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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庐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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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东林文化探析
庐山东林文化探析 老 石
以庐山东林为题材而写文章的人太多了。鉴于此,本不应再写此文。焦裕禄曾说过一句铭言,“啃别人啃过的馍馍没有味道。”他说的是在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要别出新径,不要怕艰苦。写文章也是情同此理,大家都写的,你再写,那是炒剩饭,当然没味道。为文的要点之一是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哪怕写得欠佳,但追求的是个新鲜。话虽这么说,好像又不能绝对,哪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可写呢!大师章太炎先生说过,“历史上的材料那么多,前人已经有了的,就不要再写,除非你有新发见。”这个“除非”用得好,为小墨客创造了辽阔的空间。所以有时想写一点文章又怕别人道论时,想起章师这话,好像又有了一点胆气。近读佛典材料,有一些感想,当然不是“新发见”,产生了“换个角度”写东林的想法,所用史料似乎是别人还没有或很少使用,好像也是较为稀鲜的,遂以此对庐山东林试作文化解读。、 庐山东林寺如今已是享誉中外的天下名刹,除国内四众信士、四方游客纷沓前来,还常有东南亚及日本的僧俗善士前来拜谒。这与宝刹悠久的历史、秀美的环境、深厚的文化密不可分。与东林寺毗邻,相距约一里的西林寺,建寺略先于东林,二寺的开基创建人又是同门师兄弟,西林寺与东林寺的开创始祖分别为释慧永和释慧远。 慧永慧远都是当时名僧道安大师的弟子。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生于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圆寂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是年亦为前秦太安元年,道安逝于长安,时长安为十六国前秦所据),享年七十二。道安是晋代的名僧,幼时即生有惠根,12岁便出家,受戒后从当时天下名僧佛图澄受业,学成后为弘扬佛法,游历于豫鄂一带宣扬佛教教义,后在恒山讲经布道,翻译佛经,是位著名的翻译家,在佛学领域造诣极深,成为与其师佛图澄齐名的大师,被史家称为“有晋两法师”。而佛图澄偏重于政治色彩,被晋怀帝司马炽尊为“国师”;道安则偏重于学术,对佛教般若学的研究极深,提出“元本”“性空”的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影响极大。慧远就是受这种影响而立志崇佛。道安的一些主张提议得到了普天下的响应,比如他提出:凡佛门弟子应有一个共同的姓氏,以“释”为姓。这个提法很高明,使姓的音义结合,言简义骇,一看便知是“释迦牟尼弟子”者。这个提法被佛界接受,被天下接受,被历史接受,直至今天,整个佛界领域都在遵行一千多年前道安的这个提议。永、远二公就是慕名拜在道安的门下。 慧永,俗姓潘,河内野王(今河南沁阳)人,生于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逝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12岁出家,拜在道安门下,为僧70年,逝后被人尊称为永公。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生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逝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得年八十三。他天资聪慧,少时本习儒,精读六经,奠有扎实的经学功底。21岁那年听说道安大师讲解《般若经》极为精彩,便抱着求学的心情前往聆听,当他听到道安的讲解后,顿觉大悟,当即便立志从佛,拜在道安门下,学佛修行。此后六十余年都投身到弘扬佛法,精研佛学,度化众生的善业上,逝后被人尊称为远公。 慧永与慧远来到寻阳本系偶然,二人途经寻阳,邂逅庐山,都被此处的清幽与灵气所吸引,认为此地足可弘佛布道,便驻锡庐山。这便有了东西二林,二寺的兴建都得到了官府的资助。 当初永、远二公在恒山安师门下学禅时,俩人曾相约学成后去罗浮山布道。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永公先离开安师,打算走岭南去粤海(广东沿海)一带,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途经寻阳,登岸小憩。时为江州刺史的陶范听说安师高足慧永来到寻阳,便邀他游历庐山,在香炉峰下,深谷峡口,丛林掩映的一注清泉从峡谷流出,慧永见此处灵秀,禅心深为所撼。刺史陶范素慕禅道之风,见慧永为此处景致所动,便挽留永师驻锡庐山,并为他建起了僧舍,这便是西林寺之始。 东林的来历比西林更为曲折。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道安大师率弟子20余人在湖北襄阳一带游历传佛,慧远在其中。前秦将领苻丕率军侵扰晋边,遇上道安一行,苻丕深知道安名气,要掳他北去。道安深知为胡所掳,凶多吉少,便遣散身边弟子。他一个个的安排弟子,指明谁应去何方,应做什么,唯独不安排慧远。慧远请留安师身边,随师北去,安师坚决不许,敕他必走。慧远跪地泣曰:“恩师既敕弟子必去,为何不为弟子指明前途?同门师兄弟都得到了您的指点,难道恩师独不为慧远着想?”安师双手合掌,轻声叹曰:“那些弟子,我不得不为他们考虑前途。像你这样的人,用不着我再操心。依你的慧通,一定会自己走出一条新径,弘扬我佛法。”安师说完即被苻丕押去,慧远目送恩师,跪地长泣。后来慧远便去荆州一带宣扬佛法,这期间他听说师兄慧永已在庐山建有道场弘佛,便于太元六年(381年)来到庐山,拜会师兄。一到西林,见山谷空幽,足以息心,不禁赞道“好一块佛地!”慧永也邀他同住西林,共修禅道,慧远便住下了。自慧远来西林,讲经传佛,听众日增,仅三年,因追随他而拜师皈依者达数百人,致使西林有舍少僧多之患。太元九年(384年)某日,时为江州刺史的桓伊特意来到西林寺看望永、远二公,永公便对桓刺史说:“贫僧同门师弟在此弘佛布道,没有道场处所,其随身人员众多,西林狭隘,难容众人。刺史能否为师弟辟一道场,此佛门之幸事,刺史之功德!”桓伊闻言大喜,说道:“安师两高足都在敝邑,此乃敝邑之幸啊!”当即便出资兴建僧舍,更建一大殿,并亲题“神运殿”,规模远超西林,太元十一年(386年)新寺落成,因其址在西林之东,故名“东林寺”。 这桓伊乃东晋名将,曾与谢石谢玄谢琰一道,参与指挥淝水之战,以区区8万之兵,击败了由前秦苻坚统领南侵的97万大军,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桓伊还是一名儒将,且精通音律,颇具三国周郎之风。据传,我国精典古曲《梅花三弄》便是由桓伊最初创作的《三调》演进而来。看来东晋王朝在选拔官吏上颇重官员的文化素质,而不怎么看重你在任上“创造”了多少GDP。我曾思考,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为少数民族割据纷争,战乱频仍,中原地区的各个政权时时都在觊觎东晋,在那段极不安宁的历史时期,东晋朝廷居然能偏安江南一隅,这是不是与东晋政权重视华夏文化有关!文化有时在武力或暴力面前似乎很脆弱,但在能历久这个意义上,靠的还是文化,因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是靠文化来铸造的。 慧远得桓伊之助,建起东林,移入东林道场,开坛讲经,四方信徒纷赴东林,受其沐化,一时盛况空前。永、远二公在修行上各有侧重,慧永重于清身静修,颇具禅隐之风;慧远重于传布教义,颇具道学之风。加之慧远博学健谈,前往拜谒朝圣者络绎不绝,所以东林一开始就比西林显得热闹。这也是文化的引力。难怪有一次东晋北府军将领何无忌到寻阳,特意拜望永、远二公,因随行军众累杂,不便入山,便驻扎虎溪下滩,请永、远二公下山至其军营,以求一会。当时远公已是声名显赫,只见追随信徒(今谓粉丝)百余人簇拥远公,行动山啸,浩荡前来,远公风雅举止令人叹为观止。不一会儿,但见永公独自一人,卷着裤腿,裸着双脚,一手持锡杖,一手拿僧钵,自松间飘然而下,令人顿生飘逸之慨。何将军拜过二公,叙谈一番,恭送二人去后,对左右慨然叹道:“远公风雅气势让人震慑。但永公清逸之气却多于远公。”何无忌是东晋晚期的名将,北府军是东晋王朝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部队。北府军的主将原为刘牢之,何无忌与南朝宋代的开国皇帝刘裕原本都在刘牢之的麾下,何还是刘牢之的外甥。当桓玄反晋时,刘牢之叛晋投桓,何反对刘牢之此举。后来何无忌成了帮助刘裕讨灭桓玄、继而禅晋建宋的得力助手。何对永、远二公之评可谓见解独到。 慧远对于佛教最大的功绩是创立了净宗,在整个佛教领域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一个门派,从而丰富了佛学文化的内涵。东林寺便是佛教净宗的发源地,这也是使东林寺名播天下的原因之一。慧远创净宗是以缔结莲社为始。莲是佛界崇尚的物种,以其清濯净洁之质而受佛界教徒信士之尊,佛祖释迦牟尼的神座便是莲座,这是佛界刻意的设计。慧远是从佛学(一种哲学思想)的角度,把佛教倡导的清心寡欲同莲的净洁不染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缔结莲社,形成净宗。莲社之旨,净宗之说,不仅吸引了佛门信徒,还得到了当时一批名儒的附和。这表明莲旨净说是一种高雅禅理,一出台便得到了知识界上层人物的认同,它是一种高精的思想,是一种高雅的文化。像刘程之、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这些名流甚至成为莲社的骨干成员。 刘程之周续之与陶渊明被称为是“寻阳三隐”。能与陶渊明挂连在一起并博得一种称谓,当知刘周绝非泛辈。刘程之(351-410),字仲思,号遗民,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不但人品志趣与陶相同,生活经历也极近相似。刘曾作柴桑令,后辞归故里,晚年隐迹庐山,与陶辞彭泽令隐居乡里相同。俩人都有安于隐遁,不慕荣利的情趣。周续之(356-423),字道祖,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因五胡乱华,为避战祸而过江,居豫章(今南昌)。为人性情淡泊,不羡名利,甘隐山林,潜心读书。司马晋与刘宋都曾请他出仕为官,均被拒绝,行为品性为时人所高。陶渊明就用不着再作简介了,这位名荡环宇声贯古今的大家,一千多年来,不要说中国人,随着中国文化的外传,如今许多外国人都知道他,了解他。陶渊明作为文化巨子,是九江的骄傲,是中国的骄傲!刘、周二人入慧远所结莲社,陶本欲入,因性嗜酒,故此而未入。陶公平生两大好,读书与饮酒,纵穷,那酒是离不得的。陶未入莲社,但在中国文坛上,陶与慧远留下了“虎溪三笑”的佳话,这段佳话的核心也是儒佛交融的一种美丽。 宋炳(379-447),字少文,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少年习儒,成年后受清谈影响,精于玄理。爱山水,精诗文,雅好音乐,善鼓琴。后来到庐山,崇拜慧远,常与雷次宗到东林寺听远公讲禅、诗、礼,后来加入莲社,遂全清世之志。雷次宗(385-448),字仲伦,豫章(今南昌)人。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庐山温泉的文章,文中提到“第一个指出庐山温泉准确位置所在的人是南朝宋时的雷次宗”,这是《豫章记》里的一句话,直接摘下来,当时我对雷次宗的材料掌握的不多,《辞海》《辞源》亦无雷次宗辞条,故文中对雷未作简介,只是发了几句感慨。后来读《中国皇帝大传》,看到了一点关于雷的信息,知道他是南朝宋时的大儒,曾为南朝齐高帝萧道成的老师。最近读《名僧高贤传》,方知他是当时天下的名儒,不愿为官,终身以授学为业。他年轻时因仰慕慧远,来到庐山东林,听远公讲莲旨禅义,大为赞叹。慧远在东林并非专讲佛禅,他还善于把儒家精典融于佛理加以阐述,例如他讲解《丧服经》就把《礼记》的内容融于佛典之中,雷次宗曾听远公讲解此经,后来还著了一部儒学名著《义疏》。慧远的佛典《丧服经》参有儒理,雷次宗的儒典《义疏》参有佛理,都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精典之作。 慧远与谢灵运交往至深。谢灵运(385-433),祖籍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晋代有王谢桓庾四大家族,灵运系谢氏一族。晋室南渡,北方世家大族随之南迁,谢家便来到江右,定居会稽(今绍兴)。谢灵运是南朝宋代的著名诗人,他确具才气,也因此而一向恃才傲物。说来奇怪,他游庐山,到东林,一见慧远,心中竟腾起一股“肃然生敬”之感。在与远公促膝相谈之后,对远公更生一种敬佩之情,二人遂成忘年交。因受远公影响,谢后来还热忱好佛。义熙十二年远公寂化,谢灵运以悲恸之情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远法师诔》,(诔是我国古代专为亡人而写的一种文体,形同于祭文,又有异于祭文。祭文重于情感的抒发,诔重于理性的评价。)谢在诔中说远公在庐山是“怀仁山林,隐居求志”,深刻指出远公不是简单的寓情于山水,而是在此弘扬佛法大道。此语真是点出了远公心迹真谛。 慧远在东林还潜心著述,根据梵文佛典的“泥洹常往”说,融合本土文化“修身益寿”说,著出一部儒佛文化交融的精典之作《法性论》。“泥洹”是梵文词汇,意思是指生与灭、灭与生,与佛教用语常说的“涅磐”大致义同。佛教认为“人生是六道轮回”,并认为这是一个重复苦难的过程,这就叫“泥洹常往”。因此佛旨主张:人一旦来到世上,一定要行善积德,只有当善行足了,德积厚了,才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才能避免苦难的重复。往生乃佛界术语,对于人亡,我们谓之死,佛界称往生,认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慧远依据这些佛说,结合本土传统文化强调的“修身养性”说,提出“法常”(佛法的永恒)“性空”(贪欲的空无)的观点,强调应遏止贪欲以全法性,整体上有一点儒家的“克己复礼”的意思。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读到《法性论》,概然叹道:“中土原本没有佛理的精典,而这部书就是啊!”我揣度,慧远著《法性论》,有没有这个意思,靠行善积德来避免苦难而走向极乐(一种心灵上的快乐与安宁),这并不是印度文化的创造,我们儒家精典早就有了这种思想!当然,慧远并不排斥外来文化的营养,他是善于把多种文化融合并提取精髓的能手,正因如此,才使他在文化领域里获取成就。 慧远作为佛界一高僧,并不单纯崇佛,不像董仲舒作为儒生而“独尊儒术”,(其实董仲舒也非地道的“独尊儒术”,其人崇尚谶纬之学,有悖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之道。)慧远对多种文化包容并蓄。他与殷仲堪(东晋名臣,官居荆州刺史)在松涧间谈《易》,竟达终日;与谢灵运谈诗是“不觉日影西移”;与陶渊明畅言竟忘形而过虎溪……他在东林虽迹不入俗,影不出山,却招来群贤毕至。他是多元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不单是佛界的一位高僧,亦是文坛的一位大师。 慧远在东林的造诣与声望,还吸引了异域他邦的高僧大德,像印度高僧佛驮耶舍,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都曾慕东林净土和远公之名,来到庐山东林寺,与远公同席论禅,共布佛道。 佛驮耶舍,罽宾国(古西域国,在克什米尔,今属印度)人,13岁出家。佛驮跋陀罗,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人,幼时父母双亡,少时出家。根据《高僧传》所介,二人后来都有一个汉化僧名(法号),佛驮耶舍叫觉明,佛驮跋陀罗叫觉贤。二僧后来都东游到长安,时长安为后秦主姚兴所据,姚兴崇佛,当时在长安广修佛寺,供僧三千,并把鸠摩罗什接到长安,翻译佛经。这鸠摩罗什原籍天竺(印度)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是当时享有盛誉的高僧,翻译家。佛驮耶舍与佛驮跋陀罗来到长安,拜在鸠摩罗什门下,学习佛经,后来都成为译经高手。东晋末义熙年间,二僧先后来到庐山,朝东林,拜慧远,三高僧东林聚首,共探禅理。在佛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据《僧谐录》载:某日,三圣聚东林,坐虎溪樟下。慧远曰:“此樟吾手植。”觉明(耶舍)曰:“此木终将朽。”觉贤(跋陀罗)曰:“我辈之躯终将朽。”慧远曰:“佛言‘物尽神不灭’。人木虽朽,求其神存。”这个故事的大意是,有一天,慧远、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三位高僧坐在东林寺前虎溪旁边的一棵樟树下(此樟今犹存),针对“木将朽”“躯将朽”言,慧远说道:“佛典告诉我们,一切物体都会有消亡的时候,但佛的精神将会永远存在。我们人和这棵树虽然总有一天将会不在,我们应追求的是要努力创出一种精神使其永存。”这就是“三僧话禅”的典故。我想我们应该这样的来理解慧远所说的“创出一种精神”指的是要“创出一种文化”,我认为慧远在东林努力所做的正是这一工作。“三僧话禅”典亦成佛门佳话,与“虎溪三笑”的文坛佳话一样意义深远。远公还派弟子法净法领从二高僧学习梵文,为东林独立译经奠定基础。佛驮耶舍还加入了远公所创的莲社;佛驮跋陀罗崇净宗,传莲教,并在庐山香谷(锦绣谷下)建舍,布道译经,最后寂化于庐山。现今东林寺内存有其墓塔,称“佛驮跋陀罗尊者塔”,静立在寺内西侧的小山岗下,苍木环围,庄静肃穆,堪称东林寺内一历史名迹。 慧远在东林从事的是佛教事业,致力的是文化事业。他本人儒学功底深厚,佛学悟性慧通,加之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本身就是一位大学者。在佛教上开创净宗,在学术上著书立说,在我国佛教与哲学史上自然形成了自己的地位。从当时本土大儒对他的仰慕交往,外国高僧对他的崇尚拜谒,足证他的造诣与声望之高。他的全部努力都是在致力于儒佛文化的交融,使东林成为多元文化的基地,应该说他的努力是有成果的。正如其恩师道安所说,“依你的慧通,一定会自己走出一条新径,弘扬我佛法。”他没有辜负恩师,他做到了这点。 释慧远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初六寂化于东林,众弟子悲不敢泣,围而颂经。佛教的义旨是人逝时,亲友不能哭,认为亲友的哭声会唤起亡灵的杂念,这样他便不能走向极乐,而落入轮廻。我辈认为,亲人逝去,亲友悲泣,这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这情感是抑制不住的。而佛教在这点上所倡导的是对情感的抑制,而情感往往是人性的展现,硬性抑制情感是不是抑制人性?人亡故而亲友不能哭,这到底是佛说的高妙还是我辈的浅俗?对此我在十年前曾说,“一种学说,如果倡导灭绝亲情,不能被认为是个好的学说。”这可能是我读佛不深的俗见。远公遗骸被葬在东林寺西边一个名叫西岭的山岗上,如今已围入东林寺范围之内,成为东林之内又一历史名迹。远公寂化的前两年,释慧永在西林寺坐化,其骸葬于西林寺南边虎溪之畔,当地人称此墓为“祖师坟”,其墓新近被西林寺现住持觉海法师修茸一新。永、远二公都是由后世皇帝追谥的高僧,慧永被唐玄宗李隆基追谥为“觉寂大师”,慧远被唐宣宗李忱追谥为“辩觉大师”。 把佛教神话的人喜欢说佛法无边。其实作为一种文化,是佛学无边,禅理极深。慧远在东林,后半生的30余年致力的是一种文化建设,使东林寺一开始便是一个文化高起点。此后的一千多年,东林寺几衰几毁,唯独文化不衰不毁。这就是文化的永恒,而给这种文化注入生命力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如今西林寺的名气小于东林,是因为它的文化打造逊于东林。有了文化,就像被大火烧后的废墟里还有火星,一有条件和机会它又会腾然而焰。一切物质的辉煌都有顶点,唯独文化的辉煌永远没有顶点。 本文参阅资料: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 南宋·释志磐《名僧高贤传》 薛贻康《两晋史略》 王大建《南北朝史略》 《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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