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一方：倚着码头读九江—— 九江地域文化的一种视角和思考

发布时间：2009 - 02 - 24 编辑：有话好好说 来源：寻庐人文网

    沈明明

    在走近并真正“阅读”九江之前，还是先说说文化。

        准确地说，文化，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的概念，是人类适应和改变自然的一切成果总称。 “自然”，是指未曾“人化”或者未经劳动加工的事物本来状态，汉语等语言里，可以解释为“本性”、“本来面目”、“自然而然”、“素朴”等等相关意思，英语里的NATURE，含义与此十分接近。改变这一“本来面目”，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正因为此，英语里的CULTURE（文化），原本的意思就是开垦，耕种，是人类劳动主动作用和改变自然的过程。汉语里，文化，也是指人类对“自然”进行人文开化、人为改变的意思。可以说，承载文化成果的载体，既有人们的身外之物，更重要的是，还有人类自身。

        了解文化的作用，首先必须从文化本身的内在结构开始。因为，所谓的“作用”，或者说“功能”，只是结果和外在表现，而内在决定性的因素或原因，是事物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比如说，所谓“消化”功能，其实只是肠胃本身“结构”决定的结果。文化的结构，可以通过鸡蛋的结构得到类比和联想。鸡蛋，由内而外可以分为蛋黄、蛋白和蛋壳；文化的结构也可以由内而外地分为心理层面、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三者当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但是却又互有千秋，各司其职。总体上说，越是表层变化越快，如器物层面的文化；越是深层，变化越慢，如心理层面文化；而制度层面文化则介乎两者之间。

        器物层面文化，是指服务于人类生存的一切物质形态的劳动成果，如衣食住行等等生活必需品。制度层面文化，主要是指由于人类创造活动而业已建立的相关社会规范和制度的总和，比如说，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等等。而心理层面文化是整个文化的核心，是特定社会群体在共同生活中凝结或积淀成的心理“共识”和价值信念，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习惯风尚，逻辑判断，宗教崇拜，人格理想，审美理想，社会理想等等精神“成果”。毋庸置疑，文化的深层决定了文化的表层，表层尽管变化迅速，但是，就像风筝无论飞得多高，最终还是脱离不了牵引它的绳索和操控它的“手”；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看，越是深层的文化，影响也将越深刻和深远。

        就传统中国文化而言，器物文化一直没有跳出农耕经济的限制和约束，因此，总体是徘徊于低水平、低效率和低消费的状态。这一状态，为其制度文化的长期稳定和自我加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与传统西方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制度格局相比，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独立的体制，造成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分久必合”的必然趋势和中国人企求长治久安天下大同的独有心态。这一特定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塑造了中国人和中国心理文化，其具体表现为重义轻利、勤劳节制的道德人格；守雌示弱、能屈能伸的人生韬略；恪守传统、祖宗崇拜的价值取向；层级鲜明、安分守己的人际关系；随遇而安、深沉内敛的生存方式；知行统一、崇尚经验的思维方法；模棱两可、言外有意的语言天赋；安居乐业、均分财富的社会理想。

        九江文化，自然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在总体精神上与之一致，并不孤悬于外。不过，将九江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提出来，显然不是为了寻找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恰好是为了揭示这一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为此，必须提出并回答下列问题：九江，有没有自己的文化个性？最鲜明的个性是什么？什么生成了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个性对于九江的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应当说，与内陆及中原农耕文化相比，九江地域文化的特征和个性是鲜明的。两个方面的特殊原因造就了九江和九江文化。一是地理原因，二是历史原因，而两者又因为一个共同的结合点而水乳交融孕育了九江，这一“结合点”可以形象地称为“码头”。

        所谓“地理原因”，当然首推九江所位处的地理位置，它是中国最大水系的枢纽和关节点。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在这里流入中国最大江河长江，形成了贯通东西、联通南北的水路交通体系。向北直指汉江可望长安，西达成都平原连接巴蜀大地，汇入鄱阳湖的最大水系赣江及其上游的章贡两江，更是联通岭南粤闽的必经走廊。九江境内，随处可见渔舟唱晚，百舸争流，江河蜿蜒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处处鱼肥稻香，一派江南风光。“九江”，名副其实，人们可以轻松地从其地名含义中品味出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人们还可能惊奇地发现，北纬30°，被誉为地球上神奇的“黄金纬线”，悄然从九江大地划过。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一切，不仅为人类农业文明，而且也为商业文明的诞生和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天然生长点。

        所谓“历史原因”，当然应当“归功于”人类活动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结果。九江，自秦设郡，汉始筑城，三国陈军，南朝杂居，唐宋为市，明清名城，“帝国”口岸，民国“夏都”……这里汇聚了传统到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几乎多数典型的文明要素，包括生活方式、道德风俗、宗教信仰，甚至思维习惯、价值信念以及人格理想，这一切，的确为中国内陆地区所十分罕见。这一“罕见”，缘于“码头”。优越的地理和悠长的历史，因为“码头”而相互激荡，相互推进，相互融和而相得益彰。

        码头，本是停泊船只转运人货的水陆连接点。但是，从文化的意义上看，这仅仅是表面，因为，码头，这一农业文明背景下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其更为深远的意义价值是，它引发了交往、流通、交换、信息、聚居和竞争。而这一切要素，恰好是传统农业文明的盲区和软肋。与多数中国城市相比，由于码头的兴起和繁荣，九江显得更加“另类”，因为它是属于那为数不多的因“市”而“城”的“城市”。透过其跌宕起伏水火交融荣辱叠加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由于码头这一枢纽和支点，而辐射和衍生出中国中部的商贸、物流和经济中心，使之成为群雄争锋的军事斗争灼热焦点，成为逐鹿中原进行政治较量的令人瞩目舞台，成为书院、诗词、国学、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等文化交流活跃场所，成为连通中西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成为链接不同文明要素的文化“加工区”。

        从文化上说，九江的器物层面文化，异常活跃而富有张力。在静穆田园、靠天吃饭、漫长的生产周期以及重复的原始生产率的“大中国”文化映衬下，更彰显出这里交易的活跃，市场的繁荣，效率的迅捷，利益的鲜明。甚至，传统的“读书”，所谓“耕读传家”，那般高雅而不失娱乐的态度，也获得了学以致用的功利性和目的性。上个世纪初，一批又一批的九江学子不远万里，涉洋求学，便是证明。无疑，频繁的交往，流畅的信息，为九江人的生活增添了引领潮流，带动“流行”和新颖醒目的靓丽色彩。与内陆其他地区相比，九江地域的制度文化，也率先走向“近代化”。通商口岸、设置租界、开办洋务、国立西学、新办工业、新文化运动等等，或主动或被动地催生着九江较早地从封建体制中破茧脱胎。近代的九江，其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成分多样，中西并存，远远复杂于周边其他地区。

        由于“码头”以及由其引起的商贸中心等原因，从文化的心理层面上看，在内陆文化中，九江可谓鲜明而独到。这一载体具体地表现为“九江人”及其特殊的精神品质。

        与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信念相比，九江人并不拘泥于义利之争，没有将义利视作水火不容的对立面，而确信义利不仅可以兼顾，而且应当兼顾，合法的利益与君子般的操守可以兼得，可以并驾齐驱。这一情形可以通过九江人商、农并重的经济模式得到印证，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重农拟商的传统具有明显的分别。

        与恋土情深迷醉历史的传统思维方式相比，九江人则现实得多，显现为能更加开放地面对现实，面向未来。“九江人”，本身便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因商而聚、因市而居。码头、市场、商业，是其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现实利益和直接功利构成其主要的精神驱力。同时，九江语言发音以北方方言为主体，夹杂着吴越、徽州、江淮、川蜀、湘赣等地方言成分。这一语言方式本身就是开放整合的结果。语言是思维的基本工具，也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它能从特定程度上体现人的思维逻辑和思想特征。

        与安雌守弱明哲保身的生存韬略相比，九江人敢于引领潮流、带动流行，行走于江湖之间，敢为天下先。争强好胜、不愿服输，正是这一心理的外在表现。码头和市场，既是物流、人流的枢纽和中心，也是信息、思想汇集的中心和集散地，同时，还是利益竞争、效率比拼的舞台。商场如战场，物竞天择，不进则退。

       与内敛自闭沉默少语的传统人格行为方式相比，九江人伶牙俐齿，外向自信，善于交际，乐于交往，既“敏于行”也敏于言。近代的九江，之所以能诞生一大批的外交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原因之一便与九江地域心理文化相关。

        与安分守己、但求平安、耕读传家的传统精神追求相比，九江人并不“安分”，而乐于进取，勤于思考，善于谋划，精明细致，不甘平庸。流传很久的一句俗话，说得倒有几分形象，“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不敌一个九江佬”。意思是，“湖北佬”的敢作敢为，闻名遐迩，但就精明善算而言，却难胜“九江佬”。许多历史文献里，提到九江（江州、柴桑等）人时，难免都有类似的描述。

        总体来说，传统九江文化，不仅在制度层面更接近商业文明，而且在心理层面上，也在大中华文化基础上，糅合了许多异质文化元素，特别是商业文化元素。

        历史创造了现实，现实即是历史的“实现”。

        当今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九江经济和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当然，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和成果。“码头”文化，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九江地域文化，在九江现代化建设中，作用是多面而复杂的，既有积极的推动和催生作用，也有被动甚至消极的桎梏和限制性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九江心理文化的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开放意识和交往意识较为强烈。“码头”，是开放的口岸和窗口，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是外来的、新颖的思想和事物的登陆首站。这一特殊的优越位置，造就了“码头人”。见怪不怪，思想开放，顺应潮流，是码头文化心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九江人的开放意识和交往意识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张扬。正是基于这一“先天优势”，九江人明确了自己的历史定位，不断为自己描绘开放前景，提出在中国中部“率先崛起”，建设美丽富裕和谐强盛的社会主义新九江，建设中国最优秀的旅游城市，实施“四个打造”。这种激流争先，率先挺进的意识和精神，与传统九江文化心理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其逻辑延伸和发扬光大。

        其次，价值、效率、时间、成本等市场意识较为强烈。“码头”，作为交通枢纽和集散地，孕育了市场和商业，也衍生了市场意识和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相比，利益，尤其是市场利益，成为“码头”文化的物质支点。无疑，现代化建设，最直接的衡量尺度，就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丰富程度。而创造财富的内驱力，正是人们的利益意识和市场意识。“商人重利轻别离”，这句出自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琵琶行》的诗文，也可算是九江人市场意识的某种写照。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时间”经济，“成本”经济，懂得筹划，善于“算账”，方能领航于商海，驰骋于市场。于此看来，九江人算是得天独厚。

        再次，开拓、创新意识较为强烈。九江人，可谓“拓荒”的子孙。九江历史上的几度由衰而兴，本是一代又一代九江人白手起家拓荒创业的结果。由一些零散的渔港或军事训练基地，成长为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不能不算是一种开拓。近代以来，九江人“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事件不胜枚举。现代化建设，又是一种精神刷新，需要思想解放和解放的思想，换句话说，需要突破精神的桎梏，需要开拓和创新，光大和发扬传统的拓荒精神，是九江人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捷径。

        最后，共处和合作意识较为强烈。“码头”，是多方力量共处和合作的结果；合作，也是码头得以存在和繁荣的理由和根据。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相比，现代化建设，对人际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有人说，现代化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合作的成功。传统的“合作”，大多是因为血缘、亲缘和地缘，而现代化的“合作”，更多的是因为“业缘”和“职缘”等等非“自然”的关系。九江，具有悠长的类似于“业缘”和“职缘”的合作共处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激发人们的合作精神，引导人们走合作双赢的道路，九江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凡事有利即有弊，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九江地域这一文化心理的作用也是明显的。

        首先，务实精神明显不足。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物产丰富。相对来说，这里的人们只需支出较少的劳动，便可以丰衣足食。获利的轻松，养成的是人的惰性。加之“码头”的无可取代的天然优势，流通环节出现了较大的利益空间，九江人几乎可以在一定区域内“垄断”这一利益空间。其所造成的结果是九江人精明、会做生意，然而吃苦耐劳、勤务务实精神不够。

        其次，短期意识明显。“码头”引起的交往，尽管频繁，但并不是出于“情谊”，而是利益；交往对象一般来说，是随机的、不稳定的、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这一特定的交往方式和贸易方式，催生了人们的短期和投机心理，所谓“雁过拔毛，人过扒皮”，指的就是这种心理。

        最后，自满意识明显，冒险和拼搏精神不足。贫瘠造就忧患意识，自负则生不测危机。小富即安，既是小农意识，也是商贩意识。拥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最能消磨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码头”经济便是明证。优越的地理，辉煌的历史，稳定的收入，也是九江人一大精神包袱。

        面对任重道远的现代化建设，九江人如何光大地域文化，如何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要靠九江人自己动手去做的一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