣礼制的确定，维护了佛教在形式上的独立性，又强调了儒家伦理道德以及封建王朝统治的实质上的一致性。这样也就有论证地从政治高度把佛教和名教调和起来了。这是中国佛教领袖公开提倡佛儒结合的肇端，对于后来佛教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未来庐山之前，慧远追随的是道安的般若学，定居庐山以后，先是钻研阿毗昙学，曾将前秦时参加道安译场的僧伽提婆请到庐山，译出《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后受鸠摩罗什为首的中观派的影响，不仅派弟子到鸠摩罗什门下受学，而且频频致书答问，讨论佛学问题。还迎接被鸠摩罗什排挤的佛陀跋陀罗，接受其禅法，教悔弟子以戒学，并信仰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在当时能够这样综领各家的惟慧远一人。

     我国南方的阿毗昙学、律学的流行，其功当首推慧远的倡导。而佛教轮回报应之说能深入中国士庶心灵佛学信仰核心，也正得力于慧远的《三报论》等理论的创造。

     在庐山，慧远倡导的观想念佛法甚得人心。所谓观想念佛，就是在念佛时心里观想着佛的安祥仪容和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庄严妙境。此法一创，远近“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

     桓伊，官至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剌史，与谢玄、谢琰大破秦军于淝水赫赫有名的将军，喜音乐，善吹笛，当时称为“江左第一”。从慧远刚到庐山起，便礼敬有加，出资为之造寺起庙。

     东晋开国元勋王导之孙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并钦慕风德，遥致师敬”。

     荆州剌史殷仲堪往荆州，“过山展敬，与远共临北涧论《易》体，移景不倦”。

     谢灵运，一代世族名门之后，风流才人，一向恃才傲物，负才傲俗，很少瞧得起谁，“及一见（慧远），肃然心服。”

     彭城刘遗民，做过宜昌、柴桑县令，“遇沙门释慧远，可以服膺，丁母忧，去职入山，遂有终焉之志。”

     雁门周续之，少通《五经》，“名冠同门，号曰‘颜子’”，“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终身不娶妻，布衣疏食。”

     豫章雷次宗，“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隐退不交世务。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

     庐山的秀美清静，足以令人息心、陶醉。但士人如此向往庐山，当然不是因为庐山的风景。他们要从慧远的佛心里找到自己的灵魂，从宏大的佛理中找到精神寄托，因为慧远在庐山用西方净土的美妙，给那些心灵、精神的创伤者开了一张抚慰的药方：

     “若有善男子、善女子，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药方是如此的简单、便宜，只要信佛、念佛，死后便可永生于极乐世界了。“彼土何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而极乐世界又是如此的诱人。在苦难的尘世之外，竟还有这样美妙的去处，怎不令人神往。

     慧远造佛像、建斋坛之际，一时名流、显贵、高隐一百二十三人于阿弥陀佛像前，共同跪拜立誓，要共期来世生往西方净土。此举开后世净土宗之先风，慧远因此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日本的东林教也奉慧远为始祖。

     刘遗民所撰誓词，表达了众人共同的心声：“悟（生死）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指下地狱）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勤（念佛），仰思攸济者也。……”在这里，士人找到了精神的避难所。他们不仅仅要逃脱仕途的险恶、尘世的众苦，还在生死的终极之处摆脱轮回的命运。为此，他们或数十年长隐山林，苦身自虐，或抛妻别子，或终身不娶。

     慧远还支持和资助他的师兄弟及弟子门人在庐山兴建了十余所寺院，如庐山的龙池、清泉、圆觉、中大林、上崇福等诸寺，都是慧远所营建，而天池、多佛、高良诸寺，则是他的弟弟慧持所建。

     慧远就在这样的尘世之外生活了三十多年，他把自己的性情都消融在弘扬佛法的事业中了。经过慧远对佛法的弘扬，佛教终于后来居上，风骚竟领先于传统的儒道思想。

五

     东晋南朝以来，江南佛教大为发展，王公贵族竞造寺院浮图，建康一地，佛寺即达五百余所。僧尼数量与日俱增，东晋末年寺僧“一县数千，猥成屯落”。一般寺院如前文所述有自己的田产，能经商外，还养有“白徒”“养女”，这些人多数来自避役逃亡或觅食糊口的贫苦农民，他们“不书名籍”，脱离了国家的控制，牢牢地束缚于寺院中，“常居邸肆，恒处田园”，终年为寺院耕田、经商或服役。有的寺院还直接“侵渔百姓，取财为惠”。有些寺院则凭借政治势力，享受特殊的薪给，甚至还能衣食税租。道安的薪给就和王公相等。至于凭借政治势力占有土地，在当时更为普遍。东晋支遁买沃洲小岭卜居，昙济据有始宁山水极佳的五奥之一，都与士族地主占山护泽无异。僧尼成了一种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社会势力。寺院经济严重侵害了国家经济利益。因此，当桓玄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自己当政后，立即下令全国沙淘僧尼，令各地官府搜简僧尼，登籍造册。但特别关照：“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

     慧远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足可以与鸠摩罗什、玄奘、慧能的名字相提并论，就是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其他许多思想家不可企及的地位。而庐山东林寺之所以能以“道德所居”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名刹，慧远能成为当时南方佛教界领袖，不仅由于慧远对佛学杰出的贡献，与他个人品格的魅力也密不可分。

     公元 397 年兖州剌史王恭起兵讨伐王国宝，反对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专权，荆州剌史殷仲堪、雍州剌史杨佺期、广州剌史桓玄起兵响应。桓玄路经庐山，要慧远出虎溪迎接，慧远称病不出。桓玄入山，又说征讨殷仲堪之意，欲讨教，慧远默而不答。后来王恭被杀，桓玄吞灭殷仲堪、杨佺期占据长江中游，“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贻书骋说，劝令登仕。远答辞坚正，确乎不拔，志逾丹石，终莫能回”。

     公元 402 年，桓玄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自称太尉掌握了东晋大权，提出沙门拜俗问题。其实沙门拜俗是个老问题，早在东晋成帝时，庾冰辅政，就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斥责僧人蔑弃忠孝，遗礼废敬，伤治害政。由于当时尚书令何充等以为不应尽敬，使礼官详议，主张不一，往复三次不能决，而搁置不了了之。桓玄桓玄利用《老子》的道、天、地、王为“四大”的话，强调沙门的生长存养也是仰赖于王道的，既然受王者的德惠就应孝敬王者，沙门只敬宗师而不敬王者是违背情理的，并提出沙门应向王者跪拜。引发了慧远和信佛的朝官桓谦、王谧等人的争辨。慧远作短文五篇，阐发了沙门不敬王者的立场。他强调信佛有两种情况：在家信佛和出家修道。在家信佛的应当忠君孝亲，遵守礼法名教，恪守王制。出家修道的沙门情况不同，他们认为人身是人生痛苦之本，决不把保存人身作为止息痛苦的条件。人之有“身”，是由于有“生”，而有“生”又是由于禀受阴阳二气的变化，因此，沙门既不重视生命，也就不必顺应自然的变化，进而也就不需要服从政治礼法的教化。无须对天地君亲的长养德惠感恩戴德，报答以礼敬。

     及桓玄篡位，又下书庐山，令僧人致礼帝王。慧远还是不肯屈服：“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慧远终究没有给王者行下跪之礼。

     结果沙门不仅不敬王者，而且慧远借此机会，阐述和宣扬了他对佛教礼制及其和儒家伦理道德礼仪制度的关系的理解，确立了中国佛教伦理观念和礼仪制度，确立了中国佛教对王朝的态度，开创了佛学中国化的先河。

     桓玄对慧远僧团的关照，并不是因为桓玄与慧远有什么特别的交情。从这一连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桓玄想结交慧远，还是与慧远交锋，讨来的都是没趣。表现了慧远大师以佛学许身的大智大勇。

     桓玄事败，晋安帝自江陵复位京师，路经庐山，辅国重臣何无忌力劝慧远朝觐称贺，以图祥瑞。慧远还是不出虎溪，只是“称疾不行”，弄得晋安帝直叹无缘相见，“增其叹恨”。

     我国儒家礼制一贯重视服饰，借以体现等级差别，象征吉凶。佛教沙门袒服，也就是穿袈裟，偏袒右肩，和儒家礼制相异，被视为蔑弃常礼。镇南将军何无忌撰《难袒服论》，与慧远讨论沙门袒服事，对沙门袒服表示异议。他指出袒服和中国历史典籍规定的不一致，中国传统以左为吉利，沙门袒露右肩是不可取的。慧远作《沙门袒服论》和《答何镇南书》，回答了何无忌的质难，指出印度和中国的习俗不同，沙门和世人也有别，并强调只要实行儒家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宇宙万物也就齐同而没有优劣吉凶的区别了。巧妙地坚持了沙门袒服的佛教立场。

     据说慧远是第二个描写庐山的诗人，讲经之余，慧远也与门徒杖锡以游，著有《庐山集》十卷，其中的《庐山东林寺杂诗》是庐山山水诗的滥觞，《游石门诗》序以及《庐山记》是庐山山水散文的源头。《游石门诗》序写得情景交融，是一篇典型的游记，也是一篇最早的山水文章，对后代的游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由景立论，阐发佛理的方法，我们甚至在苏轼的《赤壁赋》中窥见它的影子。

     庐山美，士大夫不期而至却不是因为庐山的山美。他们追随的是东林寺中长鸣的法鼓，时开的经筵。在朝廷昏乱，世风日下时，庐山北麓的东林寺，慧远大师融汇于佛理中超群的才、学、德，犹如秀出清水的白莲，一尘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