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九江人物志稿》的舛误

发布时间：2011 - 01 - 18 编辑：杨丽萍 来源：寻庐人文网

老 石  （浔阳区）

 

 

　　前些日子，在朋友家中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九江人物志稿》，这书很稀罕。书架旁贴着一条提示：“架上藏书，恕不外借。”朋友爱书近乎吝啬，这我能理解，因此很知趣的没有提出借阅的要求。但在其家翻翻看看，这是允许的。于是随意翻阅了一下，看看目录，再浏览一下书中的篇章，看到该书收录的是九江籍或与九江有关的历代人物小传。这书很好，地域气息很浓，作为九江人读这书，很有一种亲切感；尤其是看到那么多九江人或与九江有关的名人排列在各类篇章中，很容易激起九江人的一种自豪感。这部书对宏扬地域文化，张显地域名气，都很有助益。

　　我真的好喜欢这本书，于是有空就到朋友家里遛遛，翻翻这本书。小读一些时日，觉得该书也有一些让人怀憾之处。书中颇多舛误，显出编纂上的一些粗糙。比如：错别字较多；年号的错标错用不乏其见；有的史事记录欠准欠实等等。这些有的可能是勘误，有的恐怕就不是“勘误”所能遮掩的了。例如该书“徐盛”传中写到：“至魏明帝三年（229年）孙权在建业称帝。”（见P247）这就是勘误无法为之代过的错误表述。这个简短的表述有三个错误：①“魏明帝三年”，作为志书，这个提法就很欠专业。自汉武帝使用年号后，史上记时述事，必须使用年号。此处标准提法应为“魏明帝太和三年”。②孙权称帝前，吴国境内已公行自己的年号“黄武”。严格地说，述吴国事应使用吴的年号，而不应使用魏的年号。如果述魏将而事涉吴主，用魏帝年号纪年，倒也站得住脚。但徐盛为吴将，孙权乃吴主，此乃标准吴事，则应使用吴的年号。③孙权称帝时，不是在建业，而是在武昌。是称帝半年后才由武昌迁都建业。在《三国志·吴主传》中有两则记载。一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由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来到鄂州，并在此处建都，改名为武昌。划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所辖。二是吴大帝黄龙元年（229年）四月丙申日，孙权在武昌南郊设坛即皇帝位，于当天改年号为黄龙，并行大赦；以长子孙登为皇太子。九月，孙权迁都建业（南京），武昌故府宫室全都保留，太子仍留守武昌，派大将军陆逊主持武昌军政事务并辅佐太子。陈寿在这里述吴国事使用的就是吴的年号。吴自222年行“黄武”年号，至229年，本为黄武八年。但这年四月丙申日孙权行登基大典，于这天改元“黄龙”。史家为述事便，遂把这年事（含四月丙申前事）统述为“黄龙元年”。而在第一则记事时（221年），吴尚无年号，便用魏的年号“黄初”述事。这正是史家的严谨。这是我依据《三国志》所载的史实，针对“至魏明帝三年（229年）孙权于建业称帝”语的一点述见。

　　至于书中其他的讹误亦颇多见。如把宋代的熙宁年写成宁熙年（P143），把南宋建炎三年标成1125年（P260，实为1129年），绍兴元年标成131年（P261，实为1131年）。把明代洪武四年标成1731年（P302，实为1371年）。李盛铎谭家畈人写成谭家田人（P176），言李盛 铎于1900年结束驻日公使之任回国（P177），事实李是1901年才结束驻日公使之任。介绍吴克昌时说：“于光绪三十二年（18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堂。”（P181），光绪三十二年是1906年，当时北京大学称京师大学堂而非北京大学堂。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让我最感遗憾的一件事是该书未收录吕蒙。这到底是疏漏还是出于某种偏见而故意不收录，这就不得而知。吕蒙曾任寻阳令数年。书中许多人物（尤其是“地方名宦”篇中的许多历史人物）与九江的关系尚不如吕蒙那么密切，加上已编入书中的许多历史人物亦不如吕蒙在历史上的名气那么大。就拿已被收入该书中的徐盛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及吕蒙。徐盛也是三国时东吴战将，他与九江的一点关联是，在东汉建安八年（203年），孙权让他统领500士兵守在柴桑（今九江县），防止当时占据夏口（今汉口）的黄祖东侵。黄祖果然派他的儿子黄射领2000兵丁前来侵扰，徐盛仅率数百人将其击溃，从此再也不敢前来侵扰。为此孙权嘉奖徐盛，升他为校尉，派为芜湖令。徐盛无论是名气、业绩、造诣以及与九江关系的密切度，都不能与吕蒙同日而语。我不知道《九江人物志稿》在人物选编上设有什么标准，但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着眼或按哪个标准来衡量，吕蒙都有理由应该编入该书之中。且关于吕蒙的许多故事及涉及三国时许多重大事件，均发生在吕蒙为寻阳令之时。（顺注，名将黄盖，名相诸葛恪<诸葛谨之子，诸葛亮之侄>，名臣陆抗<陆逊之子，陆机陆云之父>，都曾为寻阳令，但他们在寻阳的故事没有吕蒙的多。）吕蒙在寻阳是非常值得一书的。

我爱《九江人物志稿》，当发现书中一些舛误，甚为抱憾。编纂者是费了很多心血的，我思之再三，草成此文，绝无“掇拾其后”的鄙陋之心。想那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撰《二十二史考异》时，也曾顾虑重重，生怕别人说他“讥取”古人。他面对的是司马迁、班固、范晔、薛居正、欧阳修等巨匠大家，当时他也是思之再三，认为“考据纠谬，非讥古人，实爱古人”。遂终下决心，撰著《考异》；他剖白自己的心理说到：“余之爱惜古人之心，可与天下共白！”苏东坡亦曾说过：“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想到古代先贤的这些说法和作法，我才有勇气草成此文，文中所言只是个人读书的一点体会，所述各见亦未必真确，供参考，可商榷，浅陋之处更是有赖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