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故里—寻阳柴桑考

发布时间：2009 - 03 - 17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    刘为珍

    摘要：陶潜故里何在？寻根溯源，国史言之凿凿，方志一脉相承。《诔》《传》记载明晰，陶诗艺文佐证。古迹历历可考，遗存悠悠有据--寻阳柴桑（今九江县）之说，毋庸置疑。

关键词：国史方志 陶集艺文 古迹遗存 考古发现 环环相扣证据链

　　  陶渊明，里居之争由来已久。故里地、住居地、裔孙繁衍迁徙地混淆不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陶公的影响日炽，加之古籍的传播，考古的发现，作为陶学研究内容之一，里居之说亦屡有新论。陶里理应一处，孰真孰伪，非此即彼。溯流才能及源，寻根方可问本。陶渊明故里究竟何在？应该说只有从溯及到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史籍经典中去寻找准确答案，从众说纷纭的起始源头中去甄辨是非，去伪存真。

 

    一、国史言之凿凿  方志莫衷一是

　　  陶渊明，作为中国田园诗鼻祖，东晋时代的历史名人，他的英名连同他的故里早以言之凿凿，载入史册。最先将陶渊明录入国史的是《宋书》。该书在卷九十三，列传五十三《陶潜传》中这样叙述：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

    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

　　      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

    自况……

　　  自《宋书》之后，《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也有《陶潜传》：

　　      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

    武昌太守。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

    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

  　　自后的《南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五《陶潜传》也再次录入史册：

　　      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

    寻阳柴桑人，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少

    有高趣，宅边有五柳树，故尝著《五柳先

    生传》云……

  　　自东晋到南朝，凡涉及到陶渊明所处的朝代，史家都不吝笔墨将陶渊明录入国史列传。从身世、籍贯、性情、嗜好、交往、履历及诗文等都较为详志。且《宋书》、《南史》都载明陶渊明为“寻阳柴桑人”。虽然《晋书》未直接载明，也间接告诉世人：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并在卷六十六《陶侃传》中介绍：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

    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

    为县吏……

  　　曾祖陶侃，西晋初年从鄱阳迁徙到庐江郡寻阳县安家落户，陶渊明作为侃之曾孙，其籍贯为寻阳也就不言而喻了。用清代陶学家陶澍之言：“《晋书》不载为失之。”历代许多方家也认为“有大司马侃之孙也，故可不载寻阳柴桑人也。”

　　  然而，《晋书》对“陶渊明寻阳柴桑人”的承前省略而“失载”，也有人不以为然。宜丰人吴卫华、凌诚沛先生主编的《陶渊明始家宜丰资料集》①云：

　　      《宋书》、《南史》在《陶潜传》中“浔阳柴

    桑人也“盖无明据，疑端十分明显。房玄龄

    （579-648）遵照唐太宗诏书，组织20多人，

    按各人的学术专长分工， 对原《晋书》考证

    讹谬， 参考诸家晋史而成《晋书》， 更具学

    术权威。他们在编修《陶潜传》时， 参考各

    家史传，增补了“祖茂，武昌太守”， 删除了

    “浔阳柴桑人也”这一判断句。显然是除伪

    存真之举，至少也是对沈李之说存疑。而不

    是像陶澍所言 “《晋书》不载为失之”， 更不

    是如一些学者所说“有大司马侃之孙也。故可

    不载浔阳柴桑人也。”因为《晋书·陶侃传》中

    云：“陶侃字士行， 本鄱阳人也，吴平， 徙家

    庐江之浔阳，”按此说，那陶渊明也只能是鄱

    阳人也，与“浔阳柴桑人”一说格格下入。陶

    渊明是晋人， 其里籍不能据沈、李之说认定

    为“浔阳柴桑人”。应以《晋书》为正。

  　　上述一家之言，引经据典，初略一览，似乎头头是道，但稍加细阅，则不经推敲：陶侃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陶渊明作为陶侃之曾孙，本来是至少在曾祖辈就已举家迁徙至庐江寻阳了，历经曾祖、祖、父三代，“按此说，那陶渊明也只是鄱阳人也”，如此胡乱推导，就难免强词夺理了。再者，《晋书》中“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与《宋书》、《南史》对照，失载“渊明”，按上述推断，是不是《晋书》对陶潜或云渊明（深明）也有存疑，而推导出《晋书》中的陶潜与《宋书》、《南史》上的陶渊明就是两个人呢？

  　　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将陶渊明录入列传的三部国史中，《宋书》成书最早，著者沈约生于宋元嘉十七年，距陶渊明逝世仅13年。泰始初，沈约就撰写了《晋史》，距陶渊明逝世仅39年，于永明六年编撰成《宋书》，陶渊明卒后也只不过一个花甲而已。从史料来源讲，对陶渊明里居籍贯几乎是当代人说当代事，如果说晚160年的《晋书》更清楚前朝之事，因“存疑”而删除了‘浔阳柴桑人也’这一判断句，显然是除伪存真之举，至少也是对沈李之说存疑，那么比《晋书》又晚11年的《南史》，又为何无疑无惑而理直气壮地再次承《宋书》之说而赫然载明：“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寻阳柴桑人，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是不是所谓 “存疑”之说的作者或者疏忽《南史》的成书在《晋书》之后呢？《南史》未出，《晋书》的作者竟然就知道《南史》会将“陶渊明，寻阳柴桑人”录入列传，如按“存疑”或“除伪存真”之说，那《晋书》的作者不就真假莫辨，疑神疑鬼了！

　　  其实，《晋书》对“陶渊明寻阳柴桑人”不仅不存在“存疑”或“除伪存真”，相反在《晋书·陶侃传》中昭示世人，陶渊明的高祖、高祖母即陶侃的父母均安葬于寻阳。咸和七年六月，陶侃病重上《逊位表》曰：

　　      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

    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

    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

    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诛，

    山陵未反，所以愤忾兼怀，不能已已。臣虽

    不知命，年时已迈，国恩殊特，赐封长沙，陨

    越之日，当归骨国土。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

    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

    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藩……

  　　查阅国史资料《晋书》、《宋书》、《南史》，部部承袭，考证渊明世家，湛母侃祖徙家寻阳，瓜瓞绵延。史料凿凿，铁证如山，无不印证陶渊明，寻阳柴桑人也！

　　  史为志之源，志为史之流。

　　  “陶渊明，寻阳柴桑人”。继《宋书》、《南史》之后，与陶渊明相涉的地名、人物，遗迹、掌故等也因相承袭载入方志。

　　  考方志，将陶渊明录入最多的是北宋乐史所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一人物篇《陶渊明传》：

　　  　　  陶渊明，柴桑人，少有高趣，少言，不

　　  慕荣利，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或置酒招

　　  之，期于必醉。环堵萧然。不蔽风日。执事

    者以为彭泽令，解印赋《归去来辞》。

    该书在德化县条载录：

　　      柴桑山，近栗里原，陶潜此中人。

　　  又云：

　　      栗里原在山南，当涧有陶公醉石。

　　  并录入其旧宅云：

　　      陶公旧宅，在州西南五十里柴桑山。晋史

    陶潜家于柴桑，唐白居易有《访陶公旧宅》诗。

　　  再云：

　　      楚城驿，在县南，即旧柴桑县也。

   　《寰宇记》在载录陶渊明的本传，里居之外，还将陶渊明的高祖母湛太夫人，曾祖侃及姻亲周访录入。

　　  德化县条云：

　　      鹤门洞在县西四十二里，今接瑞昌界。

    按《郡国志》云： 陶侃微时丧母， 忽有二客

    来吊，化为双白鹤飞去，后因以为名。

　　  陶侃传云：

　　      陶侃，字士行，寻阳人也。渔于雷泽，梦

    生八翅，飞至天门不得入。博识过人，为侍

    中太尉。人窃官柳植于己门，侃见识之。

　　  周访为陶侃姻亲，传云：

　　      周访，字士达，寻阳人。少有明异，为

    县功曹。荐拔陶侃为主簿，知有公辅之器，

    相与结友。有一牛妹夫弟杀食之，访不形

    于色。为中兴名将，口未尝言功。王敦终

    访之时，不敢作难。

  　　北宋时期的《元丰九域志》也将庾亮楼，陶潜宅，谢灵运翻经台……载入江州条下。

　　  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三十江州条下对陶渊明相涉的“故居”，“醉石”也作了载录：

　　      陶潜宅在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柴桑里，

    今即故居为靖节祠堂。

　　  又云：

　　      栗里原，旧隐基址犹存，有陶公醉石。

    然山南亦有之，二事重出，故两存之。

  　　南宋的《方舆胜览》卷十七江州人物传云：

　　      陶潜，义熙中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

    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逐

    弃官去，赋《归去来词》。尝居庐山栗里，篮

    舆往来，醉辄卧大石上，今号醉石。

  　　《元一统志》将陶渊明祠录入胜览：

　　  　　  陶渊明祠，在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柴桑

　　  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诗：今访故宅，森若

　　  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柴桑古村

　　  路，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

　　  《明一统志》卷五十二德化县条云：

　　      柴桑山在府西南九十里，《寰宇记》：柴

    桑山近栗里，陶潜此中人。

  　　又云：

　　      陶潜宅，在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柴桑里。

    ……檀道济垒在府境。

  　　《明一统志》卷五十二在九江府德化县人物志分别为陶侃、陶渊明立传。陶侃传云：

　　      陶侃，大兴初领江州刺史，勤于吏职，

    笔翰如流。后都督八州诸军事。苏峻叛，温

    峤与庾亮等推侃为盟主，举兵匡辅王室，竟

    以成功。

  　　陶潜传云：

　　      侃曾孙，少好高尚博学，善属文，宅边

    有五柳，自号五柳先生。后起为州祭酒，寻

    自解归， 再起知彭泽县。会郡遣督邮至，县

    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

    斗米折腰见乡里小儿”。即解印去，赋《归去来

　　  辞》。以见意及宋受禅，惟赋诗饮酒以终其身。

    有诗集行世。

  　　《清一统志》及清修《九江府志》、《德化县志》承袭前志录入人物传同时，列女传增载陶潜妻翟氏。云：

　　      陶潜妻翟氏，寻阳人，能安苦节，与潜

    同志，夫耕于前，妻锄于后。

  　　《九江府志》云：

　　      陶潜妻翟氏， 潜弃官归，自食其力，妻

    亦能甘勤苦，与夫同志。夫耕妇锄，唱随相

    得，不戚戚于贫贱可谓贤矣！

　  　志源于史。国史凿凿载明：陶渊明，寻阳柴桑人。方志相因承袭，在九江县贤达志传中已形成了“寻阳柴桑说”所独占的史志相符，世代传承的史料链环。

    然而，随着陶渊明影响盛炽，裔孙瓜瓞延绵，或仰慕，或缅怀，或攀附兼或有之，志谱编修者或道听途说而捕风捉影，或牵强附会而粗编滥造，或凭空臆断而以讹传讹者亦层出不穷，导致志谱与国史相悖，生发陶渊明里居纷争。考究其源，北宋乐史《寰宇记》尤为明显。《寰宇记》卷之一百十一人物志陶侃传云：

　　      陶侃，字士行，寻阳人也……

　　  陶渊明传云：

　　      陶渊明，柴桑人……

　　  又云：

　　      柴桑山近栗里原，陶潜此中人……陶

    公旧宅在州西南五十里柴桑山，晋史陶潜

    家于柴桑。唐白居易有《访陶公旧宅》诗。

　　  而在卷一百六高安县条却又云：

　　      渊明故里，《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

    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

　　  姑且不说，同一部书江州人物志中“陶潜”与高安县条下“渊明”是否为同一人，也姑且不说渊明始家宜丰，“始”自何时，是始自祖辈，父辈抑或其他均不清楚，仅《图经》云云自何时，何部《图经》，亦无一确指。宜丰人胡绍仁先生《陶渊明故里在宜丰证据确凿》②文中认为：

　　      最早记叙陶渊明是宜丰人的资料，出

    自南北朝梁陈时代的宜丰 《图经》 （注释：

    仅凭“渊明始家宜丰”而不说始家康乐、望

    蔡、建城、高安或新昌，就可断定此语出于

    南北朝梁陈时宜丰人之口），这是渊明死后

    不到一百年时间所编之地方史乘，也即是

    与沈约编《宋书》为陶潜立传，云“寻阳柴

    桑人”是在同一时间。此《图经》虽已不存，

    但赖北宋初的朝廷史官乐史将其引入《太

    平寰宇记》……

  　　宜丰人吴卫华、凌诚沛先生主编的《陶渊明始家宜丰资料集》也云：

　　      古宜丰旧《图经》当修于南朝陈梁代……

　　  《寰宇记》中所引的《图经》已佚，上文作者似乎是“死无对证”，尽可凭一家言，将早已不复存在的《图经》推至与最早将陶公录入国史的那个时代，企图达到与国史之论等量齐观之目的。也不知上文作者是否通读过《寰宇记》？也就在卷一百六高安县条下，蜀水云：

　　      蜀水在县北三里，按《汉书·地理志》云：

    蜀水源出县内小界山，东流五百九十里入

    南昌县，与章水合。耆老传云：仙人许逊为

    蜀旌阳县令，有奇术。晋末，人皆疾疠，多往

    蜀诣逊请救。逊与器水投于上流，疾者饮之，

    无不愈也。邑人敬其神异，故以蜀水为名。

    旧《图经》云，显庆四年，渔人于蜀水江中网

    得一青石，长四尺阔九寸，其色光润，异于众

    石，悬而击之，内有清音，鸣声清越，都督表

    送纳于瑞府。

  　　上述可知，《寰宇记》同为高安县条下援引了旧《图经》和《图经》，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图经》成书的时间会早于旧《图经》，而旧《图经》载叙的是唐代显庆四年的事，也即旧《图经》成书起码在唐显庆四年事发之后，而晚于旧《图经》的《图经》反而成书于南朝梁陈年间，岂不是前后巅倒，新旧不分！

  　　胡氏“仅凭‘渊明始家宜丰’……就可以断定此语出于南北朝梁陈时宜丰人之口”，如此“证据确凿”实在叫人难以相信。

  　　吴凌氏虽然从宜丰县的沿革变迁，分折《图经》只能是出于南朝梁陈时代，但《寰宇记》高安县蜀水条，也足已说明只不过是一家之言，难以叫人信服。

　　  然而，《寰宇记》“图经”云后，乘谱竞相敷衍，竟而也闹出昭穆不合，父死多年子未生之类的笑话。治学不严，先贤受辱。也引起陶家的批驳辨正。

　　  当代陶家邓安生教授在《“始家宜丰”说辨伪》③中论述：

　　      关于陶渊明的故里在江西宜丰的种

    种说法，集中见于胡思敬所编《盐乘》（宜

    丰县志），现抄录于下，“秀溪陶氏家谱云：

    侃第三子茂为武昌太守。茂生逸为安城太

    守，孟嘉以女妻之。晋显宗朝苏峻叛，随祖

    侃征讨，追其党至豫章。逸又破韩恍有功，

    封康乐伯，食采宜丰，计一千五百户。逸生

    三子，长曰注，袭封；次即渊明；三曰敬远，

    出继叔延为后……

  　　邓安生教授文中指出《秀溪谱》“多不可信”：

　　      胡氏引秀溪陶氏家谱一共三条：第一

    条是“侃第三子茂为武昌太守”。查《晋书》

    本传， 陶侃有子十七人， 其中九人之名附

    侃传后，即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无

    陶茂之名， 陶侃本传又说其余诸子不显。

    据此， 则陶茂非陶侃之子。故清人洪亮吉

    说：“若茂亦侃子，则既见于前传，又尝官武

    昌太守，不可谓不显及不见旧史矣。”……

    家谱又说，茂生逸，为安城太守；苏峻叛，逸

    随侃征讨，破韩恍有功，封康乐伯，食采宜

    丰云云。考苏峻叛乱，事在公元327-329年，

    其时陶逸若随陶侃征讨，至少也将近二十，

    按旧说，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

    （公元365），那么陶渊明出生时，陶逸已五

    十五岁以上；如果按照古直考定的五十二

    岁说推算，陶渊明生于376年，那么陶渊明

    出生时，陶逸已是六十六岁以上的人了。敬

    远生于晋武帝太元六年（公元381），则敬

    远生时陶逸已七十一岁。……这在情理上

    实在解释不通。今陶集不见有长兄注及

    其袭封康乐伯事， 而敬远也只是陶渊明的

    从弟，家谱牵引无据，难以取信。以此证明

    陶渊明的故里在宜丰，当然不足为训。

  　　《盐乘》之前，清康熙癸亥所修《新昌县志》也将陶渊明列为乡贤传，胡绍仁先生曾引文云：

　　      晋陶渊明，字元亮，父回为姿城太守。

    以平苏峻功封康乐伯，食邑在今义钧乡。隆

    和元年大旱，回免其采地租入，人怀之。号

    其里为太平，怀德，即今太平乡，怀德市。太

    元十八年，先生起为江州祭酒，寻居柴桑，

    游匡庐。刘敬宣为江州刺史，镇寻阳，辟先

    生参谋。义熙六年，任彭泽令，八十余日解

    绶，十二年冬，挟少子佟还宜丰，父老喜其

    归故里，固以命乡。后年，往视其子俨于柴

    桑，逐逝焉，归葬宜丰。子五人：俨、俟、份、

    佚、佟。……

　　  胡氏引方志之后认为找到了渊明父回，也即认定陶渊明始家宜丰“证据确凿”。胡云：

        陶渊明之父陶回，封邑在今宜丰。

　　      渊明之父为谁？史家争议逾千年，有云

    “陶逸”、“陶敏”者，惟无史实根据，令人难

    以置信。而陶回乃渊明之父，则有史料与物

    迹可以证实……

　　  方家张人鑫先生在《“陶渊明始家宜丰”甄辨》④一文中对《盐乘》以及胡氏《陶渊明故里在宜丰证据确凿》所援引的《新昌县志》则不以为然，并一一甄辨，匡正三谬：

　　      一是昭穆不同……侃、回世系各别，侃

    即不当为回祖，回亦不应为渊明父，人为地

    与之合流，谬也。

　　      二是籍贯迥异。……侃本鄱阳人，吴平

    徙家庐江之寻阳。陶璜，丹阳秣陵人，在南

    三十年……回乃璜侄，亦丹阳人……

　　      三是生卒年龄奇殊……只须查对下表，

    所藏奥秘便昭然若揭。

 

人名	生    年		卒    年
	朝代年份	公元	朝代年份	公元	享年
侃	三国吴景帝永安二年	259	东晋成帝咸和九年	334	76
回	西晋武帝太康七年	286	东晋成帝咸康二年	336	51
渊明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	365	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	427	63

　　  ……据此，则侃卒之时，回年四十九，侃长回二十七岁，难充其祖……而渊明诞生之日，回已离开人世近三十秋，回为其父则大谬不然。

　　  又云：

         披阅三谬，纵使陶回与宜丰有涉，“渊

    明始家宜丰”之说亦不击自溃。

  　　无独有偶，继《新昌县志》、《盐乘》、《陶渊明始家宜丰资料集》之后，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编出了《陶渊明年谱重考》⑤。《重考》还真的拾遗补缺，旁征博引，亦引进正史修饰，以示其权威性。但稍加阅览，其学术价值孰轻孰重，尚待权衡。

　　  （一）《重考》引入国史，实乃难能可贵之举，说明编谱者尊重国史，也知道方志切不可我行我素，更不能与国史相悖。但《重考》中引入的国史似乎与陶公里居实质相涉不大。仅示一例而及其余：

         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384）二十

    岁，居七里山安成。

         桓伊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

    军事、江州刺史，造龙泉精舍。（《晋书》卷八

    十一《桓伊传》）。

         颜延之生。（《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晋书》的桓伊升迁，《宋书》的颜延之出生，与陶公居宜丰，仰或柴桑牵涉无几，再说既然《年谱重考》考上了《晋书》、《宋书》，将《晋书·桓伊传》、《宋书·颜延之传》都列入年谱，反而陶公在《晋书》、《宋书》的本传为何未列入呢？年谱提及了陶公好友颜延之，而《诔》中陶公的籍贯又为何不提及呢？是不是忌讳国史及诔文中：陶潜，字渊明，寻阳柴桑人！《重考》援引国史避实就虚，似有掩耳盗铃之嫌。

　　  （二）陶公出身昭穆与《新昌县志》、《盐乘》及《秀溪陶氏宗谱》同出一辙：

         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365）一岁，出

    生在江州豫章郡康乐县义钧乡七里山安

    成……六月十五日，陶渊明出生七里山安

    成，字元亮，入宋更名潜，曾祖陶侃，晋大

    司马，封长沙郡公、祖陶茂，武昌太守。父

    陶敏。安成太守。母孟氏，长史孟嘉第四女。

　　  可见，陶公之父，与《盐乘》或《新昌县志》上的陶逸或陶回，只不过是换上“敏”字而已，前文方家已匡其谬，无须复述。

　　  （三）陶公于出仕之前，所谓在宜丰“大兴土木”有悖正史，情理存疑：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385）二十一

    岁，居安成东北陶家园。

         是年建书堂于崇贞观侧，建柳斋于

    宅左数武处。

         晋武帝太元十五年庚寅（390）二十六

    岁，居南山。

         娶王氏，构庐南山。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辛卯（391）二

    十七岁，居南山。

         是年冬，渊明建读书堂于浒溪山下延

    禧琳宇侧。

         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壬辰（392）二

    十八岁，居南山。

         是年春，渊明与禅师慧远在秀溪宅龙

    山共建潜慧寺。（《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胜

    迹并诗》中载：“潜慧寺，晋太元壬辰春，靖

    节与禅师慧远所建，故以潜慧名寺……）

  　　按《重考》言，陶渊明自太元十年至太元十七年的七八年间，先后在崇贞观侧建书堂，在宅左建柳斋，在南山构庐，在浒溪山下建读书堂，还同慧远在秀溪宅龙山建潜慧寺，连年大兴士木，其父即或是当了“安城太守”，也早已是家道中落了，他在《与子俨等疏》早就言明：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如此家境，七年之间，他哪有如此财力大肆铺张建两栋书堂，柳斋，构庐建寺呢？

  　　《出三藏记集》十：《阿毗昙心经序》云：

        太元十六年，岁在单阏，贞于重光。其

    年冬于寻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译

    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

    来年秋，复重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

    僧上座竺法根、支僧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

    刺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

    越，并共劝佐而兴之焉。

  　　众所周知，陶公一生崇尚自然，不信佛事，与慧远大师友好，但不入莲社，年轻建佛寺，与这本性不合。加之太元中释慧远驻锡庐山以后，是“学不窥牖，鉴不出户”（摘引谢灵运《慧远法师诔》），连送贵客也不过虎溪，是时大师正组织译经，大师得道，理应无分身之术，他如何分身一半去宜丰建寺呢？即或建寺，陶公仍名渊明或元亮，名潜则是刘宋之后的事了。太元间建寺，以“潜”命名，不合事理。

　　  《重考》又云：

         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六十三岁，

    居浔阳旧居

　　      九月，渊明自恐大分有限，作《自祭文》、

    《挽歌诗》三首。卒于浔阳某里。颜延之作《陶

    征士诔》谥曰靖节。

    　　  渊明逝世后，归葬宜丰故里。

　　  拜读先生诗文，先生一生贫寒，正如《有会而作》云：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甘肥。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先生一生过着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日子，在贫病交加中凄惨死去。他是死在寻阳，却“归葬”远隔千山万水的“故里宜丰”，当时交通欠发达，走水路，还是走旱路？财力、人力、诸方面所限可能吗？再说先生在《自祭文》中一再表示“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死后“不封不树”，诔中也载明：“轻哀薄殓，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归葬宜丰既不合史传也不合诔文。先生的《挽歌诗》已言明：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寻阳城远郊再远，也远不到隔山又隔水的宜丰！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人们之所以仰慕先生，是因为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先生的人品贵在真，文品贵在实。如《重考》属实，则先生出仕前有巨资大兴土木，死后又不惜人力财力，从寻阳县归葬“宜丰故里”，那么，先生所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之类的言辞，岂不是叫苦哭穷？先生的人品之真何在，文品之实何在！

　　  当然，在先生的里居地，生活地，裔孙繁衍地历世兴修的纪念性建筑物均有，一些志谱编杜为先生躬亲所为，由于历史局限性有情可原。但今人仍以讹传讹，如同把陶回认作先生之父一样，有辱先生人品、文品，是不足可取的。

    由此，愚以为，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编写的《陶渊明年谱重考》如作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成果，存疑较多，将有玉瑕之虞，是否要“重考”一次，以免贻笑大方。

 

　　  二、《诔》《传》记载明晰  陶诗艺文佐证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言：方志属于史体，为国史之要删，荟萃一方之事，较之国史具体而微也。综述史志资料，为陶渊明树碑立传载入史册的，最先且最具权威的莫过于南朝梁沈约编撰的《宋书》。崇拜陶渊明，存文志念而又传于今世的则应该是首推与陶渊明情款好友颜延之的《靖节征士诔》。颜《诔》介绍陶渊明籍贯：

         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朝代、称谓、人名、地址等均言简意赅，囊括其中。用现代的话说，陶渊明，晋代征士，寻阳人，隐居南岳。所谓“南岳”即位处九江城南的庐山。《九江府志》：“庐山在府城南十五里，古称南障山。”古人按方位多称为“南岳”或“南山”。如陶渊明的《饮酒》诗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出三藏集·阿毗昙心经序》记载太元十六年（391），江州刺史王凝之集中外僧徒八十人在庐山翻译佛经亦云：

         其年冬，于寻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

    先译本文……

　   庾亮的《翟征君赞》中也称庐山为南山：

         ……景命不延，卒于寻阳之南山。

    称庐山为“南岳”或“南山”，自颜延之，庾亮以及陶渊明本人之后，历代文献也屡见不鲜。宋代黄庭坚《濂溪江·序》云：

         白云蒙头兮，与南山为伍；非夫人振臂

    兮，谁余敢侮。

　　  元代文矩《九叠屏歌》云：

         吾闻匡山云锦九叠之胜神所栖，界天绝

　　  壁云为梯。却容三十六帝有外臣，尽乞南山种

　　  三秀。清山黄尘一回首，庐君此意君知否？

　　  清代李明睿《庐山续志序》亦云：

         至若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即匡庐也，

    不露庐山一字。陶之诗即庐山真面目也。

　　  乃至现代的著名诗人杜宣《东林寺二首》也沿袭庐山为南山：

         今朝又到东林寺，屈指光阴五七年。

    ……松怀残雪添刚气，庙对南山看紫烟。

　　  近代著名陶家古直《笺》也确定：

         南阜，谓庐山也。凡诗中南山、南岭，

    亦即庐山。颜延之《陶征士诔》又谓之南岳。

　　  当然，也有人认为“南岳”或“南山”是九江城西南的柴桑山，古今文献载录不多，仅为某家之说。说《诔》中的南岳指今宜丰澄塘乡秀溪村旁的南山，寻阳庐山，山水相连，而寻阳与宜丰秀溪南山就相涉太远，与《诔》中语境不合。至于有人认为“南山”就是“山南”，即庐山南麓，词序颠倒，牵强附会，做起文字游戏，更不值可取。

　　  颜《诔》介绍了陶渊明的生平及品行之后，记叙了陶渊明的逝世时间和地址：

         春秋六十有三（亦或若干），元嘉四年

     月  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亦或柴桑里）

　　  陶渊明《自祭文》曰：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陶子将辞逆旅

    之馆，永归于本宅。

　　  《诔》中或“春秋若干”，或寻阳县之某里以及某月某日，有人因而怀疑《诔》的准确性。其实不然，诔中存疑而录，录而皆实，足见颜延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诔》中所述之事则更加可信准确。《诔》中的寻阳县某里或柴桑里与陶诗的“本宅”均指一处。

　　  那么，颜延之与陶渊明既然是好友，好到何种程度呢？《诔》中在抒发缅怀深情时也作了交代：

        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

　　  暇。伊好之洽，接阎邻居，宵盘昼憩，非舟非

　　  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睿音永矣，谁

　　  箴余阙？

  　　陶渊明生前“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死后“不封不树”治丧简陋，在《诔》文中也有所现：

        敬述靖节，式遵遗占，存不愿丰，没无求

    赡，省讣却赙，轻哀薄殓。遭壤心穿，旋葬而

    窆。呜呼哀哉！

　　  可见，颜延之与陶渊明既是好友，还是邻居，曾经朝夕相处，有酒共饮，无话不谈，《诔》中表明：陶渊明，寻阳人，殁于寻阳县，也是在“轻哀薄殓”中“永归”于寻阳县 “远郊”的“本宅”。

　　  据考证，陶渊明事迹见于典籍记载的，有初卒时邻友颜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卒后六十年沈约所作的《宋书·隐逸传》，第三位为陶公立传的，当是陶公去世刚好百年之后的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梁大通元年所撰的《陶渊明传》了。传云：

        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寻阳

    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渊明少有高

    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

    《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陶公卒后百年，世人相继为之立传，作为陶公生前邻友颜延之堪称第一；作国史修撰官沈约也可称第一；作为推崇陶公人品文品后学者，则萧统称是第一则当之无愧了。三人由于身份不同，传记偏重有别，但陶公的里居之地皆异口同声称之为：

        陶渊明，寻阳或寻阳柴桑人也！

　　  自颜廷之的《陶征士诔》、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的《陶渊明传》之后，包括唐人所撰写的《晋书》、《南史》以及历代方志中陶传均大同小异，沿袭传承。

　　  那么，传记中寻阳柴桑或寻阳县究竟在哪里呢？寻根溯源，还得从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朝代的行政区划说起。先溯源柴桑。

　　  《汉书·地理志》云：

        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属扬州，……

    县十八：南昌，莽曰宜善……彭泽，《禹贡》

    彭蠡泽在西。……历陵，傅易山、傅易川在

    南，古文以为傅浅原。莽曰蒲亭。……柴

    桑，莽曰九江亭……

　　  《后汉书·郡国志》也载录了豫章郡的区划：

　　      豫章郡，高帝置。南昌……历陵有傅

    易山……彭泽彭蠡泽在西……柴桑……

　　  上述可知，柴桑县，汉高帝所置，属豫章郡，相邻县同为高帝所置的还有彭泽、历陵等县。

　　  再云寻阳。《宋书》卷三十六寻阳云：

　　      寻阳本县名，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二

    汉属庐江，吴立蕲春郡，寻阳县属焉。晋武

    帝太康元年，省蕲春郡，以寻阳属武昌……

    二年以武昌寻阳复属庐江郡。惠帝永兴元

    年，分庐江、武昌立寻阳郡。

  　　《晋书》卷十五亦云：

　　      永兴元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

    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元帝渡江……

    寻阳郡又置九江、上甲二县，寻又省九江县

    入寻阳。……安帝义熙八年，省寻阳县入柴

　　  桑县，柴桑仍为郡，后又省上甲县入彭泽县。

  　　《南齐书》卷十四云：

　　      江州，镇寻阳，中流衿带。晋元康元年

    ……庾亮领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为

    本，校二州户口，虽相去机事，实觉过半，江

    州实为根本，临终表江州宜治寻阳……其

    后庾翼又还豫章。义熙后，还寻阳。

  　　承上述国史之说，方志对寻阳郡县治所变迁陈述则更为明晰。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在江州寻阳县条下云：

　　      浔阳县，本汉旧县，属庐江郡，以在浔

    水之阳故曰浔阳。……又云：柴桑故城在县

    西南二十里。

  　　唐杜佑《通典》百八十二浔阳条下云：

　　      浔，水名也。汉旧县在江北，今蕲春界，

    晋温峤移于此。隋改为彭蠡县，又改为湓城

    县，有湓水、浪井、彭蠡湖、匡庐山，今县南

    楚城驿，即旧柴桑县也。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二十四江州德化县条下云：

　　      本寻阳县，二汉属庐江郡，吴柴桑（按

    柴桑应为蕲）春郡，晋复属庐江，永兴元年，

    置寻阳郡，咸康六年，江州自豫章徙治寻阳

    县，本在江北，温峤移置江南，后省入柴桑。

    柴桑县二汉属豫章郡，曹公攻刘备于夏口，

    时孙权拥兵柴桑，以观成败……

  　　《明一统志》卷五十二古迹载：

　　      浔阳城，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本汉寻阳

    县，其城晋孟怀玉所筑。隋因水患移入城

    为附郭，今名故州曰彭蠡、曰湓城即其地。

　　  上述可见，寻阳县，汉代所置。与柴桑、彭泽、历陵等均为“汉之旧县”。在陶渊明所处的晋代前后无论是隶属，还是区划治所均有变动。先后曾隶于庐江、蕲春、武昌以及寻阳诸郡，治所也由江北迁于江南，于安帝义熙八省入柴桑县。曾为州、郡镇所。

　　  《诔》、《传》中的“陶渊明”为“寻阳县”或“寻阳柴桑人”均实指未省入柴桑之前的寻阳郡寻阳县，而说“寻阳柴桑”则是省入柴桑之后的寻阳郡柴桑县。

　　  而古寻阳县，跨治长江两岸，陶渊明故里又在何处呢？《晋书》已有相关记载。《晋书》卷九十六《陶侃母湛氏》云：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少

    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湛

    氏封鲊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

    非惟不能益我，乃以增吾忧矣。”

　  　这就是史家称之为贤母封鲊责子的故事。文中表述贤母对儿子严格要求之外，还得知陶侃做寻阳鱼梁吏时，任所与母亲所住的家不在一处，不然，侃不存在以一坩“遗”母，贤母也必“封鲊及书”，当面训责即已。那么，陶家究竟又在何处呢？《晋书·陶侃传》云：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

    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

    为县吏……

　　  又云：

　　      ……后以母忧去职。尝有二来吊，不

    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之。

  　　《晋书·周访传》亦印证上述细节：

　　      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

    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

    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

　　  沿袭国史之说，方志亦有记载。《庐山志》卷二，德化县条下引《舆地纪胜》云：

　　      鹤问湖，在德化县西四十二里（引注：

    方志里程不一），按《郡国志》陶侃微时丧

    母，忽有二客来，疑而追之，变两白鹤冲

    天而去，因名。

　　  由此可见，陶渊明里居，自曾祖侃徙家寻阳以来，就住居在长江南岸，鹤问湖畔（今名赛城湖）古寻阳城遗址（省文物保护单位）一带。

　　  这里南依庐山，北傍长江，毗连故城，邻近南山精舍，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既与史志典籍记载相吻合，也可从陶集诗文中找到印证。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见于规林》诗云：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

    颜，再喜见于友。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

    ……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谁言

    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考诗中的规林，为古地名，在今安徽宿松县境内。《宿松县志·补遗》云：

　　      规林后为规林司，今归林滩，废司故

    址，县南一百里外，属归林庄，晋彭泽宰陶

    潜遗迹在。

  　　可见，诗文中的规林离旧居约一百余里。而安徽宿松今归林庄与寻阳城遗址距离也大致相合。

　　  又《归去来兮辞》序云：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

    余为长史，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余，

    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

    然有归欤之情……

　　  考彭泽故城，《元和郡县图志》云：

　　      彭泽故城，在县北四十五里，晋陶潜

    为令，理此城。

　　  《元和郡县志》中县北四十五里，即今湖口县文桥乡柳德昭村一带，两故城址相距也堪与诗文“彭泽去家百里”相吻合。

　　  《归去来辞》云：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舟遥

    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

    欢迎，稚子候门……

　　  从辞赋中得知，陶公辞官归里，从彭泽县治回归故里，是乘舟扬帆走水道。从彭泽县故城扬帆有两条路径，或入鄱湖，而家居则为鄱湖之滨；或入长江，则居家必在寻阳江畔。那么，陶公旧居在何处呢？读陶公应酬之作就可释然而解。

　　  《与殷晋安别》序云：

　　      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寻阳，后

    作太尉参军，移家东下，作此以赠。

　　  诗云：

　　      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

    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

    序中说明殷晋安居寻阳，陶公居南村，作过短时邻居，既是邻居，又在寻阳，陶公辞归里居断然不会走水路入鄱湖而居鄱湖之滨。

　　  又如《答庞参军》，序云：

　　      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寻

    阳见赠。

　　  诗云：

　　      三复再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

    再交……

　　  《赠长沙公》序云：

　　      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

    穆既远，以为路人，经过寻阳，临别赠此。

　　  诗云：

　　      伊余云遘，在长忘同。笑言未久，逝焉

    西东。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远，行

    李时通。……

　　  上述或诗或序均言明陶渊明居所距离寻阳城很近。

  　　此外，《和胡西曹示顾贼曹》、《酬丁柴桑》、《和郭主簿》等，考其创作时间，陶渊明或丁艰居家，或辞官归里均在寻阳所作。

　　  又《止酒》诗云：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

    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

　　  《止酒》诗“止”趣悠然，回味无穷。姑且不品赏其高超的艺术造诣，仅从诗文诗意中去探索诗的创作年代及诗中“居止”所在。

　　  从诗文中“坐止高荫，步止荜门”，不难看出先生所指的“居止”既非衙署，也非豪宅，应该是落座在树荫蔽日之中，荜门横宇的一所农家小院。味止园蔡，欢止稚子，诗人日常的美味佳肴仅是葵菜，加之与《归去来辞》中“稚子候门”对照，《止酒》创作的时间起码是辞归后的作品。先生一生处事果毅，连荣利都一遗止之，不屑一顾。而先生决意“止酒”，也应是意决即止。但考先生嗜酒到晚年，由此，称人为“稚子”即最小的儿子，俗称“父母最疼断肠儿”，为此稚子不一定指未成年的儿子，《止酒》可能是先生临终前的作品。无论是先生辞归之后的“居止”，抑或是先生晚年的“居止”，《止酒》中明确指出了陶渊明“居止”的方位是：居止次城邑！也就是告诉人们陶公的家就靠近城邑！

　　  那么，陶渊明“居止”究竟靠近那座城邑呢？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年代，先考证陶渊明“居止”哪些城邑有靠近的可能？

　  　自汉代到晋代前后，在赣北地区（古称江州或寻阳郡）寻阳县省入柴桑，与陶渊明生活处所有关的彭泽县和历陵县，先生《归去来辞》已载明彭泽去家百里，如果陶渊明“居止”靠近彭泽城邑无百里之隔太近，靠近历陵城邑则远非百里之遥又太远。皆与文不合。或者有人会认为是靠近星子县城：甚至有人仅听说过星子曾隶属过德化县，不考其源，就断定城邑为星子县城。考星子县建置沿革，即辨是非。

　　  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记载：

        星子县， 本汉彭泽县也，属豫章郡，后

    为德化县之星子镇。皇朝太平兴国三年置

    星子县，属江州。七年，置南康军……

    又查《舆地广记》之德化县前旧称柴桑县条：

　　      柴桑县，二汉属豫章郡，曹公攻刘备于

    夏口， 时孙权拥兵柴桑以观成败。诸葛亮

    说权，与备力拒曹公。故城今在县南，所谓

    楚城镇是也。宋齐梁陈皆为寻阳郡及江州

    治焉。隋平陈，郡废、复改县曰寻阳， 开皇

    十八年改彭蠡，大业初改曰湓城，置九江郡。

    唐复曰浔阳，置江州，五代时改为德化。

　　  由此得知，位处彭蠡湖畔、庐山南麓的星子县，与位处长江两岸的古寻阳县，也即是颜延之《诔》中所指陶徴士的寻阳县相距太远，牵涉不大。即使寻阳县省入柴桑县之后，星子县仍属彭泽县。直至五代时，柴桑县易名寻阳、彭蠡、湓城、浔阳之后，以德化为名，才隶于德化，为德化县之星子镇。

　　  《大明一统志》亦云：

　　      星子县附郭。本汉彭泽县地，属豫章

    郡，晋以后并因之。五代时杨吴置星子镇属

    德化县。因境内有落星石，故名。宋升县，

    属江州。寻置南康军。元仍旧。本朝因之，

    编户二十八里。

　　  可见，星子在历史上是曾为九江县的一个镇，但那是在颜延之写《陶征士诔》历经几个改朝换代之后。五代时才建镇，宋代才立县建军。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言建县，连镇也未设立，既未建县镇，何谈有城邑？如果有人非说《止酒》诗中“居止次城邑”是指星子县或南康军城，则为无稽之谈，不可取信。

　　  当然，先生诗文中除了《止酒》中的“居止次城邑”，还有《归园田居》中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移居》中的“南村”以及座落在穷巷里的“草庐”等等，方志谱牒也说先生住所多处，加之出于对先贤的仰慕缅怀，历世兴建的纪念物，由此先生住所众说纷纭，上京居最具典型。

　　  《还旧居》云：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

    来，恻怆多所悲。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

    履历旧故居，邻老罕复遗……

  　　这本来是一首触景怀旧之作，因为诗中“上京”二字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一说“上京”即京都，因为先生投耒学仕，先后六年效忠晋室，劳碌于京都之间，虽不居京但心中以京都为家。再有《答庞参军》诗中“大藩有命，作使上京”为佐证，同指京都。一说“上京”为“西荆”，因为先生任参军时随军一直驻于西荆等等。

　　  也有上京在南康之说。考其源，始自宋朱熹知南康军时。《栗里·跋》云：

        有唐鲁郡颜文忠公《栗里》诗，见陈令举

    《庐山记》而不得其全篇。虽然读之者，亦足

    以识二公之心，而著于君臣之义矣。栗里在

    今南康军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 相传

    是陶公醉眠处。予尝往游而悲之，为作归去

    来馆于其侧， 岁时劝相间一至焉。俯仰林

    泉，举酒属客，盖未尝不赋是诗也。地之主

    人零陵从事陈君正臣闻之， 若有慨然于中

    者，请大书刻石上，予既去郡，请盖坚，乃书

    遗之……。

  　　可见，朱熹当初作馆是怀念先生之“君臣之义”，题字也是难却他人盛情，所谓“醉石”也不过“相传”而已。

　　  不过，《朱子语录》则又是另一种陈述：

　　      庐山有渊明古迹处，曰上原，渊明集

    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磐石，石上有

    痕，云渊明醉卧其上，名渊明醉石。

　　  前后对照，同一个人叙述同一件事，前者是说相传渊明醉卧其上，而后者则说“石上有痕，云渊明醉卧其上”，晋宋相隔，天长地久，那石上之“痕”，还真的是陶公的酒渍睡痕！

　　  明英宗时修的《大明一统志》则叙述更加肯定，南康府星子县条下云：

        玉京山，在府西七里，晋陶潜诗：畴昔

    家玉京，即此。

　　  从宋朱熹说上京，盖以土人作荆为据，到明代方志篡改诗文，干脆把“畴昔家上京”篡改为畴昔家“玉京”。可见“上京之说”先是牵强附会，再是以讹传讹，最后改“上京”为“玉京”，以致以假乱真了。

　　  真可谓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不过切勿疏忽《陶征士诔》中说明先生与作者是“伊之好洽，接阎邻舍”，与庞参军也是“自尔邻曲，冬春再交”，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在寻阳城北讲礼时，先生致书说“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

　　  先生一再告诉世人，他们都是相去不寻常的邻居，既然是邻居，邻居住在寻阳，那么先生还会远距寻阳，隔山又隔水远到寻阳之外县去吗？

　　 

    三、古迹历历可考  遗存悠悠有据

　　  陶渊明，寻阳柴桑人。

　　  这一不辩驳的史实不仅早已铭记史册，而且先贤的古迹遗存在故里九江县也历历可考，悠悠有据。

  　　（一）陶公里居

　  　唐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年间谪居江州司马时，游庐山写了一首《访陶公旧宅》诗。诗序云：

　　      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

    有仿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 经柴桑，过

    栗里， 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诗云。

　　  从诗序中可以看出白司马访陶公旧宅是游庐山经过那里，不是专程而访，也就是说不会转弯抹角弯很多路程去访陶公旧宅，那么陶公旧宅应该是在江州治所与庐山之间。再读其诗：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

    菊，但余墟里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诗中点明桑柴和栗里两个古地名，虽然不能认定柴桑古村落就是指在柴桑故城一带的陶氏村庄，但起码可以认定栗里绝不是庐山南麓的那个栗里，而是庐山北麓的栗里。

　　  诗文中的栗里也印证了国史典籍中的记载。《南史·陶潜传》云：

　　      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

    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

    里要之。

　　  可知，诗中的“栗里”正是《南史》传中故人送酒相邀的“半道栗里”。有关位处庐山北麓的陶公栗里旧宅，宋代也有记载。南宋王象之撰的《舆地纪胜》卷三十江州德化县条下云：

　　      栗里原，旧隐基址犹存，有陶公醉石。

    然山南亦有之，二事重出，故两存之。

　　  据《庐山志·艺文》历代诗存载录，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包融《陶潜宅》（一说刘昚虚《浔阳陶氏别业》）云：

    　　  陶家习先隐，种柳长江边。朝夕浔阳

    郭，白衣来几年。霁云明孤岭，秋水澄寒天。

    物象自清旷。野情何绵联。萧萧邱中赏，明

    宰非徒然。愿守黍稷税，归耕东山田。

　　  诗文中的“东山田”与陶公《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戮力“东林隈”不期而合，环环入扣，加之诗文中的长江之滨，寻阳负郭，将陶潜宅方位落座均写得清清楚楚。

　　  历代贤客雅士，过往九江渊明故里想起先贤，总忘不了赋诗以咏，表达仰慕之情。《元史》编撰者宋濂，过楚城驿，触景生情，留下咏陶公诗一首：

官航晚泊浔阳郭，把酒长怀靖节贤。

折腰竟辞彭泽米，攒眉宁种远公莲。

归来松菊开三径，老去柴桑受一廛。

晋代衣冠谁避世，刘家社稷自书年。

虽云富贵非吾愿，已有清高独尔传。

千载令人吊遗迹，好山青立县门前。

　　  从唐天宝年间的“种柳长江边，朝夕浔阳郭”至明正统时的“官航晚泊浔阳郭，把酒长怀靖节贤”，足以明说，座落在长江之滨，浔阳负郭一带的陶渊明故居至少在明代或历历在目，或遗迹犹存。

　　  寻阳城故址已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在故城周延一带，鹤问湖、陶家湖、太和垅、牛岗嘴、王宏岗、檀道济垒等等，与陶渊明及其家族有关的古地名，或载于方志谱牒，或流传于百姓口碑。白鹤乡、鹤问塞、陶埠寨之类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命名的，有的还沿袭至今。

　　  近些年来，在寻阳故城周延地区相继出土了一批文物，据考证，除了有陶公所处的晋代前后的陶瓷作坊、陶窑遗址、古城宫殿遗迹外，在故城西玉免山、鹤问塞一带发现有大批古墓葬，有一晋墓为前后两室，砖纹有“晋梁州刺史使君”字样。还有的墓砖已标明“大兴四年”、“咸和元年”之类的纪年。推断墓葬应是在东晋元帝与成帝之间。《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咸和七年六月病笃，又上《逊位表》”，据此，墓主与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或是同年代的人。

　　  1983年1月，发现一宋代太平兴国年间的古墓，墓志记叙清晰。

　　      大宋国故寻阳陶府君十九郎墓志铭：

　　      府君姓陶，讳仁悊，即寻阳之盛族，五

    柳之明宗，始祖相承，本柴桑人也。居庐岳

    之西，甘泉乡侯溪社。曾门讳超，大门讳珠，

    父讳宪……于大宋太平兴国八年七月六日

    寝疾而终……享年四十有三……

　　  按墓志记载推算，墓主陶仁悊生活年代与白居易谪居江州时，仅相隔百余年。墓志载明“五柳之明宗”，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也说“族氏犹未迁”，传世的艺文，出土的墓志，竟又是如此因循相袭，不谋而合。

　　  甘泉口一些明清代墓碑记有“甘泉口上栗林”之类字样。1991年5月31日，在距陶府君十九郎墓不远的叫潘家山发现一明代古墓，墓志铭虽已残缺，但末段文字却较完整。墓志铭赫然有“栗里”记载：

　      　……嘉靖甲辰岁大饥， 极尽发廪， 平

    籴乡里， 赖以全活者万计， 熊氏阴德益厚

    矣。孺人以次年乙己正月二十四日终于正

    寝，享年五十。卜本年十二月十六日辰时，

    葬于栗里潘家山。是宜铭以垂永久。

　　  墓碑上的“栗里”潘家山，正好与唐白居易诗中的“栗里旧山川”，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栗里旧隐基犹存”相吻合。史料、诗文、墓志，三证合一，无不赫然世人昭示：陶渊明，寻阳柴桑人也。

  　　（二）靖节墓

　  　陶公在《挽歌诗》三首中云：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

    中，送我出远郊……

　  　在《杂诗》八首中又云：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

    之？南山有旧宅。

  　　在《自祭文》中云：

　　      岁惟丁卯， 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

    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

    之馆，永归于本宅……不封不树，日月遂过。

    匪贵前誉，孰重后歌！

  　　先生诗文中“远郊”，“南山旧宅”以及“永归于本宅”等，多处所指，皆为先生归宿长眠之地。

　　  因为先生生前“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殁后也是“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先生长眼安息之地究竟何处，也因此引起世人众说纷纭。

  　　通读陶集，不难发现先生非常崇拜并多次提及不食周栗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他在《拟古九首》诗中云：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

    近？张掖至幽州。饿食首阳薇，渴饮易水

    流……

　　  或者是先生一生追随夷齐，采薇高歌，死前也没忘记“托体”与首阳山仅一字之差的“山阿”，面阳山！即座落在九江县境内，古柴桑山麓叫面阳山的南坡。

  　　陶靖节先生墓志载：

　　      我祖生在东晋，讳潜乃字渊明，谥为靖

    节征士，五柳先生……五子俱皆贤士，支分

    派别演庆。惟佟世居星渚， 子孙衣冠鼎盛。

    公自彭泽解绶（组）， 富贵视若浮云， 安居

    柴桑栗里，松菊琴书寓情……宅下五柳虽

    旧，篱边三径犹新。于今芳型未艾， 历代典

    祀崇钦。佳城卜葬面阳，千载犹沐褒赠。原

    置薄产供祭，不期元末兵争， 祭田被军混占，

    坟茔亦隐其形。幸我嫡祖琼亨， 极力匍（葡）

    奏帝庭。正德八年断复，田地山场始定。叨

    蒙恩勅承祀，每岁春秋荐馨，延今四十七代，

    碑铭将朽欲更……

　　  这是面阳山陶渊明墓志文，内容可以说明：

　　  一、对面阳山陶公墓，“勒石建碑重兴”，由繁衍在星渚的裔孙发起、或参与；二、陶公安居柴桑栗里，佳城卜葬面阳，千载犹沐褒赠；三、陶公墓隐其形，祭田被占，主要由于“元末兵争”；四，明“正德八年断复，田地山场始定”，并非李梦阳仅凭一块“断碑”断案，而是琼亨嫡祖“葡奏帝庭”！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梦阳在《靖节公墓田屋祠基池洲记》云：

　　      陶渊明公墓，德化面阳山也，为九江卫

    军张祥辈据毁焉。山下有塘， 前荒地平而

    方，长二丈五尺，阔四尺， 瓦砾积焉， 疑树

    坊处也；渊明屋基， 山下东止石墙脚，西田

    墈，北去墓山下一十丈， 阔二十四丈，亦张

    祥辈据之， 其祠与洗墨池则在鹿子坂， 东

    止……

　　  《记》中还记述了“断复”陶公祀产的经过：

　　  　　  又水冲其碑跌出，始予按九江府也。教

　　  谕罗允中鸣其事，已使官勘之矣。正德八年

　　  再按府，则使府经历齐璋，千户赵中勘拘其。

　　  递年，里甲钟允康等，并老人、邻人、高年人，

　　  审勘一一得实，画图造册明白矣，又发知府

　　  李从正、指挥同知邵继宗令勘果实……而

　　  于渊明公故墓所崇土为表识……

　　  结合墓志，陶公祀业“断复”，李梦阳只不过是以按察副使身份督察而已，而参与断案的上至知府、同知，直接办案的有教谕、府经历、千户，基层协助办案还有里甲、老人以及邻人、年高人等，案子从受理、勘拘，领业最少历经三年，所谓“又水冲其碑跌出”，仅是其中一个物证而已。说明此案审而慎之，绝非仅凭一碑所为。也向世人告白，“陶公墓”为九江卫军张祥辈“据毁”焉，现存面阳山陶公墓是结案后，在“渊明公故墓”上“所崇土表识”，并非是李梦阳随心所欲指地所建。

　　  李梦阳《刻陶渊明集序》云：

    　　  初，渊明墓失也，越百余年无寻焉。予

    既得其山并田，遂迁诸窃据而葬者数十冢

    而封识之，然仍疑焉。及览夫渊明集，有

    《自祭文》曰“不封不树”，岂其时真不封不

    树，以启窃据而葬者耶？

　　  有人据《序》言，说面阳山陶墓连李梦阳自己也存疑。其实不然，《序》言更加说明李梦阳处事瞻前顾后甚为谨慎，因为《自祭文》曰“不封不树”，才“启窃据而葬者”，之所以要在“渊明公故墓”上“崇土”“封识”，是因为以“防窃据而葬焉”。

　  　（三）靖节祠

　　  明武宗正德八年“断复”陶公祀业，复建靖节祠则是在二十余年之后明世宗嘉靖年间。江西监察御史郑本立撰《九江府城靖节祠记》云：

　　      先生为浔阳柴桑人，今德化之楚城乡

    也。其地自清风岭直至桃花尖诸山皆是，当

    时总谓之柴桑云。《府志》云去楚城乡西南

    八十里，正德六年提学副使李梦阳得断碑，

    题曰“陶靖节先生故里”。乃始得其地于面

    阳山，表先生墓。嘉靖十三年，九江知府马

    纪又得先生祠址，于山麓请建祠，祀先生焉。

    其礼皆以春秋举行……

　  　同治《九江府志》亦云：

  　　    陶靖节祠一在府治东……一在楚城乡

    柴桑山下，去城九十里。中废惟遗旧碑，题

    曰：晋陶靖节先生故里。明嘉靖十二年巡按

    御史李循义檄知府马纪出帑赎锾百两建祠。

    每岁致祭二次，春祭祠，秋祭墓……国朝道

    光九年总督陶澍重修。

　　  李《记》和郑《记》以及《九江府志》仅载明在九江县境内靖节墓祠于明代修复的经过。《永乐大典》卷六千七百则有宋代四次修葺及增置祭田记录：

      　　靖节祠在楚城乡，即旧居，晋置，相传

    始于谢康乐。本朝自元丰至嘉熙间四加修

    葺。元丰六年，邑人潘希杰修；重和元年，帅

     漕命邑宰赵侃之修；乾道六年，尉罗长康

    帅里人修；嘉熙二年葛崇节修，再给田以共

　　  烝尝……

　　  道光九年两江总督陶澍重修靖节祠，他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又存留如下史实：

　　      ……祥，唐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

    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江州刺

    史，遇寇盗起，诏归京。留别手札一道，衣段

    巾冠等物，留题“五柳先生庙”皆有《祝辞》，

    此上即断简之中，所略载者。所有前之九

    行中云：唐乾符四年，远孙江州刺史祥祭

    拜有文，唐颜鲁公、白太傅、孙待郎、李中丞

    前后贤达经过悉留诗榜……

　　  虽然不可仅凭《永乐大典》的记载，就断定靖节祠为晋宋间谢灵运始建，但谢灵运为晋名将谢玄之孙，又袭爵位，陶公辞世时，他仍在秘书监位上，他钦佩陶公，为陶公建祠不是没有可能。

  　　从陶澍《考异》文中起码可以获悉，靖节祠在唐代就已经是崇拜者缅怀祭拜陶公之场所了。或者还能推定包括宋朱熹跋颜鲁公《栗里》诗在内，与白太傅、孔待常、李中丞均是先后贤达经过陶庙时题留之作！因为在唐颜鲁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未植亭建馆题字，颜鲁公《栗里》诗不可能题留那里！

　　  据考，自陶澍之后，光绪及民国年间，靖节祠也作了较大的修葺。其中一次，光绪翰林编修、学部副大臣刘廷琛还作《陶靖节先生祠堂记》。记云：

        ……栗里故为先生祠堂列代修治，春

    秋享祀不绝。年久敝坏，其裔孙某伐木而

    新立。余嘉其不忘先德，乐为之记其事，并

    揭先生志事之大者于碑，以诏来者。

　　  该《记》现珍存于陶渊明纪念馆内。

　　  考先生长子俨裔、次子俟裔、五子佟裔，清代年间分修或合修的《陶氏宗谱》，均附有靖节祠祭田祀产并州府县衙拨付祀款以及春秋祭祀开销记录。祀生管理祀产情况，德化、彭泽、星子等县议定《靖节公祭田议约》等等，也均录入谱牒。由此断定靖节祠是九江、彭泽、星子等县陶公裔孙祭拜先祖的共同场所。

　　  （四）陶渊明纪念馆

　　  陶渊明纪念馆，座落在九江县城沙河街渊明公园内，为江西省十大名人馆之一。《九江县志》古建筑陶靖节祠云：

        陶靖节祠又名陶渊明祠，位于沙河街

    东北隅蔡家洼，原祠座落面阳山靖节先生

    墓左前麓……1959年11月含于墓列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因故经国家和省

    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按原貌迁建于今址……

    据记载：

        陶渊明纪念馆1982年筹建，1985年

    7月30日值乡贤陶渊明诞辰1620年之

    际，正式揭馆开放。同时隆重举行了首届陶

    渊明学术讨论会。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周銮书、省文化厅长晏政、九江市长江

    国镇、九江县长张金林和北京大学教授王瑶、

    北京师院教授廖仲安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讲

    话。大会收到省内外有关学者贺电、贺信及

    省文博单位贺礼共30余件，收到陶学论

    文50余篇。

  　　经20余年的发展，陶渊明纪念馆馆区已建有靖节祠、墓、归来亭、碑廓、洗墨池等，占地面积40余亩，馆舍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馆内已开辟两大陈列室：陶渊明生平陈列，已展出先生生平业绩、活动路线，足迹图片，大事年表，历代不同版本《陶集》，中外专家学者陶学专著及书画名家咏诵珍品等；九江县历史文物陈列，展出本县自商周到明清期间历史文物精品。

　　  陶渊明纪念馆不仅成为陶公裔孙寻根祭祖的圣神之所，也是陶学研究的文化交流中心。

　　  （五）丹公、湛母墓

　　  前文己引述了《晋书·陶侃》、《晋书·陶侃母湛氏》、《晋书·周访》等传记中有关陶侃父丹公，母湛太夫人墓葬寻阳的记录。

　　  史家所述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记载了一个史实，陶渊明曾祖陶侃的父母葬于九江县。用陶侃临终前《逊位表》言：

        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

    方志也有关记载。《清一统志》云：

        陶侃母墓，在德化县西白鹤乡。相传陶

    侃葬母于此，有异人化鹤而去。今鹤问湖以

    此而名。

    清同治《九江府志》、《德化县志》均承载此说，云：

        陶侃母墓，在县西五十里白鹤乡太和

    垅。侃择地葬母遇人云：前有牛眠地可葬。

    言毕化鹤而去。侃行一里余，果见牛眠于

    此，遂此葬之。

  　　《陶氏宗谱》也有类似记载。谱云：

        丹公葬鹤问湖仙居乡兴良社，再东三

    里牛冈嘴，湛母所葬之处。

    后裔陶茂麟具《禁太尉侃墓门禁樵采状》亦云：

        ……远祖侃，晋代太尉，祖墓在鹤问湖

    西， ……年代深远，具见当府图经，自来敕

    禁采樵。有边侧人户，妄有砍伐，惊动冥冥，

    欲乞令公台选特赐禁治……

    清同治《德化县志》也收录了嘉庆年间一名叫谭昌槐的贡生的诗。《雪霁鹤问湖泛舟访陶墓》云：

断碣模糊雪半堆，牛眠长傍白云偎。

终年古墓无人问，乘兴扁舟共客来。

封鲊几曾盟白水，留客发尚委苍苔。

剧读往事怀贤母，一路渔歌带月回。

    可见，在嘉庆年间，鹤问湖畔的古称四大贤母之一湛母墓，虽然千年古墓无人问，但断碣残碑仍历历可见！

    史家之言，其权威性莫过于《宋书》、《晋书》、《南史》；一家之言，其准确性莫过于“情款”邻友颜延之；方家之言，最早莫过于梁太子萧统。集诸家之说，众口一词：

    陶渊明，寻阳柴桑人也！

 

    九江县，作为陶渊明之故里，历来以乡贤陶渊明而倍加骄傲，倍加自豪，也历来以为陶公不仅仅是九江县人民的骄傲，乃为九江市、江西省人民的骄傲，作为炎黄子孙，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先生的人品、文品以及和谐的“桃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

参考资料：

    ①《陶渊明始家宜丰资料集》吴卫华、凌诚沛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

    ②、③、④《陶渊明研究》九江师专编辑1985年7月版。

    ⑤《陶渊明年谱重考》（宜丰政府网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