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柴桑吊丧辨误

发布时间：2010 - 09 - 29 编辑：杨丽萍 来源：寻庐人文网

 

 

作者：刘晓祥

 

　　有一出剧目叫《柴桑口》，又名《孔明吊孝》，取材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情节小异。剧情大意是说诸葛亮用计气死周瑜，又冒着被杀的可能前往柴桑口吊孝，精诚所至，感动了东吴将领和周瑜的亲属，前嫌冰释，重结孙刘之好，化险为夷，平安离去。因为九江市区在古代属柴桑县地(不是城址所在地)，一经小说，戏剧的渲染，有人便以为此事发生在九江，于是“三个成虎”，误信者颇多。但是，考诸正史，史无其事；查阅方志，不见记载;推其缘起，它是小说家和戏剧家们为了丰富故事情节，完善艺术形象而虚构的一段内容，没有史实根据。本文试作辨柝，以证其误。

　　一、三国故事流传简述

　　这则故事发生在东汉末献帝建安十五年(2lO年)，下距三国鼎立尚隔10年，彼时曹，刘、孙政治集团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归于三国史事。

　　灵帝光和七年(184年)暴发了大规模黄巾起义，震撼了东汉王朝，揭开了军伐混战序幕。从此争城掠地，战祸连结，城池残破，生灵涂炭，大批无辜民众死于战乱，人口锐减，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景象。在各个军事集团互相残杀二十多年后，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周瑜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备受后世赞誉。千余年来，诗人留下许多歌咏他们的诗篇。赞美诸葛亮的有“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杜甫诗句)；“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文天祥诗句)。颂扬周瑜的诗句有“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世破曹公”(李白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诗句)；“孙郎娇娇人中龙，顾盼叱咤生云风”(元好问诗句)，还有苏东坡的《念奴娇》：“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些名篇名句，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引人遐想，耐人回味。人们不仅讴歌他们的业绩，还修庙塑像奉祀纪念，如“执简焚香入庙门，武侯神像俨如存”(唐·武少仪诗句)；唐·胡曾有《题周瑜将军庙》诗，反映了唐代民间对他们的崇敬。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诸葛亮、周瑜都是时势造出的佼佼者，他们的政治谋略，军事才能，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请看正史是怎么描述他们的：

　　①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时年二十七岁，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瑜壮有姿貌。建安三年…瑜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分久必合，由大乱达到大治，人民企望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对历史上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口碑赞颂，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零碎的故事在转述中变得有头有尾，活灵活现，生硬的历史记载被加工的有血有肉，人们按照自己的愿望重新塑造出更精彩的故事，更完美的人物形象。于是历史人物“走样”，艺术形象则更加完美。

　　据史料记载，北宋已有艺人说“三国”故事。苏轼《东坡志林》载：“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京城开封有专设的“瓦肆”，供艺人献艺，其中专门“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颇有名气。(《东京梦华录·京瓦传艺》)。南宋有以“影戏”艺术形式表演三国故事，如高承《事物纪原·影戏》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那时三国故事即已深深根植在人民中间。

　　三国故事至元代又前进了一大步，出现了无名氏的《三国志评话》。元人发展了杂剧，“三国戏”也搬上了舞台。杂剧作家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无名氏的《赤壁鏖兵》、王仲文的《七星坛诸葛祭风》、《隔江斗智》、《周瑜谒鲁肃》、石君宝的《东吴小乔哭周瑜》等一批三国剧目，本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周瑜以舞台艺术形象展示在观众眼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随着杂剧三国故事的出现，人们不再满足零碎的故事趣味，需要有头有尾的“全本”故事，这时反映三国史事的小说应运而出。元末明初《三国志通俗演义》面世。全书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条回目，作者罗贯中，从而顺应了人们的需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明代多次刻印，目为“四大奇书”之一。故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园结义’，终于晋太康元年‘王溶计取石头城’，首尾凡九十七年(184——280年)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鲁讯，《中国小说史略》)是对该书所作的概括。

 

　　清初，吴县(今苏州)人毛宗岗将罗贯中所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改订为百二十回本，回目由七字单句改成七字或八字对偶双句，改书名简称为《三国演义》，还将明代状元杨慎作的一首《临江仙》词放在卷首，同时修订文辞，增删内容，并于每回加上批、评，也是后来最流行的本子。无论是“罗本”还是“毛本”，都是小说而不是正史，它的内容，“则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章学诚：《丙辰札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戏剧出现繁荣局面。乾隆末，南方徽班先后进京，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和京剧形成，以《三国演义》为题材的剧目一一《柴桑口》就是那时出现的。

　　从以上的发展变化看，它源于正史《三国志评话》——《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三国戏剧《柴桑口》。

　　二、小说、戏剧不是历史

　　小说、戏剧不是历史，它与正史截然不同，二者同源殊途，不能混为一谈。正史，是指历代官修史书，即现在所说的“二十四史”。虽然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偏见，正史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多所诽谤，但就其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活动的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是后世治史者赖以利用的重要典籍，舍此便无所凭借。“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作者陈寿，他和他的父亲都在蜀国做官，随后主刘禅降魏，任晋平令，著作郎，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史学家。诸葛亮、周瑜立有专传，在柴桑的活动并未遗漏，惟独没有“吊孝”的只字片语。且看正史记述二人在柴桑的活动。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被曹操打败，退守夏口(今武汉市)。诸葛亮向刘备提出“联孙抗曹”的战略决策，请命到柴桑见孙权。“先主至於夏口，亮日：‘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日：……”(见《诸葛亮传》)。本传记载，仅此一次。

　　柴桑县属豫章郡(今南昌市)，是孙权的势力范围，又是讨伐黄祖的军事前沿，周瑜是领兵将领，活动于柴桑境域自是情理中的事。但见于记载只有两次。一次是“建安十一年，督孙瑜等讨麻、保二屯，枭其渠帅、囚浮万余口，还备宫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将邓龙将兵数千人入柴桑，瑜追讨击，生虏龙送吴。”宫亭湖就是现在的鄱阳湖，即湖口至都昌老爷庙一段。当时周瑜驻军湖畔警备，因之发现邓龙侵入柴桑，便率部追击而生俘了邓龙。另一次是建安十三年，孙权屯兵柴桑，观望成败，对诸葛亮提出“联刘抗曹”的战略决策举棋不定，“时周瑜受使至鄱刚，(鲁)肃劝追召瑜还”(《鲁肃传》)周瑜是主战派，即向孙权提出“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后来“权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周瑜传》)。正史所载，仅此而已。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不等于历史。它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其虚构情节多处可见，此不赘述。这里仅举小说里的周瑜与正史相悖的几个例子，以证其讹。

　　①、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总指挥是刘备，周瑜奉孙权之命带三万水军参战，充其量只是水军指挥官。而《三国演义》却将整个战役的胜利功劳归周瑜，对此，前人早有考证和非议。

　　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庄岳委谈下》评述赤壁之战说：“赤壁破曹，玄德功最大。

　　考《昭烈传》：‘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操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鲁肃。(传)俱言与备并力，陈寿书《诸葛传》后亦言权遣兵二万助备，备得用与曹公交战，大破其军，则当日战功可见。今率归重周瑜，与陈寿《志》不甚合。”

　　②、周瑜临死“仰天长叹日：‘既生瑜，何生亮!’连flLI数而亡。”塑造一个气量狭窄，嫉才妒能，至死不悟，饮恨终生的艺述形象。确是“点晴”之笔。周瑜果真是这样吗?前人早有否定。“‘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  (清·王应奎《柳南续笔，生瑜生亮》)提醒人们要尊重史实，不要误信小说家言，以免留下笑柄。

　　③、对“柴桑”的诠注定位大误。如第三十九回说孙权在消灭黄祖之后‘‘权自领兵守柴桑郡”，下有小字注云“即今之江州也”。这两句话都有错。一、柴桑只是县名，从未称作“郡”：二、元代的江州不是柴桑县旧城，而是隋朝才从柴桑城迁过来的，当时叫九江郡，柴桑城故址在元代江州城西南，即今市区西南郊七里湖滩。更有甚者，清代毛宗岗批改《三国》时又将“罗本”的“柴桑郡”改为“柴桑口”。如五十七回原目作“诸葛亮大哭周瑜”改成“柴桑口卧龙吊丧”。表明作者对柴桑的沿革不甚清楚，为了创作需要而随意曲解。

　　戏剧源于小说。《三国演义》问世，给戏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演员的精湛表演，其艺术效应远比评话、讲史的感染力要生动得多，不识字的人也看得懂。清代中叶戏剧事业发展很快，《柴桑口》剧目便是嘉、道年间出现的。由于剧种的不同，演员技艺的高低，加之是群体合作，集体发挥，况且舞台是超时空的，方丈之内，表演各种复杂的场面，其唱、做、念、打必须跟剧情合拍，显然有许多局限性。所以演员为了丰富剧情而不惜添加趣味性内容以取悦观众，亦无可非议。这样一来，无论是戏剧作家的创作或表演艺术家即兴表演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节来增强其艺术魅力，这就是“孔明吊丧”故事的由来。表明戏剧不是历史还是如下数端。

　　A、剧目拟定的随意性。有一出剧目叫作《讨荆州》，又名《三气周瑜》、《丧巴丘》，剧情只是一件、剧目到有六个，外行人看了不知所云。《柴桑121》是这出戏的后半本，从前海报上演出剧目《三气周瑜》还得写上“接演柴桑口”，表明这出剧是有头有尾的。

　　B、剧情改动的随意性。以《柴桑口》为例，剧情中有周瑜儿子追杀孔明中途被张飞吓退一节。前几年“三国”电视片播出时又改成周瑜的儿子周胤在灵堂内几次三番拔剑欲杀孔明，终被孔明的哀婉哭诉所感动而收剑谢罪，言归于好。这个情节不但正史所无，也不见于小说。

　　C、“角色”配置的随意性。戏剧里的人物由演员扮演称为“角色”。以京剧而论，有生、旦、净、丑等“行当”；生行又分须生、红生、武生、小生。从《群英会》里的角色配置看，扮演诸葛亮的是须生、挂“黑三”髯口，是外貌飘逸的老者。周瑜由小生行当中的“翎子生”扮演，为英俊少年。舞台出现一老一少，俨然若两代人。其实他们的年岁正相反。《群英会》剧情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周瑜时年三十四岁，诸葛亮才只二十八岁。周瑜是建安十五年死的，终年三十六岁。二人的年龄正史、小说记载一致，惟独戏剧却颠倒过来。

　　D、人物扮相的随意性。《三国志》、《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周瑜的仪表、风采基本一致，他们的年貌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且看小说是怎么描写的。周瑜“面如美玉，唇若点珠，姿质风流，仪容秀丽，胸藏伟地经天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诸葛亮“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两人相貌一作“面如美玉”，一作“面如冠玉”，可见都是白面郎君，而舞台上的孔明却是老者。在三国戏中，诸葛亮是个主要艺术人物，除《招亲》一出戏系由小生扮演外，自二十七岁《三顾茅庐》出山至《七星灯》“归天”时止，终其一生都是由须生(老生)扮演。大悖于史实，亦悖于小说。

　　历史上的诸葛亮，周瑜都被歪曲了。诸葛亮本来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小说把他写成“神”，在舞台上又成了“妖道”，以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妖”(鲁迅语)。同样，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位政治上远见卓识，军事上有勇有谋的将材，小说、戏剧歪曲成心胸狭窄，妒贤嫉能，面似和善，心藏杀机的阴险角色。

　　三、周瑜病死巴丘、治丧不在柴桑

　　周瑜死亡十分突然，丧葬情况本传记述很详，没有“柴桑吊丧”的片言只字。当时他“为偏将军(五品)领南郡太守(地区级)。……屯据江陵”，正踌躇满志，励兵秣马，欲夺取西』Ji。在赴京向孙权建议并获准后返“还江陵为治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丧当还吴，又迎至芜湖，众事废度，一为供给。”(《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周瑜传还记载“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省级)，治公安。”史料告诉我们①周瑜在回江陵途中病死于巴丘。巴丘就今湖南岳阳市。②周瑜灵柩直运吴中，孙权亲到芜湖迎灵，中途没有停靠柴桑。③周瑜据江陵，刘备治公安，两地都在江边，一在江北，一在江南，相距百余里。(今属湖北省)④刘备是荆州牧，名义还是周瑜的顶头上司。依据上述史料推断，周瑜死后设祭地点或在卒地巴丘、或移至据地江陵，这样才便于他的部将及客军(刘备军)悼唁。怎么会移柩到距巴丘千里之外的柴桑?况且柴桑既不是周瑜的驻地，也不是故里，又不是封地，而且在“丧当还吴”的中途停下来设祭，有这个必要吗?当时孙刘两家关系和好，东吴丧亡大将，刘备不会麻木到连丧仪都不懂的地步。

　　历史上没有“吊丧”这回事，但确有“送丧’’的记载，不是卧龙先生，而是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三国志·蜀书·庞统传》云：“(周)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庞

统送丧讹作诸葛吊丧，只不过是小说戏剧编造的，可笑九江还有些人信以为真哩!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是两部不同性质书，前者是正史，后者是小说，虽然都记述三国时代的史事，而两者各有所长，但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我们把《三国演义》当作历史来读，当然会闹出笑话。

　　由于小说、戏剧艺术的感染，民间对孔明、周瑜这两个历史人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的了。俗谚“看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便是艺术感染力的写照。邓柘：《燕山夜话．三种诸葛亮》说的好：“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描写的诸葛亮，乃是一种面目，这可算是历史家笔下的诸葛亮吧。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又是一种面目，这可以算是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而在现时仍然流行于京剧舞台上的《借东风》等剧目中，诸葛的面目又是一种样子，这只能算是舞台上的诸葛亮。”同一人物有三种不同的面目，是小说、戏剧“各取所需”的结果。所以说《三国演义》和“三国戏”并没有错，是读者、观众错把小说、戏剧(原载《九江古今纵横》、有删节。此次结集，不愿割爱，仍按底稿发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