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史修志一代宗师周应合

发布时间：2010 - 03 - 19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编撰地方史志大潮，各省市县志书陆续出版，大大地充实了志书宝库。距上届史志编修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市各县又一次挥起编撰新志如掾巨笔，又又一次掀起修志热潮，又一次显示“盛世修志”的大好光景。

地方志的发展，起源很早，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导源于人文地理的《禹贡》和地文地理的《山海经》，由地记、图经逐步发展而成。它记载一个地区有关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性资料，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地方志就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以前的有七千余种、十万余卷。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诚（1783—1801）不仅把方志看作是史，而且还确定了方志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宋代是我国方志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是数量的猛增，大大超过汉唐方志的总和，一方面是体例的完备，为后世方志的发展创制了楷模。《景定建康志》即为其中最享赞誉的一部地方志，《四库全书》称其“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辩，俱有典核”、“井井有法，志乘家皆宗之”。前人称其“仿司马迁《史记》之综合体裁，而分为图、表、志、传，后人修志，奉为圭臬”。

这部地方志的编撰者为武宁周应合。

周应合，字淳叟，原名弥垢，宋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考中进士廷见时，宋理宗赵昀赐名“应合”，出生于武宁县城郊区鹤溪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父周友贤为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进士，敷文阁学士，宋宁宗赵扩称其“立朝劲直敢言，然不为矫激沽名”，是一位耿直之士。祖父之兄弟友直、友仁、曾分别担任东宫侍讲、兵部尚书。周应合之父周汝翼为荆准宣抚使，称得上是显赫世家。

周应合考中进士后，做了江陵府的教授，因编撰《江陵志》被召入为实录院修撰。景定年间（约在公元1260年前后），调至江南东路安抚使司任职。时任建康知府、宝章阁学士、江东安抚使马光祖，主持修编《建康志》，慕周应合之文才，敦请其为总篡。

在此之前，建康已有两部志书，一为《建康志》，书成于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一为《建康续志》，书成于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前后相隔三十一年。周应合详览两志后，认为这两部志书记载尚不够完备，而且出现谬误，必须加以补充和修正。尤其是散漫无序，纲不兴则目不张，在编撰之前，首先提出“定凡例”，就是先要定好全志的框架，也即是如今所说的提纲，“先修留都宫城录，冠于书首，而健康地图、年表次之，十志又次之，十传又次之，传之后为后遗，图之后为地名辨。表之纬为四：曰时、曰地、曰人、曰事……凡图、表、志、传卷首各一序。”周应合提出的这种修志纲目，是他在主编《江陵志》之后的经验总结，是参考乾道、庆元两部《建康志》后新的构思。这种前所未有的编志纲目，一直延续至清代，现代方志的编撰，是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但大都未脱离此框架。

周应合新的编志观点，得到马光祖的支持：“前志散漫而无统，无地图以考疆城，无年表以考时世，古今人物不可泯者，行事之可为劝戒者，散文之可以发扬者，求之，皆阙如也。”“按君之凡例，定可补苴前志不足。”主修、主编意见取得一致，周应合按照纲目，对两部旧志，“略者详这，阙者补之，谬者正之”、“凡自古及今，有一事一物一诗一文，得于记闻，当入图经者，不以早晚，不以多寡，各随所得，以凭类聚考订增修。”他延续乾道、庆元两志所载而并非摒弃的写法，深为马光祖赏识。在编修过程中，周应合认为仅仅广采资料，类聚考证，仍难达到“事备”、“事核”，还需“详参订”。他采取的办法是：“每卷修成初稿，各以紫袋封传诸幕，悉求厘正，其未当者与未与尽者，务请批注行间，以凭删修。次稿再以紫袋传呈如初。俟定本纳呈钧览，仰求笔削，然后付之锓梓。”他的这种拟稿、审稿、定稿的严谨态度，很值得今之编志者借鉴。

在编撰《建康志》时，周应合以他的博学多才，引经据典，多方考核。为求一地方之准确无误，他不厌其烦，广为搜罗佐证，力求无误，以提高志书的质量。“如论丹阳之名，本出建业，论六朝扬州尝治建业，后始为广陵。一郡之名，皆极精核。”这说明周应合对待编志工作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

为区别于前两部《建康志》，因书成于宋景定年间，后世皆称之为《景定建康志》。全志五十卷，“首为留都四卷，次为图、表、志、传四十五卷，末为拾遗一卷。”刊刻之后，送呈御览，“玉音嘉焉”，但在社会上流传极少，仅为少数人收藏。经元、明、清三朝更替，志书毁于兵燹，濒于失传，至清康熙时，只留下残缺不全的一小部份。清代著名文人朱彝尊为修《明史》，多方收集参考资料，为找这部《景定建康志》访求三十年而未得，直到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九月，才在曹寅府里书架上发现这部志书。借回抄录，重新刊刻，并写了《景定建康志跋》，才又流传于世。现南京图书馆藏有这部编于七百多年前、重刊于三百年前的志书范本。

在此之前，周应合在任江陵府教授时曾编撰的、在当时极有影响的《江陵志》早已失传，无从考证其内容。

周应合在宋度宗时（公元1265年）被征为御史，他对当朝奸相贾似道把持朝政，大权独揽，欺上压下，专横跋扈，对军政大事均在西湖葛岭的私宅内裁决，并隐匿重大军情不报等行为，深为痛恨，他以忧国忧民之心，在未上任之前，上疏参了贾似道一本，历数贾昏庸误国的罪行：

“臣应合言：臣以菲才，上荷圣知，擢任重藩，报称无闻。复蒙殊眷，征以御史，命下之日，震悚无地。臣伏念人臣事君，知无不言，虽处嫌疑，罔敢隐蔽。臣所欲言，翼得忧阙，职幸能言，益思仰报。独立言官者，天子之耳目，辅相者，天子之股肱。股肱得其人而后耳后称其司，唯循位以进，在所溺职。即雍格不通，亦难尽言。臣未敢仓卒拜命，用是披沥以陈。窃见平章军国贾似道，身列宰辅，时当危急，陛下赐之第宅，待以殊恩，所以励其忠勤，非徒纵之逸豫。顾似道性本昏庸，情溺嗜欲，深居养安，日图宴乐。内而朝政废弛，漫不稽省；外而边事孔亟，匿不以闻。谏垣奏章，必关白而后行，似道得以姿其奸险。又排斥异已，李芾、徐经孙、陈着、谢枋得、王坚等皆贬逐不用，正人端士，关口夺气、望风引退，虽欲效一日这忠荩而不可得。臣窃惟今日事势，外寇猖獗，土地益蹙，正人臣痛哭流涕。似道不图报效，而怙权壅蔽若比，海内之人，谁不侧目，陛下神圣文武，岂肯庇之奸回。伏乞夺其职司，付诸吏议，以正典型，使天下知似道欺君负国之罪，今日无所逃遁，则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世被国恩，情词急遽，自知狂妄，甘伏斧钣，待罪阙下，无任恳切，谨疏以闻。”

忠言逆耳，昏庸的宋度宗怎能容忍弹劾宠臣之“狂妄之徒”，一怒之下，将周应合贬为饶州通判。贾似道并未就此罢休，不多久，又将周应合放到华州云台去做了一个有职无权、徒有虚衔的观察使。周应合经此挫折，深知奸臣当道，忠臣受屈，时不可为，就辞去这个空头官，回到武宁鹤溪。

回到家乡，周应合深居简出，不问政事，以教子诗书为乐，取名“洪岩处士”，人称“溪园先生”。直到恭帝时（公元1275年），贾似道势败被诛，周应合起用为直贤院学士。终因丧女忧郁成疾，未赴任去世著有《洪岩集》、《溪园集》等，惜已失传，他的生平和政治抱负等失去参考资料，仅留下参奏贾似道疏、叶处士墓志和《望江楼》诗一首：

“澄江如练正高秋，一笛吹奏上此楼，有客乘风来纵酒，长歌远送下滩舟。”

周应合生有四子一女，均以诗书见长，次子周天骥后官至元代左丞相，佩金虎符，进封为豫章郡公。幼年就读城郊北峰，因其七岁即能诗赋，应神童举，后人遂将此峰称神童山，相沿至今。其女出嫁与新太平州通判吴畴，殁于江州，归葬长乐山。1988年9月24日，德安县宝塔乡杨桥村因建设挖出一座古墓，开棺时女干尸行发齐全，牙齿未脱，局部肌肉富有弹性，出土文物五十余个。墓志记载是为周应合之女，殁于宋咸淳甲戌十年（公元1274年）四月，终年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