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春日》诗之“泗水”议

发布时间：2010 - 06 - 10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袁晓宏

 

朱熹在诗词创作上颇有建树。他推尊汉魏，鄙薄齐梁，主张穷理致用，反对浮华无实，以平淡自然为最根本的诗歌美学创作标准。他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词创作时，往往寓理于景，寄情于物，哲理深刻。朱熹一生吟诗很多，而在知南康军期间所创作和与南康军有关的诗词就有百余首，是朱熹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

在朱熹的诗词中有不少的好作品，有的甚至被列入中小学课本。比如有《春日》诗云：“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在诗中描绘了一幅愉悦的游春踏青春光图：泗水之滨，风光景物焕然一新，荡漾东风拂面而来，鲜花遍野，万紫千红，放眼望去，春光无限，心悦神愉。

然而，这“泗水”实指哪里？历来有些不同说法。1981年版《千家诗》注：“泗水，水名，在鲁地”。《辞海》说：“泗水，古河名，在山东省中部。源出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四源并发，故名。西流经泗水、曲阜、兖州，折南至济宁市东南鲁桥镇入运河。”论古泗水，其最长也只能是由黄河古道，经运河，流徐州东北至淮阴市西南注入淮河。广义上的泗水，包括秦置泗水郡、汉设泗水亭等，其区域均在淮河以北。小学语文教课书将“泗水”解释为：“河流名，在山东省中部，源于泗水县，流入淮河。”“胜日寻芳泗水滨”诗句则释为：“在风和日丽的一天，（诗人）到孔子曾经呆过的泗水流域去观赏风景。”然而，生活在南宋时期的朱熹怎么会到泗水之滨去观赏风景呢？首先，靖康之变后，金兵几次大举南进，宋王朝被迫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至绍兴十一年（金熙宗皇统元年）即公元1141年，宋金议和，南宋向金熙宗完颜亶称臣，并划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分而治之，时朱熹年仅十一岁。在此之前朱熹随父徙居在闽北、浙南一带，未曾进入淮河以北。其次，朱熹一生的活动范围仅于今福建、浙江及江西中北部、湖南东部、安徽南部等区域之内，其足迹北至浙江湖州；南至福建漳浦；东至浙江台州、福建金门岛；西至湖南湘潭、长沙地区。既然朱熹未到过淮河以北，也未到过山东泗水，可见“泗水”并非是指山东源东蒙山而流入南阳湖之泗水，或者说非淮河以北之古泗水。又，假设朱熹即使到过山东或泗水流域，对于极力主张南宋“复土宇”、“雪宗庙之仇”和祠诸葛怀中原、又刻张伯和诗于南康军治武观以寄“擒贼灭仇虏扫清中原”的朱熹来说，也绝对没有那“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忘忧极乐心情，否则他就不是朱熹。那么，朱熹何故又言：“胜日寻芳泗水滨”呢？有的言家认为：因为孔子曾经在山东泗水一带流域讲学传道、教授弟子，孔子逝世后也葬于泗水流域，所以，“泗水滨”是暗指孔门，指代孔子儒学；“寻芳”则是指探求圣人之道。泗水寻芳就是指到孔子那里去寻找真理。但是，此种解释，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似乎有点勉强。虽然诗词可理解为采用比兴手法，诗人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然而，朱熹的诗词创作风格往往是以实而言情志，见而感发，决无随意想象和空穴来风。也就是说，“无边光景”和“万紫千红”有其实景，“泗水”应该是有所实指。

既然诗中“泗水”不是指山东或淮河以北之泗水，那么其所指何处？从此诗的创作时间上看，在朱熹诸多的年谱、包括朱氏宗谱中均无记载。我们是否首先从诗中所表述的内容上进行推测：一是此诗应该是创作于春季，是漫山遍野万紫千红的时节；二是诗中景象可能是山旁港溪，且位置十分开阔，而又非平原大河；三是“泗水”应是地域水名，也可能是称谓相近的不出名的小溪流，因为古今地名的变化或民间俗称的理解不同，可能称谓音近而字不同；四是此时朱熹的心情十分愉悦，情绪非常高涨。其次从朱熹的平生活动上判断：一是春季曾生活居住之地可能性大；二是任职或滞留时间相对较长并有春天曾游之域可能性更大；三是在朱熹实现或即将实现其重大愿望、办成或即将办成泽惠后世之大事后写此诗可能性大。那么，朱熹他所办成的千古流芳之大事是什么？其平生最大愿望又是什么？首先是他希望南宋朝廷能强盛，中原能得以收复；其次则恐怕就是光阐儒风，以旌儒学。前者是朱熹的政治抱负，但实现无望；后者是其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则有可能，这也是朱子一生所不断追求孔门真理之愿望。

查朱熹行踪，他平生处于出仕、出游、闲居交替之中。由此分析，闲居时，朱熹因条件所约，不可能旌儒学、做大事，情绪也难以愉快极至。出游时，多在南康之庐山、潭州之衡山、建州之武夷云台、福州之石鼓及泉州等地。在福建等地出游又多半不在万紫千红的春季，加之在福建崇安等地有朱熹三大不幸和太多的痛苦记忆，所以，其心情难以畅快；游潭州南岳亦不在春季。而出仕，则有条件自主“寻芳”以旌儒学，实现其夙愿以至其心情十分愉快则可能性极大。朱熹出仕，一为祠官闲职类，二为地方实职类。朱熹一生奉祠一十二次：其先是三次监理南岳庙，均是南宋最低级的祠官，其任职间遇金兵再度南进、老师胡宪故去、宋金议和已决、朝中邪说横流、慈母祝氏辞世等，此间朱熹则是难以写出这样的春风拂面之快意诗句的；其两主台州崇道观时，先是吊梁克家、哭何镐、祭刘汝愚及汪应辰等好友，此间正怀“肯为春回作许愁”（朱熹《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韵》）之情绪，后是得罪王淮，此间亦难为之；其主武夷山冲佑观时，正值爱妻去世；其主西太乙宫时仅一月，时间亦不适季节；而任职华州云台观和嵩山崇福宫，因地处陕西、河南金朝统治区内而未能就任；其三任南京鸿庆宫，其地亦在河南商丘，则也是有职不能到位，加之后两任期间又遇长子丧和“庆元党禁”之害，故亦不可能有兴致写出此诗。再说，朱熹在为祠官期间，基本上是潜心著述和讲学。朱熹任实职主要在同安、南康、浙东、漳州、潭州、临安等地。任同安是四年三春，时朱熹年轻，官职卑微，虽有兴县学之举，但难以主大事、旌儒学，其展此抱负可能性不大。而出仕潭州、临安职时是在下半年；仕浙东、漳州虽各历一春，但在浙东，一是奏劾台州知事唐仲友不法，二是好友吕祖谦新丧，所以决无好心情；其出任漳州又遇长子朱塾刚丧不久，老来丧子，家失梁柱，也不可能道出“胜日”之句。

然而，朱熹任地方行政长官则在南康军的时间最长，跨越三个春季。他常与士友、陪上司郊游于庐山山南的泉石湖林之间。南康军郡城（今星子县城）以西的斜川旁有一溪流，其源于庐山五老峰，经凌霄岩西由罗汉岭旋绕玉京山南流入彭蠡湖之落星湾，陶渊明的上京故里在溪尾之西侧，白鹿洞书院亦在五老峰下溪源之东侧，此溪俗称流泗港。因流泗港太小，宽不过二、三十米，所以历无记载。只因为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星子知县唐冕在流泗港上建桥以通锦屏铺，始名该桥为德星桥。后来明正德年间修《南康府志》，将修桥功绩载入史册，撰志者按溪之俗称始改该桥为流澌桥，将“泗”记为“澌”，这可能与当地口音有关，“泗”与“澌”象“黄”与“王”读音相仿难辨。故，我认为《春日》应该是在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建成并释菜开讲前后所作。当时的南康军学，通过朱熹近一年的整顿已经步入正轨；白鹿洞书院业已修复，八方学子来集问学，宏图待展；白鹿洞书院求取藏书有望，万事就绪，只待敕额，此时朱熹自然情绪十分高涨。据相关史料记载，一是在此之前，朱熹陪张彦辅游白鹿洞、栖贤谷后，就有诗云：“胜日犹堪汗漫游”；二是在此时间内，朱熹曾陪同宗室叔父及士友来访者正畅游于流泗港、落星湾一带，并与之吟唱赋和。他从流泗港两岸漫山遍野群芳竞放和流泗港广阔的春天景致中，看到了儒学传承和德礼教化的“无边光景”，则以景抒志、喻以哲理，而留下此千古名篇是极有可能的。再者，古人素有“周礼尽在鲁圣，泽演在康也”之谓和“彭蠡万顷波，流作泗水声”之赞。故特提出《春日》诗中之“泗水”即庐山南麓流泗港为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